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年来，“70后”作家逐渐走向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中心舞台，在这个群体中，叶炜是较为独特的一位，无论其写作姿态、叙事形式、主题领域还是艺术特征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在叶炜的小说创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宏大社会主题的持续探索和对现实主义风格的坚守与突破，这种艺术取向在“70后”作家中独树一帜。由于文学市场的需要，含混暧昧的道德立场、游走于边缘的性爱叙事和快速行进的叙事节奏业已成为主流，叶炜则始终以自己的节奏、不疾不徐地书写着自己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批判性的文化立场使其创作与流行文学保持着明显距离。这种姿态使得叶炜的创作虽并不特别显眼，但其厚重的文化含量和思想意蕴值得重视。

叶炜的小说创作从青春校园题材起步，“青春三部曲”《大学.com.狼》（2008）、《大学.com.羊》（2008）《大学.com.城》（2018）是其中的代表作；之后，叶炜转向社会书写，创作了“乡土中国三部曲”（《福地》《富矿》《后土》，2015）与“裂变中国三部曲”（《山西煤老板》《糖果美不美》《贵人》），形成了小说艺术的转型与突破；2018年，叶炜出版了动物小说《狼王》，其创作的“转型时代三部曲”（《裂变》《踯躅》《天择》）也已陆续出版。在这十几部长篇之后，叶炜的书写视野、美学模式与文化立场已经基本确立，其创作个性也到了需要梳理总结的时候。

总体来看，叶炜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对小说形式的不断探索与创新、对城乡文化互动关系的深刻反思和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坚守与突破，这些层面共同形成了叶炜小说尖锐的美学立场与批判姿态。在二十世纪后半段的历史时空中，叶炜的这些特色当然来自于丰厚的社会历史土壤，尤其是当代的城市化进程对其创作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因此，这种创作状态又具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除了作为当代文学创作的典型个案之外，还能够留存当代社会进程的丰富信息。

一、形式探索与主题演进

叶炜近几年的长篇创作厚实凝重、气象阔大，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追求与独特风格。难能可贵的是，在形式创新方面，叶炜用力颇多。这种创新既体现在单篇小说内部，也体现在对长篇小说三部曲体式的突破上。两者合起来体现了叶炜对长篇小说的结构、功能、语言、形式等方面的探索与创新，共同形成了属于叶炜的小说诗学。这些创新维度服从于叶炜通过小说重构历史、解析现实的艺术雄心，也形成了叶炜小说向时代精神深处掘进的独特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叶炜有着自觉的形式意识，将叙事探索视作自己创作生命的本质。“写作是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绝对不能自我重复。青年作家要敢于挑战各种类型的创作，在不断的挑战中积累经验，寻求自己的闪光点，写出最满意的作品出来。”[①]作为青年作家，叶炜将不断挑战各种类型、各种形式作为自己写作的必经之路，将创新作为写作的应有之义：“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长篇小说创作需要不断创新，对于一个青年作家而言，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青年作家要有不断冲破传统的勇气，敢于创新，善于创新。”[②]某种程度上，创新性是衡量一个青年作家创作艺术价值与发展空间的最重要标准，而叶炜则始终在这个方向上以一部部作品不断实现着对自己的突破。

“青春三部曲”聚焦于大学校园里的形形色色情爱故事，以其展示当代中国社会缤纷杂乱的爱情观念和欲望形态。三部长篇形成了总体视角，但各自之间也有明显区别。《羊》以女大学生方子寒为线索，聚焦的是贫困女大学生在男人的欲望中“羊入虎口”，通过献身来达成自己的奋斗目标，采用的是学生视角；《狼》以著名作家王闲云为视角，描述他从省作协副主席到大学教授的转变过程，并揭示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与病态；《城》以美术系大学生、小有名气的校园作家周迅迅为线索，以大学生校外租房为主要背景，展示大学生的情感状态与精神虚无。这三部长篇互相补充，形成参差互现又复杂多维的叙事视角，共同组成对当代大学校园内外师生的生活与精神的全面覆盖与深入塑造，折射出知识分子精神的衰落、陷入情欲的畸形爱情观念和人文精神的日渐式微。三部长篇关注的是同一个社会现实，不过采用了不同的切入视角和叙事手段，由此而形成一幅当代社会精神生活的“浮世绘”。在单篇作品中，值得关注的是《城》。这部长篇分为上下两篇，分别命名为《故事新编》和《朝花夕拾》：上篇共五卷，讲述周迅迅在现实中的情爱历程，以《伤逝》《呐喊》《彷徨》《花边文学》《准风月谈》为名；下篇共四卷，讲述的是周迅迅过去的情史和成长经历，分别以《野草》《热风》《两地书》《坟》为名。整部长篇重塑了周迅迅从朴素的乡下少年到玩世、玩情、玩弄异性的大学生的转变过程。以鲁迅作品为各卷命名，既概括了周迅迅成长过程中的遭遇与转变，也充满了反讽意味。

自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诞生之日起，结构模式的创新就是其最紧要的追求之一。数不清的小说家为此倾尽心力，不断追索。而三部曲是中国长篇小说最为倚重的组合形态之一，在二十世纪中国长篇小说发展史上承担着重要的演进功能。笼统来说，三部曲长篇小说的内部关系主要分为纵向的时间结构和横向的空间结构两种，前者较多、后者较少。当然，任何长篇小说都必须同时在时间与空间中展开，所以上述分类显然是总体意义上的。在这个背景下，《乡土中国三部曲》的结构则较为特殊，如果非要给出一个命名的话，也许可以称作三棱锥式的三部曲。也就是说，三部长篇并不处在同一个文化平面，而是以麻庄的历史与命运作为中心，形成多个叙事平面立体相关的结构。这种结构既对麻庄历史这个中心点有着巨大的向心力，又有着强大的空间占有能力，能够使得文本的叙事意蕴最大程度上扩散到更为渺远的时空中去。

三部曲的三个叙事平面构成一个正四面体结构，依次展现了二十世纪上中下三个阶段、乡土中国逐渐崩解的开始发展高潮三个时期，繁复复杂的历史面貌与深刻多变的人性结构得到了全面而系统的展示，而三部曲表现乡村历史的视角依次为战争、经济和政治。可以说，三部曲纵横穿插，分头深入，共同形成了立体的、生动的乡土图景，既有横向的城乡互动主题，也有纵向的历史演变线索，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史诗性叙事。三部曲所达到的艺术水准标志着70后作家跃上了新的艺术台阶，也是叶炜创作继续前进的很好基础。

在“乡土中国三部曲”内部，三个长篇具有截然不同的叙事视角和时空结构。《福地》各章以干支纪年命名，从辛亥（1911）开始到丙子（1996）止，共六十卷，重构了二十世纪中国乡村的历史大事件，以万家四代人的家族史为线索，展示乡土文化的延续与断裂。其中，每章又以干支计时为顺序排列。在传统的干支纪年文化背景下，叶炜书写的却是二十世纪中国多舛的历史流荡以及乡土文化的风流云散，主题与形式之间的对照关系十分明显。《富矿》以横向的空间并置为结构特点，将麻庄村与麻庄矿互为镜像，展示乡土精神的衰亡与城市文明的漫溢。同时，小说上部的麻姑与下部的大洋马则指向同一个女性的精神变迁史，由村庄里的淳朴村姑变成矿上的“公共女性”（fille publique）[③]。《后土》以《序曲惊蛰》开始，以《尾声惊蛰》结束，中间则是从“夏至”到“清明”共二十四卷，描述了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围绕乡村政权更替而进行的权力斗争。总体上，三部曲有纵有横，共同完成地处苏北鲁南的麻庄的前世今生，在大历史中刻画人性的畸变、乡土的衰败、现实的峻刻，为三部曲这种经典的长篇体式添加了许多文化含蕴与批判锐度，“如果将《后土》中温情的社会改造与《福地》呼唤的文化重建、《富矿》呼唤的道德回归相结合，就能够看出作者对乡土中国历史命运、现实状态与未来出路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的最终答案。”[④]

此外，在更大的尺度和范围内，“青春三部曲”、“裂变中国三部曲”和“乡土中国三部曲”综合起来可以视作由三个三部曲组成的“城乡中国三部曲”。“乡土中国三部曲”总体上历时性地呈现乡土文化的衰微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事件之深层关系，是前因；“裂变中国三部曲”聚焦当下的山西煤老板等社会现象，是对城市文化病症的总体现象描述，描写的是前者的集体性后果；“青春三部曲”则是细部扫描，具体说明城市里欲望横行催生的人文精神式微与欲望泛滥的生活方式，是个体性后果。三个三部曲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在个体层面都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呈现的都是欲望化的城市文化对乡土中国的蚕食及其社会后果。“转型中国三部曲”将把这种主题继续深化，进一步深入社会转型的细部肌理中探究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形态转型与人性裂变，既是前三个三部曲的深化，也是其必然结果。

对三部曲这种长篇小说组合形式的痴迷，是叶炜小说创作的显著特征和有效手段，在当代作家中几乎罕有其匹。这表明自走上小说创作那天起，叶炜就有着自觉的文体意识和精细的方向设计，他始终不渝地以各个维度、各种视角、各色手段深入探究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真相，为乡土中国及其蕴含的文明质素书写挽歌、将城市文化及其欲望本质书穷形尽相，其文化立场是一以贯之的，也是十分尖锐的。毫无疑问，四个三部曲中贯穿的文化批判主题是建立在精巧的结构形式基础上，也可以说，叶炜将自己的文化立场与批判姿态以不断变换的小说形式和对三部曲结构的不断创新赋形成为流荡多姿的叙事形态，从而达成了自己创作中形式与意义、叙事与主题、思想与审美的完美结合。

二、乡土书写与城市批判

叶炜曾言：“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是：身体在城市，精神在乡村，灵魂在路上。这决定了我们始终活在一种‘分裂’的状态之中，精神免不了要不时地出现胶着和矛盾。在这种状态中，我最想探求的就是自己的精神来路，以此解答人生的困惑，寻求思想的文学表达。”[⑤]从城市现实回望乡土历史，以乡土文化批判城市欲望，是“70后”作家共同的精神宿命和诗学立场，身体、精神、灵魂的分裂造成他们对“精神来路”、“人生困惑”与“文学表达”的浸入式思考和批判性书写。或许，他们是最后一代处于这种困境/动力之中的作家了，他们的挣扎也正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后遗存。在这样的意义上，叶炜小说中的城乡分裂结构和对照模式并不新鲜，甚至可以说已经古老到足以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大历时性特征。但是，叶炜的意义在于对乡土文化及其命运的复杂化处理、对城市文明及其欲望形态的辩证性解析，他并没有将城市与乡土置换、固化、压缩成为价值判断，也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形成固定的道德立场。城市与乡土，在他的小说中是对立的，也是密不可分的，既互为因果，也各自具有文化缺陷，既互相影响，也分别难逃批判性的目光。他用四个三部曲的巨大篇秩赋予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城乡历史以最大的复杂性、最极致的细节、最生动的人性和最多样的文化思考，历史、人性、性别等维度时刻丰富着叶炜对城市文明和乡土文化命运的思考，从而使得这些小说具有自己的审美生命和历史价值。

在空间层面，地域性，是叶炜小说的重要标志。从麻庄到苏北鲁南再到广阔的中国大地，构成了叶炜小说空间视角和叙事维度。“乡土中国三部曲”直接对准乡土，为麻庄树立了文学坐标和历史影像，其它三个三部曲则不断以回忆或者回乡来向乡土致敬，前者解析的是乡土的历史命运，后者解决的这一代人的精神皈依。苏北鲁南，是叶炜小说创作的情节根据地、其文化立场的生发之所，也是他与小说中的人物们一起频频返回的精神故乡。“这里是苏鲁大平原，齐鲁大地南大门，苏豫皖衔接带，为孔孟老子等圣贤之地，既上承曲邹孔孟之礼，又下纳丰沛汉王之风，为一代帝王之乡；既北蓄泰岱之豪放，又南收江淮之灵秀；既西取微湖之广阔，又东收沂蒙之厚重；既有‘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的豪放，又有‘风吹起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的悲壮……”[⑥]苏北、鲁南，如果再加上紧邻的豫西，这块不大的土地上产生了儒、道、墨、法、农、阴阳等中国古代大多数最重要的思想流派，可以说是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思想武库。近代以降，虽然曾经在现代革命史上起到过重要作用，但这方土地的发展落后是不争的事实。叶炜的小说站立在这样一方厚重的大地上投望整个现实中国，也回望二十世纪以来的宏大历史，使其创作具有了厚重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其思考与批判也超越了特定的时空而具有哲学意蕴。“那里，已经成为了我创作的永远的精神出发地。换句话说，麻庄和麻庄所在的苏北鲁南既是我的生命故乡，也是精神故乡。我深深地爱着那个村庄，爱着那片广袤的土地。我清醒地知道，村庄以及村庄所在的苏北鲁南大平原将成为我终生创作的文学地标，我将在一部又一部的作品中，对它们顶礼膜拜和深刻反思。我要在持续不断的‘精神还乡’中，努力寻找自己的来路，建立我自己的精神王国和生命信仰。”[⑦]这是叶炜的自觉意识，也是他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其文化姿态和精神追求。

在时间层面上，现代性总体背景下的城市化是叶炜小说的时间形态，由其构成的历时性书写是构成四个三部曲的结构骨架。“过去的”（乡土）与“当下的”（现实）始终构成相互对照的镜像结构。因此，几个三部曲里的人物们都生活在巨大的时间裂隙里，承担着呈现外在时代与内在人性双向重构的叙事功能，他们是时间与历史的表象，也是其直接产物。乡土文化的衰败与人性结构的转变两个主题在这种策略中得以同时展开、深化。将人物历史化，是叶炜人物塑造的重要手段，“乡土中国三部曲”自不待言，其它三个三部曲亦是同样如此。《富矿》里，从官婆转世到麻姑，再转身成为大洋马，从前世到今生，从圣洁到污秽，时间、现代性、城市化造成了这一切，背后的核心动力则是人性深处的欲望泛滥，虽然叶炜并未对这种现象进行简单粗暴的道德批判。城市化撕裂了原本稳定的内在人性结构，造成了带有某种神性的麻姑渐渐滑入了大洋马的处境，以女性为视角展现城市化带来的人性畸变无疑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我认为中国所谓的现代化存在着一个不断‘粗鄙化’的问题，包括发展的盲目性、造城的暴力性、文化的欺骗性、经济的泡沫化。这样的‘粗鄙化’在乡村改造中处处可见，这造成了乡村不可承受的现实苦难和历史重负。我觉得，文学在表现这些时，不能回避，应该正面强攻。在这方面，女性比男性更能彰显矛盾的对抗性。所以，我选择了麻姑。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麻姑的自我选择。麻姑身上有着中国妇女的某些美德：勤劳，单纯，向往美好，等等。但也有不少缺点：对物质化追求的向往，对欲望化生存的转变等。这一点与当代中国的命运是契合的。当代中国乡村经受了城镇化的挤压之后，焦虑感、矛盾性不断凸显。”[⑧]女性的被历史化在这里充当了小说主题的最重要展开渠道，女性从而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女性的命运遭际从而成了历史的有机部分。历史化了的官婆、麻姑和大洋马不再只是城市化的受害者和传统文化衰微的象征，其自身的人性与命运才得以凸显到历史舞台的中央，改变了以往乡村小说中主要将女性设置为城市化的被动客体和牺牲品的叙事模式。虽然，女性仍然不是历史的主宰，但借由这种结构，《富矿》对城市化的思考超越了单纯的社会悲剧层面而进入人性深处，具有了丰富的文化旨趣和思辨色彩，其深度与力度超越了当下的许多乡土书写。

如果说“乡土中国三部曲”主要采取城乡并置中人物的人性畸变来展现城市欲望对乡土文化的历史性破坏，那么，“青春三部曲”则主要通过男女大学生这一视角展现城市里的欲望泛滥与悲剧人生。这些来自乡村的大学生们既带着原生的纯真，又初入城市被琳琅满目的欲望渐渐吞噬，在他们自觉不自居地陷入欲望深渊时，大多还会在内心频频回望曾经的精神乡土。这些人物身上大多共同具有“当代陈白露”的气质内涵和人格特征。《羊》里的张明亮和方子寒差不多是方达生与陈白露的当代翻版。方子寒的堕落是渐进的，看似她在挣扎逃离，但最后越陷越深，终于万劫不复。在经历了一次次被损害之后，“方子寒彻底绝望了。绝望之后是堕落。方子寒彻底堕落了。她整日整日地喝那种劣质白酒，抽劣质香烟，整个人变得颓废起来。终于有一天，方子寒去了歌舞厅，在那里疯狂地跳舞、酗酒。玩够了就随便跟任何一个对自己感兴趣的男人回家。再后来，方子寒干脆就以此为生了，在每一个夜幕降临的时候，她总要化着浓浓的妆，打扮得像古镇上的那些花枝招展的女人一样。”[⑨]古镇，是方子寒和张明亮的精神故乡，虽然那里也已经被欲望污染。方子寒在城市里的欲望丛林中遍体鳞伤，但也借此不断往名利高处攀升。“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的男人都是这副德性？对于我们这些女人来说，难道最大的资本就剩下身体了吗？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我们？方子寒痛苦不堪。”[⑩]这种痛苦来自城市文明本身，既是属于方子寒的，也是叶炜对当代城市的尖锐追问。尽管“痛苦不堪”，但方子寒还是与陈白露一样在堕落的方向上越走越远，最终与张明亮分道扬镳。《狼》里的王闲云带着赎罪的心理将小梅从小李庄带到城市，想方设法为她的未来打算，但小梅看上了党书男并被骗，大有可能变成另一个方子寒。王闲云自己尽量保存着云淡风轻的生活和熊小李庄带来的质朴善良，但也不得不一次次陷入高校的权力斗争中。《城》中的周迅迅漂浮在情爱与欲望之中的同时也通过来自故乡的梅影来回望自己当初的纯真，内心残存的良知还会让他悔恨，但现实也一样撕扯着他让越陷越深，直到杀人。

值得注意的还有《狼王》里的《狗命》一篇。这篇小说与陈应松的《太平狗》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从狗的眼光打量和反思城市人的混乱生活。只是，叶炜《狗命》对城市的批判更直接，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这只狗跟随主人来到城市，因为主人打工的建筑工地不能收留它，于是变成了流浪狗，得以见证城市里的世相百态与人性畸状。“其实他们原本就生活在乡下，至少三代内都能找到农民的血统，只不过是因为某种机缘，靠着流血流汗的打拼才挤进了城市的大门。一进入城市，他们就不得不按照城市的节拍往前走。城里太闹，太挤。大家白天都挤在一个个水泥笼子里，黑夜还是挤在这样的水泥格子里，每张床只隔着薄薄一堵墙，夜里扑扑腾腾的动静彼此相闻。这哪里是人的生活？连我们狗都不如！”[11]这种不无偏激的批判将乡土文化之于城市的优越感刻画得淋漓尽致，也将城市生活的欲望本质做了个人风格的另类阐释。

或许叶炜对城乡分裂的中国现实的反思与批判存在着某些偏激之处、对城市生活的书写存在单面化的倾向，但叶炜的书写总体上是有效的，也是发人深省的、能够引领我们认识当下社会现实的另一个侧面，这样的创作本身自然也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关注和肯定。“让故乡不再沦陷，留住乡愁，留住青山绿水，留住乡土中国村庄最微小的文化有机体，阐释和建构从生存伦理到文化伦理的新生态文明理念，这就是今天的‘旧邦新命’。”[12]叶炜的长篇创作充满这样的文化意识和建设意向，对于正处于剧烈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具有重要的个案价值。基于对乡土中国已经衰败和城市生活过度欲望化的基本判断，叶炜对于现实社会的未来方向也必然有着自己的独立判断，这将是“转型中国三部曲”所要着力呈现的了。

三、审美建构与思想含蕴

在谈到自己写作的文化立场时，叶炜十分认同英国文化学者理查德·霍加特的观点“好的文学史为了阐明和批判其时代而站在这个时代之外的”，并进一步认为“好的文学”“必须具备两种品质：与现实生活在质地上的紧密联系；同时还要有超越现实的非凡远见卓识”。[13]叶炜所看重的两种品质实际上构成了他的小说创作的两个方向，即在“质地”上深入现实内部和在姿态上“超越现实”。前者存在于文学的审美维度，即叶炜所强调的“小说在天然品质上就应该具备好看、有趣的因素”；后者存在于文学的功能维度，即“小说应该对现实生活有所启迪，对人们的思想进化有所帮助”，并进而强调“文学干预现实生活的观点还不应该退场，至少在现在这个特殊的瞬息万变的时代，在大多数的受众群体还不能够很清晰地看透现实生活的丑恶之前，文学启蒙还是非常有意义的”。[14]简单来说，叶炜理想中的文学是兼具审美和启蒙两种品质的，既能向社会现实强力突进、深入挖掘，又能持着辩证的文化立场冷静旁观、独立判断。当然，他也是以四个三部曲的宏大规模在努力实现着这种文学追求。兼重审美与启蒙，同时强调小说的“好看、有趣”与“有所启迪”、“有所帮助”，这种自觉追求在叶炜的小说文本中的直接结果就是形成了独特的现实主义书写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自然也就存在两个方面：从审美上对现实与历史的极力浸入和从姿态上对社会现实的极力批判。前者的最终目标是真实的反映生活与人性，后者则是努力赋予叙事以灵魂、思想、立场。

“乡土中国三部曲”以一百多万字的浩繁卷帙呈现了“苏北鲁南”这块特殊地域的百年历史，并从各个侧面将其与百年中国的历史场景紧密相连，形成了对现当代中国见微知著的刻画。同时，秉承着现实主义的艺术精髓再辅以作者自己敏锐的的艺术直觉，“乡土中国三部曲”在人性探索与社会分析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三部长篇以渺远的视野和深挚的情怀再现二十世纪中国充满苦难的乡村史，呈现其中的爱恨情仇与风云激荡，尤其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乡土情结充盈于小说的每个角落。更重要的是，三部长篇扎实厚重、凝练紧凑，对传统的现实主义进行了有效的艺术创新，在广度、深度和力度等发面都表现出了叶炜的艺术功力与写作雄心。在百年乡土文学史上，这三部长篇必将以其深化的乡土情怀和深湛的问题意识而拥有自己的历史地位。而对于一位70后作家而言，能够达到如此的艺术水准实属不易。

在广度上，“乡土中国三部曲”具有宏阔的视野，历时性的历史叙事与共时性的空间叙事使得三部小说的覆盖面极大，尤其是对乡土中国的溃败历史与荒诞现实都有极为深刻的展示。在这三部曲之后，“乡土中国”的二十世纪命运有了广泛而深切的内涵。“从整体上来说，小说在对‘乡土中国’形象的还原与建构的主题话语中，言说了作家对乡土的热爱和执着，展现了普通乡村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沧桑变迁，同时在反思的叙事语境中丰富和拓展了‘乡土中国’的主题内涵。”[15]从麻庄到苏北鲁南再到现实中国、裂变中国、转型中国，叶炜总是在思考“乡土中国”的文化精神衰落之谜，也总是在为现实社会的种种畸形寻觅解决途径。“叶炜对地域特色的展现，既是出于乡土审美的目的，也反映出他对乡土真实性的追求，意图在小说中逼近乡村世界全方位的真实，体现他对乡村现实的关怀。”[16]这样的叙事广度不是随意的，它来源于叶炜的叙事雄心及对乡土文化的精微认识。如此广度的现实主义书写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笔下较为常见，但在“70后”作家那里还较为少见。叶炜从广度上对现实主义的探索标准着其创作的日渐成熟和渐入佳境，也意味着属于叶炜本人的叙事美学正在形成。当然，从广度上，叶炜小说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有着较为明显的区隔。例如，叶炜较少以政治革命阐释乡村的结构变化，较少赋予某些乡村风俗以丑陋愚昧的标签，小说中的性爱描写较为纯粹等。

在深度上，叶炜将乡村的命运与人性的变异紧紧结合起来，从人性的角度形成人物的命运图景从而展现乡土文化整体的命运，而不是将人物形象作为空洞的先验符码。《福地》中的万仁义在身份、性格、命运等层面都具有足够的复杂性，是不多见的乡绅形象。“我试图写出地主的两面性、多样性和丰富性……老万这一形象是有真实人物原型的，在苏北鲁南的抱犊崮山区，像老万这样的开明仕绅并不少见。所以，在历史遗漏之处，正是文学出发之地。这倒不是说历史叙述是不可靠的，而是说文学完全可以提供给读者另一种真实。这样的真实有别于冰冷历史的高度概括和理性分析，而是有温度的感性存在。历史常常喜欢关注整体和大人物，而小说则常常在个体和小人物那里找到自己的兴奋点。”[17]显然，这个“兴奋点”就是人性，甚至可以说，万仁义复杂的人性结构是整个小说叙事的生发原点，是所有后续故事的基本前提。《富矿》中，从麻姑到大洋马的转变，其根本原因不是外在现实的诱惑，而是人物内心的裂变。从麻庄村到麻庄矿，麻姑的转变并不容易，也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完整而深刻的过程，而叶炜恰恰将这个过程十分细腻地描写出来，笨妮、六小、蒋飞通、胡列、陈尔多等既是她命运的制造者，也是她内心世界逐步转变的见证者。整部小说的主线就是从官婆到麻姑再到大洋马这种文化身份的转换，而造成这种变化的乃是麻姑的人性结构所受到的来自内心和外界的双重冲击。《后土》里的刘青松和曹东风是以往乡土小说中较少出现的农村干部形象，对他们，叶炜没有简单化处理，而是通过大量的生活细节与心理场景交代他们内心复杂的精神活动，使得人物立体而深刻，对乡村文化的塑造也深入到土地的深层之中。叶炜毫不讳言，万仁义和刘青松“兼具传统文化的天下情怀和现代社会的宽广视野，不但是《乡土中国三部曲》中的精神脊梁，更是乡土中国的希望所在。”[18]三部曲中的这些主要人物形象都被叶炜赋予了深刻的内心世界和完整的性格逻辑，是乡土精神的主体象征，也是乡土中国命运的主要负载者。仅就人物形象的深刻性而言，叶炜小说中的人性刻画也是当下“70后”作家小说中少见的，尤其值得肯定。

在力度上，叶炜从不回避历史与现实中的焦点问题，从而使得其小说中对乡土中国的重构充满温情、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反思则犀利峻刻，最终表现为小说中的悲剧性由人物命运层面上升为文化走向和人性畸变层面，由历史悲剧、社会悲剧上升为文化悲剧、人性悲剧。这种现实主义力量来自于其广度与深度，来自于叶炜对人性刻画的坚持与擅长，也来自于叶炜在历史与现实问题面前的毫不退让，来自其锐利的问题意识和辩证思维。“麻庄和麻庄所在的苏北鲁南既是我的生命故乡，也是精神故乡。我深深地爱着那个村庄，爱着那片广袤的土地。我清醒地知道，村庄以及村庄所在的苏北鲁南大平原将成为我终生创作的文学地标，我将在一部又一部的作品中，对它们顶礼膜拜和深刻反思。我要在持续不断的‘精神还乡’中，努力寻找自己的来路，建立我自己的精神王国和生命信仰。”[19]叶炜将每一次书写都视作自己的“精神还乡”，因而其写作态度与现实主义精神是无比认真的，保证了其叙事力度、人性力度与反思力度。

除了广度、深度、力度这些典型的现实主义特征以外，叶炜小说中的鬼魂叙事、轮回转世、疯子视角、宿命意象等超验性模式也引起了较大关注。这些叙事使得乡土中国的生活有了新鲜的血肉，有了灵动的命运，更有利于叶炜从超离性的视角远视或者俯视这片土地的精神结构和多舛命运。从传统现实主义向超现实主义的位移，是叶炜做出有益的、有效的叙事尝试，既便于叙事展开，也有利于小说主题走向丰富。《福地》中的绣香不仅不断影响着小说的情节走向，还负担着具体阐释乡土精神的任务。《富矿》中的麻姑一再梦到自己的前世之身，暗示着乡土精神的走向死亡。小说开头就降下的漫天黑雪更是对麻庄命运的终极隐喻。当然，这些因素的使用存在着诸如使用不当、过多、偏于牵强等问题，但整体上对小说叙事的丰富多样起到了正面作用。

如前文所述，“青春三部曲”、“裂变中国三部曲”等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比“乡土中国三部曲”更为直接和犀利，更加能够体现叶炜的文化立场和批判姿态。总体上，叶炜沿着审美地建构文本中的生活世界和启蒙地建构小说中的思想立场两个维度，将自己小说创作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同时不断推向更高层面，从而保证了正确的创作方向和稳定的创作水平，在目前的“70后”创作中是少见的，其后续发展也是值得期待的。

结语

“在人类身上，欲望是无止境的，像一个无底洞，怎么填也填不满。人类就这样吃着越来越高档的食品，身体健康问题却越来越大，脑溢血，心肌梗死，癌症……一些从前没有的病现在到处可见。不错，人类是我们的朋友，但人类缺少反省精神。金钱支配着整个社会的运转，人人都在向钱看，人人都奢望掌控更多可支配的资源，直到把大自然破坏得面目全非。可怕的是，这种情况至今还在继续。”[20]这是叶炜小说中从狗的视角对人类社会做出的沉重地反思，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偏激，但也道出了更多的真相。这种批判性姿态可以代表叶炜创作的整体特征，正是这种批判姿态及其有效性凸显了叶炜创作的现实意义。其对文学的“启蒙性”和“干预生活”功能的坚持保证了严肃的创作态度和积极的文化建设作用。

叶炜以“乡土中国三部曲”探索乡土文明式微的原因、过程与后果，而以“青春三部曲”和“裂变中国三部曲”详细呈现城市文明的欲望本质和荒诞底色。两种方向与立场互为镜像，也互相缠绕，不断复现于他的小说创作中，从而形成了强烈的历史解构和现实批判，其思想主题和文化立场鲜明而坚定地从这些作品中流溢而出，构成了叶炜小说总体的诗学面貌。这种面貌与“70后”作家的精神境遇相关，但也更多来自于叶炜站立在二十世纪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之外的敏锐反思。因而，独特的叙事结构和鲜明的文化立场是叶炜小说的个性面孔，也是其小说的文化意义之所在。

回望百年乡土中国与反思当下社会现实，是叶炜小说创作的一体两翼，也是其创作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这两个层面，叶炜都表现出了鲜明的书写特征和文化立场，完成了其自身艺术个性的塑造。对叙事形式的不懈探索和对现实主义的不断丰富，则是叶炜保证小说创作质量的两个有效途径。无论是文本规模，还是艺术质量，叶炜都是现有“70后”作家写作中较为突出的。其创作有稳定而深刻的文化立场，有不断创新的叙事形式，有自觉而有效的问题意识，这样的创作自然具有非常值得期待的未来。

（原刊于《写作》杂志2019年第2期）

 

注释：

[①]叶炜语，《一次美妙的写作实验——关于长篇小说<糖果美不美>的“编”“写”对话》，载叶炜《糖果美不美》，朝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288页。

[②]叶炜语，《一次美妙的写作实验——关于长篇小说<糖果美不美>的“编”“写”对话》，载叶炜《糖果美不美》，朝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288页。

[③][美]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④]刘永春：《论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的乡土书写形态及其意义》，《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2期。

[⑤]刘永春、叶炜：《百年乡土中国的痛彻解析与深刻书写》，《创作与评论》2016年8期。

[⑥]叶炜：《福地》，青岛出版社2015年版，第159页。

[⑦]刘永春、叶炜：《百年乡土中国的痛彻解析与深刻书写》，《创作与评论》2016年8期。

[⑧]刘永春、叶炜：《百年乡土中国的痛彻解析与深刻书写》，《创作与评论》2016年8期。

[⑨]叶炜：《大学·com·羊》，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页。

[⑩]叶炜：《大学·com·羊》，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20页。

[11]叶炜：《狗命》，载叶炜《狼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2页。

[12]张丽军：《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蜕变的痛苦灵魂——论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文学评论》2016年3期。

[13]叶炜：《作家立场：什么是好的文学》，载叶炜叶炜：《大学·com·狼》，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页。

[14]叶炜：《作家立场：什么是好的文学》，载叶炜叶炜：《大学·com·狼》，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27页。

[15]郝敬波《“乡土中国”艺术形象的建构——评叶炜新作<后土>》，《南方文坛》2014年1期。

[16]贺仲明、田丰：《地域、现实与经验叙事——论叶炜<后土>及对当前乡土小说创作的思考》，《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4期。

[17]刘永春、叶炜：《百年乡土中国的痛彻解析与深刻书写》，《创作与评论》2016年8期。

[18]刘永春、叶炜：《百年乡土中国的痛彻解析与深刻书写》，《创作与评论》2016年8期。

[19]刘永春、叶炜：《百年乡土中国的痛彻解析与深刻书写》，《创作与评论》2016年8期。

[20]叶炜：《狗命》，载叶炜《狼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