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九十年代以来被批评界称为“新散文”或“新锐散文”的一代作家，如格致、宁肯、祝勇等人的写作，极大地更新了当代散文写作的语言与文体。这一命名至少在纯粹描述的意义上注意到格致等人写作的新异之处。如果说人们曾经把文学视为“史之余”，散文似乎就是“文之余”，似乎散文是小说之余，诗歌之余，思想之余，然而现在，在格致等人的写作实践中，新散文一改长期以来散文的闲适风格、杂谈风格、掉书袋子风格、意识形态化的抒情习气、真的或假的前朝遗少口吻、真的或假的投枪匕首姿态，散文（随笔）或许开始了一种复归小说之始、诗歌之始、思想之始的努力，或许可以不再是小说、诗歌、散文三分法中的一种弱化形式，而使散文复归于人文写作的综合性文体。它既可以运用小说的叙事元素，又能够像诗与哲学那样聚焦于语言自身及其意义的探询。

对此，格致的写作显示出一种充分的警醒与自觉，她在《有毒的语言》一文结尾处如此写道：“我要说出那些让我恐惧的噩梦。我要说出来。在说出来之前，我要先把它按住，然后注入语言的毒液。什么样的噩梦都将死去，它们再也无法伤害我。”格致在这里说的是一种对付噩梦的个人方法，一种来自母亲传授的满族人祖传的方法：在早晨，“把噩梦用自己的语言复说一遍，那么这个预谋的噩梦就被瓦解了”，她以此消解“噩梦的恶”。这一民族习俗中有着深刻的洞见，它的一个洞见是关于语言魔力的，一个是关于语言在何时说出才是最有效的，必须是在最早的时刻、在早晨、在噩梦初醒时分，必须是清晨的语言。为什么必须如此？或许这一时间要求意味着，噩梦刚刚结束的时刻讲述才是真切的，更重要的洞见或许是，防止噩梦侵入生活，防止恶、防止恐惧变成人的无意识。这一民族习俗的最终洞见指向生活之恶的破解。这一方法或许正是作为作家的格致所采用的文学叙事策略，用“语言的毒性”破解令人恐惧的生活世界的噩梦，格致将一种民族习俗——一种清晨时刻讲述噩梦的语言——极其智慧地转换为一种语言疗法，一种文学治愈法，一种话语修辞学。格致不仅敏感于生活中的恶，也极其敏锐地洞察到恶的脆弱性，正如她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看来噩梦是一个脆弱的秘密。它怕被说出去。它的恶需要小心地护佑。它怕人的语言的毒性。”这一见解极其精辟，其实这就是精神分析学的全部核心，也是社会伦理学或政治伦理的全部秘密。这一核心就集中在恶在护佑下成为人们心中的永久秘密还是在语言的毒性中、在语言的公开性中被消解。我们可以把格致的写作视为一种致力于打破噩梦的隐秘性的一种社会伦理学的努力，就此而言，格致的写作具有一种精神分析的意义。当然，这一分析不是俄狄浦斯情结之类，但却与个人记忆及社会心态的原始创伤即与恶的隐秘性密切相关。

格致是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散文家，小说与散文共享一些基本元素，即共享故事与话语。但小说与散文在如何将故事与话语组织起来的方法显然不尽相同。一般而言，小说将话语组织进故事，话语服从故事的逻辑；散文则将故事组织进话语，故事服从话语的逻辑。在此意义上，格致处理故事与话语的方式主要是散文的。（但也必须说，这一区别早已被现代小说比如普鲁斯特以来的小说所打破。为了叙述的清晰性，我们姑且临时接受这一故事与话语的二分法。）在叙述一段往事的时候，格致常常在需要接着讲述故事的时刻停下来，以便把她制作的“语言的毒液”注入故事或噩梦，因此格致虽然拥有故事却不是一个致力于故事的人，一个敏感于内心生活却不是一个写作抒情文章的人，她是一个一边叙述经验世界一边为其叙述注入话语、即为生活世界解毒的人。在格致的写作中，话语的成分或话语的审美重要性常常超出了叙事的部分，这也意味着，生活故事与原初经验具有伤害性，而作家独特的话语则是消解其生活之恶的具有治愈作用的因素。

《替身》所叙述的经验世界或许足以构建出一部长篇小说，在作者所描写的乌拉古城，疾病依然像无数先辈那样求助于“大神”（巫医）的治愈。这个故事涉及到病人、母亲、巫医，仿像的制作者，众多乡亲和仪式的参与者；还涉及到与看不见的世界的诸种联系：涉及与巫医、母亲合作的神和仙，涉及梦幻和恶魔、噩梦；替身这个故事的叙述涉及整个乡村社会及其疾苦，乡村的现实和它的神灵观念。然而格致的意图似乎不在于讲述故事而是着意从故事的叙事结构中提炼一种治愈性的话语。这是在伤害性的生活经验和治愈性话语之间平衡的寻求。比起小说的叙事来，格致对这个关于替身的叙事更侧重于“话语”，即在一个生活世界的噩梦中注入具有解毒作用的“语言的毒性”的话语行为。

在《替身》一文中，为生病的孩子制作一个（由木头棉花棉布等材料做的）替身，并在仪式中将之送上天、送到索要她的王母娘娘身边，伴随这一故事的生活世界、伴随着这一故事的仪式、信念与习俗或许是一个常见的人类学现象，而对于格致来说，她的叙述意在发现伴随着这一故事的潜在话语，这一话语或一滴语言的毒液并没有在过去时代的类似故事的叙事中得到提炼。如果说格致在讲述一个人们并不十分陌生的故事时有着独特叙述魅力的话，恰恰在于她对伴随着这个故事或隐含在这个“替身”故事之中的深层话语的提取。我们不要忘记对格致来说这就是在提炼一种真正治愈性的“语言的毒液”。“替身”给叙述者带来的话语启示一开始就被如此准确无误地揭示出来：“我是一个复数。有两个我同时在这个宇宙中存在，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在地上、在人间的是我；在天上，在天堂的是我的替身。我的替身就是我的复制品，是另一个我。她被送到天上去了，替我在那里司职。这样我便得以在地上的人间活下去。……而我们的生命一直是由不得我们自作主张的，可我得天独厚，恰有一个自作主张的机会。我的决定同我的生命形式的预先设定相悖，我实际上是个逃犯。”显然，格致从前现代社会的生活习俗中发掘出一种特别现代的认知，她像一种哲学写作那样，揭示出主体和拟像，复数的生命主体，可以分解的自我……这样一些特别现代的概念隐含在传统的信念与生活习俗中。

在《替身》中，并非只有患病的“我”是一个复数，故事中的其他人也同样是一个复数的存在。关于母亲，格致写道：“但母亲不是一个人，她知道自己的肉身不是天上的王母娘娘的对手，于是母亲召集了她熟悉的、一直护佑她的、让她信赖的地上的众神和众仙。”从巫医治疗制作的“替身”这一故事原型出发，格致发展着人的替身或复数存在这一主题，或者说，发展着人的“符号性”存在或被时下常常称作“踪迹”的思想性主题，这是一个精神分析学的主题，也是一个哲学主题。同样，在悲伤的境遇中，母亲还把她的复数特征赋予了死去的父亲：“在父亲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母亲从我们黑而亮泽的头发里发现了父亲。……父亲从我们的每一根头发里现身，而我们的头发又何止千万。那么，我们的父亲就是无穷的，他充满了我们的生活，他无处不在。而这些我们不知道，十岁的孩子不知道，只有拾起地上的头发的手知道，只有母亲知道。母亲突然就找到了父亲，找到了父亲的藏身之地。在母亲眼里，父亲的藏匿变不出多少花样：他在女儿的发丝里，在儿子的步态中，在所有孩子说话的声音里；母亲从大儿子的眉宇间看见了父亲，又从二女儿的手指尖发现了父亲的踪迹。母亲发现了这一秘密后，就停止了悲伤的哭泣。父亲没有离开，他只不过在同母亲做一个游戏。他藏起来了，故意让母亲着急，然后寻找。父亲又将自己分成七部分，存放在七个孩子的身上。……父亲放在我这里的是他黑而亮泽的头发。母亲小心翼翼、不慌不忙地捡拾着那些被我们随意丢落的父亲的颗粒。母亲在拼凑、在搜集，她相信她最终能将我们的父亲，散落在七个孩子身上的曾经破碎的父亲，聚拢成一堆……”，通常，在叙述者开始讲述生老病死故事的时刻，格致的叙述发生了有意为之的“偏离”，她转向了一种充满情感因素和心智因素的修辞活动，转向了具有思想意味的语言或思想话语的发现。这是利用故事要素或小说成分而又区别于小说的一个岔路口，一个语言上的界标或路标。不难发现，这种对故事叙述的偏离正是格致散文语言的魅力所在。格致从话语中发展出一种与故事本身不同的意义逻辑。如果说故事是悲伤和伤害性的，格致的偏离所产生的话语就是慰藉性的与治愈性的；如果说生活中的苦难是一种噩梦，格致所注入的“语言的毒液”则是对噩梦之恶的破解。

在《替身》中，格致将“替身”、拟像、化身等主题发展至生活叙述的每个领域，使之与神话叙事之间产生了一丝不易觉察的联系。自不待言，巫医或“大神”自身就是一个替身，一个化身，一种不可显现之物的显形，被叫做大神的巫医“用一个肉身凡胎，盛装一个飘然无形的神仙，他们的肉体因此极其痛苦。神可能极其庞大，潜入一个弱小的人体十分吃力……”。实际上，不仅大神如此，每个人的肉体生命与他能够承载的“天命”或人所渴望的生命意义相比，都显得十分脆弱、易于陷于病痛或被毁灭为碎片。然而，真实的努力即在于通过散落的碎片，将生命的意义凝聚起来。在格致的叙述话语中，“替身”不止一个，“化身”也不止一种。格致写道：“长大后，我迷恋丝绸和长发，迷恋母亲的过去。那是皮鞋踩在青砖地上的生活；那是穿丝绸旗袍和长筒袜的生活。……我在一点一滴地复活母亲，如同小心地粘合一个打碎的蓝花瓷瓶。”在格致笔下，主体的双重性或多重性并非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或神学问题，而是弥散在生活世界中的疾病与治愈、痛苦和安慰的秘密。

在《告诉——格致工作记录本》中，我们看到的是各色人等怎样把他们房前屋后的树当作各种问题的“替身”与“化身”，事实上，那些被要求处理的树并没有真正成为他们面临问题的焦点，树既没有与疾病、失眠、恐惧有什么瓜葛，也不会与失窃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然而格致像精神分析家一样记录了各种各样的对树的指控。树充当了人们内心的各种困扰符号，树不幸充当了人们内心困境的临时符号、踪迹与象征，显然，这些象征符号比大神与算命先生的符号还更不靠谱，但似乎人们以为他们的困扰会因为树的消失——消除这一不安的符号——而得到解决。在这部选集《风花雪月》中，格致对生活世界中的语言问题、身体与事物的各种符号有着极其敏感的认知与表达，就像她在《第一束花》《庭院》《转身》等作品中所描述的，每一种微末的事物与存在都是一种治愈的力量，其中都蕴含着一滴语言的毒液。《转身》这一篇章所描述的正是通过具有精神分析意味的话语促使一个犯罪嫌疑人所发生的命运的“转身”，在暴力将要发生的一刻，受害人在一瞬间机智地扮演了母亲或母性的角色，而将施暴者转化为天真无辜的孩子，她将深藏于个体施暴者心中的主体的双重性向这个人自身揭示出来。与一般的散文或小说叙事不同，格致知道她的力量在于从叙事中提取“语言的毒液”，她总是悄然偏离了故事，转向生活世界自身蕴藏着的语言、符号、表征，将生活世界自身的种种意义契机熔铸在她的语言中。格致的语言总是携带着穿透感性经验与思辩界限的力量，携带着一丝令人颤栗的美感，或许是语言的一滴毒液，就像《站立——一位病人的疾病治疗史》一文所显现的，在她看似单纯的描写文字中也依然具有雕刻般的手术刀的准确力量。她以极其残酷的方式描写着比巫医更加野蛮的革命时期意识形态化的“科学”治疗方式给一个病人（故事中的主人公“我”）带来的一次比一次更加深重的灾难，揭示了比疾病史更不幸的“治疗史”，通过“疾病治疗史”或受害史的描写映射出一个时代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史；在这个病人身上，他的家庭所享有的社会特权也极其悲剧地转化为特殊的受难。与治疗史的叙述同时，格致也描写着一种现在，即在餐馆里交谈着的这个男子摔倒后一次比一次更加艰难的站立。在这个叙述中，还有另一种站立，是残疾人在心理上站立的努力。格致的语言旨在穿透感觉的不同层次，从认知、情感、心理到生理，似乎她经过了一场痛苦的锻造，格致的语言有着穿透神经的力量，传递着与不同的感觉器官有关的感觉经验。在格致所描写的一种触觉、一种气味、一种声音、一种沉重的躯体重量之间，似乎感觉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领域，都有一种与其他层次与领域相关的渗透手段，构成了对病痛体验的神经性的、令人感受到抽搐和痉挛的感知时刻。这个从巫医到民族医学尤其遭到极不成熟的“科学”治疗史所严重摧残的身体，在格致的语言中产生出一种压迫性的过度在场感，产生了一种类似于歇斯底里式的痛苦效果，让人感知到一种伤害的刻骨铭心。在格致的话语中有一种多重感觉的逻辑，它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是心智的也是非智力的，在每一个感觉领域中穿过一切其他的感知层次和认知逻辑。

格致的语言是独特的，她从不满足于真切地再现式的语言，她寻求着语言致使世界与感受发生变异的力量，制作着语言的毒液。换句话说，格致的写作探询着噩梦之后最及时的清晨的语言，寻求着语言自身的精神治愈功能。格致的精神分析话语及其书写有着多个层面：除了《替身》等通过具有民俗学意义的故事所进行的文化心理透析，还有在日常生活境遇中对物的话语或物的语言的分析，就像《转身》中对肢体语言及对“楼梯”所蕴含的物的语言的分析，在《利刃的语言》中对卖瓜人的肢体语言尤其是“刀”的语言所做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物的语言的社会意义。看来故事服从话语并非发生在格致散文中的安排，也发生在现实社会与日常生活中：人们怎样不得不听命于物的语言，听命于肢体的语言，肢体被延长被强化被金属化被电子化的语言，甚至不得不听命于物的语言的暗示。或许，在格致看来，噩梦般无意识的物的语言之恶的破解依然需要一种被清晰叙述的语言，一种清晨的语言。

在前面已经提及的那篇与疾病有关的精彩而充满身体语言与触觉力量的文章《站立——一位病人的疾病治疗史》里，再次显现了作家对语言的辩证力量、对感觉力度与强度的锻造能力。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格致这样描述来她所心仪的那无处不在的用以解毒的语言：“街上传来打板的声音，梆——梆——梆——算命的不吆喝，他们——那些算命先生，用敲击木板的清脆声响将自己的买卖同卖豆腐脑的划清了界限。走街串巷的小贩，从不羞于自己发出的市井之声，他们担子里担的是瓜果、菜、豆腐脑。这些物质的商品，需要语言的有力辅助，而算命先生贩卖的是语言本身。他们将那些待售的语句整齐地码放好了，每句话都标明了价码，然后用一块干净的湿毛巾严严地盖上了。在买主拿出钱币之前，他不能翻动这些语句，要是风吹进来，词语就会风干，甚至会不翼而飞。在困境面前，算命的找到了辅助之物——两块物质的木板。木板能够发出响亮的声音，这神奇的声音不是语言本身，却有着毫不逊色的号召的力量。”这些描述足以显示格致散文叙述话语所具有的独特的精神分析学属性与符号学特性。在这里，格致对传统乡村的社会心态和这一心态在现代社会的变形记进行着一种不动声色地精神分析。算命先生的签、那些先验的语句如果有着应验的力量，一定与普遍存在于人们心中或无意识中的各种各样的神意“符号学”、命运“踪迹”和“象征意识”有关，无论是《替身》里的大神还是《站立》中的算命先生都使用着这一符号系统，它们通过对一种更神秘的存在之暗示而发挥其意义功能，而格致的写作则通过她对生活世界及其无意识的象征界或想象界的广泛的回应能力，对社会心理进行着具有现代意义的精神分析与心理治愈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