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现代性话语大面积进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之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之间的错综关系就一直困扰着学者们，也激发出学者们的探究热情，例如逄增玉教授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李怡教授的《现代性：批判的批判》、杨春时教授的《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等学术专著都曾对此问题做了较有创造性的研究。但是既有的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诸种反现代性还是缺乏清晰的学术厘定，对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也缺乏系统的梳理。有鉴于此，武汉大学文学院汪树东教授的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现代性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在充分汲取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以开阔的学术视野系统地梳理了立足于文化保守主义、审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革命意识形态和超越精神五种价值立场上的反现代性书写，展示了其本质特征、演变历程及其现代性批判的意义和局限，并把握住了各种反现代性价值取向之间的联系和异同。应该说，该论著较好地厘清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复杂纠葛，能够引导人们更好地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价值立场，辩证地看待启蒙现代性的积极意义和负面因素，从而为现代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该论著共分为七章。绪论部分气势恢弘地阐述了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和反现代浪潮，指出所谓的反现代性针对的是建立在线性时间观之上、具有明显的世俗化与理性化特质、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启蒙现代性，随后鸟瞰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寻之路，在此基础上对文化保守主义、审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革命意识形态和超越精神五种价值立场上的反现代性书写做出了简明扼要的阐释。主体部分共五章，对应于五种价值立场的反现代性书写，先是宏观阐释该种反现代性书写的缘由、特质，然后选取典型的文学史现象、作家作品加以深入阐释，最后明确该种反现代性书写的意义和局限。结语部分整体反思反现代性书写的意义和局限。整部论著贯穿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不受文学体裁的限定，理论思辨色彩浓郁，作家作品分析细腻独到，呈现出三个鲜明特点，值得关注。

一是重新厘清了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复杂纠缠，澄清了一些不必要的文学史误识。毫无疑问，启蒙现代性建构了现代社会的主体构架，是现代人最认同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曾趋之若鹜。但是该论著却通过宏观考察和细部甄别，勾勒出了现代文学中五种鲜明的反现代性书写，完全颠覆了那种认为现代文学缺乏现代性或者现代文学缺乏反现代性的学术定论。若把该论著所论及的五种反现代性放置在历史纵轴中来看也非常富有启发意义，文化保守主义是站在前现代立场上反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是在现代性的框架内反启蒙现代性，革命现代性则是在现代性框架内既反启蒙现代性又反审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是在后现代立场上反现代性，至于超越精神则试图在历史维度之外的超越立场上反现代性。一旦明确了这种学术思路，我们的确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文学史误识：例如沈从文曾被当作审美现代性的代表作家，但是该论著视之为立足于道家立场的文化保守主义；20世纪革命意识形态影响的左翼文学、红色文学往往被视为一种新古典主义，但是该论著把它视为反现代性的革命现代性文学；张承志、史铁生、北村等具有宗教情结的作家往往又被视为审美现代性的作家，但是该论著在超越精神立场上来理解他们。这样的学术立论无疑更符合现当代文学的实际情况，也更具有启发性。

二是能够辩证地对待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意义和局限，能够结合国情实际，肯定启蒙现代性的积极价值，富有现实关怀意识。无论是作家还是文学研究者，都很容易质疑现实，痴迷远方，美化往古，或者憧憬未来，因此文化保守主义、审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反现代性书写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始终不绝如缕，有时甚至发展成蔚然大观；反倒是张扬自由、民主、平等、科学、进步的启蒙现代性步履维艰，履遭阻击。因此该论著作者一方面充分肯定各种反现代性书写的意义，另一方面更是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指出推进启蒙现代性的必然性和紧迫性。例如针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反现代性书写，该论著指出其可以对现代性自身的残缺获得一种自觉意识，促使现代文明的健康发展，也有助于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自信心；但是另一方面，该论著也很清晰地指出，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于文化民族主义，很容易造成对中国的真实需要的遮蔽，每每发现现实困境时，总是归罪于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溯源于传统文化的断裂和失落。应该说，这种对文化保守主义的论说是高屋建瓴，一针见血的。因此，最后该论著说：“要确立反现代性的真正地位，前提还是要确立启蒙现代性的主导地位。只有启蒙现代性建构出了现代文明的主体构架，文化保守主义、审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革命现代性等的反现代性，才可以确立自己相应的地位。只有在启蒙现代性框架里，反现代性的诸种价值立场才能够作为装饰、辅助、补充、矫正等，对启蒙现代性起到相应的作用。……如果反现代性试图脱离现代性的前提和背景来为社会立法，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的话，那么现代人势必会落入万劫不复之境。”考虑到专制文化基因在中华文化中的悠久存在，启蒙现代性在华夏大地上确立过程的万般艰难，这样的学术论断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

三是在世俗化时代张扬超越精神，重申信仰的重要意义，把人文精神推进到更高的层面，从而为现代文学指明了精神方向。论者的学术之路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深受当时人文精神讨论的影响，对现代文明的世俗化浪潮之弊端感触颇深，因此该论著第五章如此高调地弘扬超越精神，似乎在回应20余年前的那个时代风潮。不过，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的，“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启蒙现代性的真正局限也只能从超越精神立场上才能洞若观火。该论著通过分析张承志、北村、史铁生三位当代作家在超越精神立场上的反现代性书写，告诉了我们现代人的终极困境，瓦解了启蒙现代性肤浅的乐观主义和进步主义，展示了人对终极真理的渴望，戳穿了启蒙现代性的世俗化、欲望化、物质化的文明幻象，并再次复兴了神秘主义信仰，为被现代性祛魅的世界再次复魅。应该说，现代文学的真正出路还是重新确立超越精神，激活个体生命的灵魂维度。

整体看来，汪树东的论著《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现代性书写》选题新颖，结构明晰，逻辑严谨，打通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学科藩篱，跨越了文学研究界惯常的体裁壁垒，汇融了学术界的既有成果又有所创新，具有重要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意识，洋溢着鲜明的人文精神，对于推进现当代文学的整体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