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书记员与招魂师

刚拿到郑小驴的《去洞庭》时，还以为是一个充满地域色彩的湖南故事，读完才意识到，题目中的“洞庭”只是虚晃一枪，小说中险象环生的当代生活跟地域的风俗存继一点关系都没有。相反，题目中的“途中”却能更好地呈现小说里惊悚紧张的气氛，生活在都市中的人物们始终奔赴在冒险、逃亡和复仇的路上。记忆中小驴曾经的短篇小说还存留了许多地域性的风俗书写，这些地方性的风俗曾为小说的气质定下基调，如今这些都被作者抛弃了，“地方”写作被转换为“时代”记录，作者和他笔下的故事都在经历着“脱域”的过程。

《去洞庭》的小说核心是一个出轨报复故事：外卖员小耿将精神失常的张舸强奸后带着张舸开车逃往洞庭却遭遇车祸；顾烨出轨于小说家岳廉被丈夫史谦发现，为了报复，史谦带着顾烨驱车前往岳廉的寄身之处；躲避警察追捕的小耿得到了老板史谦的接济，听从了史谦的意思，劫持小说家岳廉与史谦会合，却意外造成小说家的溺亡。小说的各节都聚焦于故事中的某一位人物、交替叙述，如同是电影中的分镜头，人物们的心灵世界与生命史便得以向读者洞开。分节聚焦的方式，于是释放了叙事的时间限度，以辐射的方式打开了五个人物的生命历程，一个出轨报复的故事后面牵连着五个现代生命的历险。

这里“历险”并不简单是一种修辞，亦不仅仅指的是五个人物都不断逃离他们本有生活区域的行动，而更想指明的是，这些人物都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历险性人格，都有着现代野心家的意味。

农村小伙小耿在父亲患病之后谋求着赚钱的途径，兼有上进与暴虐的性格；北漂女孩张舸只身闯荡北京的决心和对建造中产生活的热衷；当然更包括热心艺术、满心罗曼蒂克幻想的少妇顾烨，在生意场上奔波浮沉、在赌场上一掷千金同时热爱征服旷野沙漠的生意人史谦；还有内心孤独同时也自恋自负、依赖着顾烨的资助与感情抚慰的小说家岳廉。这些现代野心家的面貌似曾相识，有着安娜·卡列尼娜或是于连们的影子。

十九世纪的小说传统尽数是这样的浪漫传奇，批评家特里林曾指出了传奇和历险故事与十九世纪的亲缘关系，在这些小说里，“必须有一只巨大而有力的手伸向世界，打破那似乎毫无希望的常规，选中一个主人公，让他具有复杂而危险的命运”。小说人物似乎都拥有着无法枯竭的行为动力，奔赴北京、东莞、西藏、东北、洞庭、长沙，去寻找情人、追逐名利、控驭自然，释放生命不断涌出的能量。核心报复故事的前史，就这样被叙述成五个迥异却又有着类似时代气质的历险。

然而毕竟所有的历险收束于一场情感报复，小说的分节叙述岔开了故事展开的时间线索，使得强奸案、出轨报复和人物们的现代历险交叠展开，于是人物们的历险无论是神奇、浪漫还是惊心动魄，都被一股不祥的气氛所笼罩。这场情感报复的不祥气息还被小说内层的嵌套故事所加强——小说家在洞庭湖旁听说了一个真实的出轨报复故事，几十年前的一个哑巴将自己美丽的妻子和她的出轨对象双双沉尸洞庭，小说家被这一惊悚的故事所震撼，将它写进自己的小说；而正当他在洞庭湖旁揣摩构造新的小说时，向他开展报复的生意人和潜逃犯已经在来的路上。久远离奇的水域沉尸，在洞庭湖畔叠影着此刻正在发生的背叛与复仇。

这样小说文本的意旨多少有些被导向两个方向，一个是人物们在大地上无限地历险和迁徙的冲动，一个是被惊悚的哑巴故事和湖底的尸骨所召唤；作者一方面似乎想做时代的书记员，记下当代的生活如何激起人物们行动的欲望，另一方面又似乎想做一位招魂师，请进一位惊悚的故事幽灵返场施魔。这两种叙述的意指并非总是相互协作，有时也会相互耗散对方的意义：在小说的结尾，小说家根本没来得及与商人史谦碰面便意外溺亡，史谦也没有如哑巴一样将妻子与情夫扔入湖底，而是放了妻子回去，并请求逃犯小耿将自己刺死；小说最终反倒收束于张舸手中瓶中船的意象——用无法远航的船只隐约指示一种起锚远航历险的欲念。如同人物们行动的方向一样，小说的意旨好像一只受到外力牵引不断向外画径的圆，同时又要受到来自湖底的重力拉扯。

80后，回到十九世纪

小驴出道时的短篇地域色彩还比较浓重，《一九二一年的童谣》《痒》里的那些以怪力乱神沟通历史暗流的写作，被批评家冠之以“鬼魅叙事”。但作者近年来的写作似乎都在逃遁湖湘一带的文化因子——尽管还会留下一些痕迹，不知这是否与作者在人民大学作家班三年研究生经历有关，小驴被时代生活的主题所吸引是毋庸置疑的。而这种与西方十九世纪特定的现代知觉、现代人格密切相关的“时代感”，能够迅速被小驴接受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毕竟小驴曾经是一个地域色彩如此浓重的作家。

将十九世纪的现代性确认为真正现代的、也是当下之生活的感知方式，在80后一代作家身上具有一定的类同性，石一枫（1979）、马小淘跟郑小驴是批评家们热衷于探讨城市底层与中产生活的几位青年作家。将他们与前后的作家群相比照，或许更能体现出80后作家们对于当下作为“漫长的十九世纪”之延续的接受强度，稍稍回想50后、60后作家们对古典儒学、西方现代派或是中国革命史的体认深度，就能够领会这一点。不仅是作家，80后的批评家与研究者同样是这样的历史意识的建构者，将此刻的中国理解为批判现实主义式的或是浪漫主义式的现代中国，是由批评家与作家相互的阐释、影响所造成的。

一个非常有意味的例证同样来自于郑小驴，80后批评家金理对郑小驴早期小说的“鬼魅”和“焦灼”理解为一种另类的“青春”色调，而将这种风格与“楚文化与沈从文文学传统”的联系却“暂且按下不展开”。也就是说，同时代的批评家有意识地剥离了作者的地域性因素，批评家参与了作家的“脱域”过程。

80后一代批评家的问题意识似乎都诞生于现代化范式下的历史认知，比如，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杨庆祥的批判研究是从对路遥的重读开始的；又正如其《80后怎么办》中展示的那样，批评者对城市的中产困境具有超乎寻常的敏感，这些大概不是偶然。这样的问题不仅牵涉到一代人的文化谱系，还牵涉到当代历史在代际之间造成的知识断裂。

仍然回到小驴的小说。差不多100年前，受到新文化感召的青年沈从文离开了他的湘西来到北京，在新文化的符号空间中体认、创作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开始回望他曾经想要挣脱的“边城”，“在变动不居的中国情境中，赋予文学生活一种‘脱域’之后‘再嵌入’的历史品质”。并非是期望着小驴重复着沈从文的文化创作之路，百年后的文化结构与时代语境也早已发生位移，只是两位作家同样携带着湘楚一带的敏感与鬼魅气质走上文学之路，他们将在自己的身上、在他们的笔下，发生完全不同的文化牵引与异变。作为读者的任务，或许便是追随、体会、确认作家们所写出的中国社会的变与常。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