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早些年读到黄继树写的《桂系演义》，印象深刻。该书以新老桂系为线索，把风云际会的近代中国写活了，难怪至今畅销不衰，成为人们认识近代广西、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读本。由《桂系演义》开始，我就得出一个印象：黄继树是一个严谨于史料，却又努力使自己超迈于史料的作家。这次读《灵渠》，又唤醒了我这种感觉，更引发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欣喜。我的欣喜，并不是因为书中的主角史禄最后到了合浦，消失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浩瀚之中——我知道那是出自小说家的设计，何况这又是托言光绪年间的蒋海龙给史禄一个“伟大的使命”。我倒对这过于精心的“设计”不太满意。我之所以欣赏《灵渠》，是因为黄继树站在文化的高度，借用灵渠的题材，生动书写了“大中华就是大融合”的命题。

借用刘知几等人的说法，做史学是需要“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的。我认为，对于进行历史题材创作的小说家来说，所需要的“史才”、“史学”，和史学家的有所不同。就拿“史才”来说，钱穆先生指其为“贵能分析，又贵能综合”，而对于小说家来说，还要加上“贵能展现，贵能传神”。也就是说，小说家需要用艺术形象重新铸造一个世界，如罗贯中之于《三国演义》、施耐庵之于《水浒传》，甚至俞万春之于《荡寇志》。然而在对历史的传神展现中，作者是站在怎样的高度和深度去观照和认知历史的呢？在这一点上，小说家和历史学者是同样的，他们都需要有“识”之高下之分。

灵渠作为我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工程，简单地说，它始于秦始皇的南征，目的是保证交通和后勤。因此，初闻黄继树写了一本《灵渠》，我难免有些担心。这担心源于近年作品中讴歌古代帝王的盛世或伟业者颇多，我担心《灵渠》也加入这一合唱。现在想来，算是杞人之忧了。我认为，对正面书写“帝王将相”的作品不可持有偏见，更不应简单否定，但作为一个作家，怎样为读者提供新的历史视角，是才华，也是见识。我读《灵渠》，读到一半，就感受到了贯穿于中的那种强烈的文化自觉。历史就是这样，它原本要推开这一扇门，却意外地推开了另外的一扇。在黄继树笔下，“灵渠”成为2000多年以来中原文化和百越文化交流、融合的通道。征伐是有的，攻城略地也是事实，但正如黄继树借书中的蒋海龙所言，千百年来，灵渠衰而修、枯而荣，一代一代的筚路蓝缕，推动着中华大融合。联通这条融合之路的，当然不只是灵渠，但黄继树冲破了当下某些历史小说的平庸和浅显，在书中融入了当代人的文化思索，凸显了这一工程的巨大文化价值。我认为，这是这部作品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正如黄继树在本书附录《灵渠三问》里所说的，有关灵渠的历史记载实在有限。这有限的记述与作家意欲展现的宏大的文化命题之间形成巨大反差。或者说，正因为作家把作品的题旨确立为“由灵渠所带来的中华大文化的融合进程”，这就“倒逼”作者不能不具有更厚重的文化积累。我高兴地看到，黄继树为创作做了充足准备，展现了丰厚的学养。《灵渠》一书中，有百越文化的林林总总，如自然地理、氏族支脉、风土民俗等等，也有中原文化的精彩纷呈，可谓目不暇接。比如相离子授徒，对史禄和皋通点化。相离子真不愧是鬼谷子的弟子，纵横捭阖，洋洋洒洒，可谓“文化自信”。难得的是他还熔铸百家，旁征博引，说古道今，观世论人，足显各种文化的魅力。读这一段时我不由得想，黄继树若不熟读先秦诸子的各种典籍，若不踏勘万里、故地亲历一番，谅也不敢下笔，更不可能写得这么丰沛。

《灵渠》一书以史禄和皋通的命运为线索，展开了中原文化和百越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为展现这一进程而设计的人物和情节也是成功的，是对小说题旨的有力呈现。作品中颇多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写相离子受命于鬼谷子，梦见越人老者，得老象赠钥匙的一段，就写得如梦如幻、可叹可泣。同时，这部小说不仅呈现了黄继树对传统小说叙事的继承（如风俗画一般的展示、对人物情感线索的梳理等），还表现出对通俗小说乃至网络小说的借鉴（如仙侠玄幻的情节，羽神救朱眉，修炼出道，由巫师而魔师而国师）。

当然，在肯定《灵渠》拥有时代观照高度、文化思考深度的同时，我认为就作品本身而言，仍有可改进之处。比如，相离子这个人物，他那“先知先觉”的角色，固然是作者的有意设计，也完全可以成为作家心声的传递，但我认为，应该把作品中某些直白的议论，隐藏到艺术形象的深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应该更加“莎士比亚化”，避免“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我们需要“时代精神”，也必须有“时代精神”，但文艺就是文艺，小说就是小说。文艺要靠艺术形象的塑造、性格逻辑的推进来展示“时代精神”。因此，直白的议论，甚至借古人之口直接喊出当下的“时代呼声”，反倒是艺术形象的损失。这种当代语汇乃至修辞方式一经出现，就会造成我们的“违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