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谈论改革开放的相关事宜，而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无疑成为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同样的，现代诗四十年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和深圳的发展是同步的。从一个无人知晓的小渔村变成国际大都市，这样的华丽转身，就和深圳的一个著名景点——锦绣中华一样，具有高度浓缩的意味。

可是，也许是“深圳速度”在经济领域里的标志性意味太强，以致于人们对这座城市具有了某种抵触。好比一个遗老看到冉冉升起的后起之秀，总会指手画脚。在谈及深圳时，人们总会将“文化沙漠”这样的帽子扣到深圳的头上。关于这点，我是极其不认同的。深圳作为一个兼容并包的城市，展现出了它最大的善意。在诗歌领域，更可以说，深圳代表了某一种向度。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一起合办的“86大展”，就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里程碑事件。那时候就来深的徐敬亚、王小妮伉俪和同学吕贵品，已经为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后来的打工诗歌，也为中国的诗歌提供了一种新的言说方式。在引领现代性走向时，“深圳”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样本。我们可以错过十八世纪的波士顿，十九世纪的上海，但当现代性的触角延伸到20世纪的深圳，那将是不容错过的。那种车间的逼仄和疼痛感，使词语变得焦虑，但也同时孕育着希望。当然，因为我从未在工厂中打拼过，对于这一部分，我的参与感并不是很强。因为在这同时，深圳的产业也开始转向，于是，诗歌迎来了多元化的可能。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工业深圳”变成了“商业深圳”。我的一首名为《三个深圳》诗歌里曾经展现过这个命题：我甚至没有读过他的诗句/就搭乘一架轻轨/再转摇晃的巴士/从商业深圳到工业深圳/几个人在私语/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最近又发生了凶杀案/这是工业深圳的体表特征/在工业深圳，我看到一些蔬菜/从农业深圳运输而来/摆放在他不足20平米的出租屋/马上将成为工业深圳的美味/他的妻子，代表了工业深圳的强度/加班一夜后，在小房间酣睡/在客厅，交谈中得知/他是一个老师，不仅写诗/还帮助那些孩子/从工业深圳，走向商业深圳/然后，三个深圳的很多诗人/聚在一起，用一些粗糙的酒/弥合着三个深圳的距离/所制造的精致伤口/事实上，我们不知道农业深圳的诗人/是怎么来到这个聚会现场的/但往往，大家还会朗诵诗句/在诗人们，快要忘掉/深圳是个什么城市的时候。

通过这首诗，我必须说到一个命题：新城市诗学的构建。中国城市化、城镇化方兴未艾，而上海是中国首个现代化的城市，城市生活丰富多彩，许多生活内容与形式已经在根本上超越农业文明、田园隐逸的范畴，对包括诗歌在内的艺术形式提出了挑战。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有诗人开始在自觉地表现它，八十年代在上海就读大学的宋琳、张小波等明确提出了“要为中国城市诗的发展提供一个温床”的口号，并开始了城市诗的创作实践，越来越多的诗人也加入了这个大合唱。那时候，宋琳、张小波等四人出版《城市人》，并先后在“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和《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杂志上提出了鲜明的“城市诗”诗学主张，后来他们被学者称为中国“城市诗”派，标志着“中国城市诗学的确立”。前面已经提到19世纪开始壮大的上海，那么20世纪中国发展最迅猛的无疑就是深圳，这类似于接力棒。我在《三个深圳》这首诗当中，就把农业、工业到商业，通过诗人聚会的场景串联起来了。在这场聚会中，“三个深圳”都是在场的，而最重要的是“弥合三个深圳的距离”，也许，只有诗歌才能具有这样神奇的功效——放下我们彼此的社会身份，在诗歌的名义下，聚集在一起，并且，不分彼此。

其实“三个深圳”也是我的一座小型诗歌博物馆。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的莫干山镇一个叫“山路”的小山村，我的童年时代，都是在这里度过。在1994年的某个冬夜，我用方格纸在六十瓦白炽灯下写下了人生中第一首诗。那是一种全新的辨认，它让我区别于周边的人。那时候毛竹的长势和价格才是他们最关心的，这是农业时代人们内心的写照。在我这些年的作品中，这些经历也是诗歌的源泉，只是经过后来的洗礼，我的题材虽然依然停留在那里，但视角已经有了全新的改变。我尝试着用更多的现代性思维去解释那些农业的部分。比如，如今我的家乡有着全国最一流的民宿，上次和诗人潘维在其中一个民宿谈及这个问题，我提出一个观点：“如果还是用农业视角去经营它们，断不会出现‘洋家乐’这个抱团的民宿品牌。这是现代性的全面入侵，在这里，消费时代的一切元素都可以被展现。汽车俱乐部、探索发现基地、直升机场、地暖……所以描写这里，并不是农业时代最后的挽歌，而是一种现代视线下的山野，它是新的变种，在诗歌中展现出来的话，将会有更多有趣的元素。”

莫干山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诗歌的图腾。而工业化的县城武康，引领我进入另一个维度。这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这座新崛起的县城里，有着无数的书本，也有着改革开放进入深层次阶段后的某种野蛮生长。我的父亲，就是在此工作并永远将自己的心跳定格在了2000年的情人节。在我的第一本诗集中，我在《头发》一诗中描写了我父亲去世后，我被传统束缚着不能洗头，最后在“五七”才得以解脱的事件，这首诗被我放在了压轴的最后一篇，那是我人生的分水岭。在90年代的狂飙突进中，我丢失了我的父亲。他死于工业化的过程中，这似乎在昭示着，我要跳出这里，在更宽广的地方，找到诗歌更广袤的原野。

于是，在2009年，我就来到了深圳。这是从工业到商业的转变，那时候，已经完成工业化的深圳，成为了一个活脱脱的商业城市，尤其在我居住的罗湖和工作的福田，就显得更加摩登。新城市诗学的构建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如果一个居住在中心城区的人天天写“打工诗歌”无疑是值得可疑的。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这样写道：“看得到而听不到得人比听得到而看不到的人更不安，这里包含着大城市社会学特有的东西。大城市的人际关系明显地表现在眼的活动大大超越耳的活动。公共交通手段是主要原因。在汽车、火车、电车得到发展的十九世纪以前，人们是不能相视数十分钟，甚至数小时而不攀谈的。”也许，这就是深圳之于武康的区别。从我1995年进入城市生活后，工业和商业的区别还是一目了然的。也许，武康的过度是适当的，它不仅使我有了跳板，也使我的写作更为丰富。

比如，在我当年进入武康镇之后，周遭还是低矮的社区，这就给我在的社区写作提供了某种可能。如果我直接从法国的乡下进入本雅明笔下的巴黎，我可能会变成兰波那样乖戾的人，而从武康再进入深圳，我的不适感会有所消退，在武康的经历，可以用一个俏皮的“小镇诗学”来概括，是城市诗学的滥觞。而在2018年，我写了一组名为《与深圳有关》的诗，其中第一首，叫做《深圳故事》 “忘掉自己的乳名，栖身于/城市的肋骨。这是一个女孩/能给予新居所最大的善意/在蚁穴中提炼出气味的秘笈/蒸馏不适感的水杯，盛满了/被放逐的孤独。天花板上挂着/突兀的哀愁。一阵乡音的电话/就能成为一场地震，砸中如今的/英文名。穿着笔挺的淑女装/在人潮中，用自信做成的铠甲/并不能迎来一个个花木兰/睫毛膏组成的堤坝，常常被泪水/无情地冲垮。在夹竹桃来临的时刻/毒素成为街道议题的中心。在回避/成为开心周末蛋卷的夹心层。”我想，正是有了这种停顿，才使我的人生和创作没有陷入到孤立无援之中，而是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中，找到了“最大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