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8年，刚届不惑的纪红建以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一书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这位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带着脚上的泥土和书中的文字进入了学界和大众的视野。2006年，他的第一个作品《哑巴红军传奇》在《中国作家》发表，引发了不小的关注。从那时起，纪红建就选准了自己的创作方向，持续以报告文学发声，至今已出版10余部长篇。他走进莽莽群山，在古老的土地上挖掘鲜活的历史故事，在《见证》中呈现革命者的身影；他把眼光投向特殊人群，讲述他们的苦难和悲辛，写就《不孕不育者调查》；他书写湖湘革命历史，在《马桑树儿搭灯台——湘西北红色传奇》中展现了一个血性又深情的湘西；他怀抱祖国当下，在《乡村国是》中礼赞脱贫致富的伟业。他在大历史大时代的雄壮激越里挥毫泼墨，也沉潜民间，把小人物的故事讲得血肉丰满。在报告文学文体面对质疑时，他用实际行动一次次交出答卷，把行走得来的珍贵材料凝聚成有生命温度的文字，以此来证明纪实的价值。

我们在聚焦作家的同时，也更加关注到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报告文学自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国历史的百年进程，在重要的历史和时代节点上，从未缺席，甚至多次成为时代的文学主潮。它与历史和时代之间的紧密联系是由其文体本性决定的，相对于其他文学样式而言，报告文学以现实和历史的“在场”者身份显示着“诗史互证”的文体价值。纪红建的写作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文体价值的自觉践行。

时代精神与作家在场

我们身处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神州大地上每天发生的国家和人民故事的总和共同构成了最宏大壮丽也最细微生动的中国故事。大量关注现实、记录时代、反映民生的报告文学作品涌现出来。在贴近现实的写作上，与其说是作家选择了报告文学，不如说是时代选择了报告文学。

《乡村国是》就是一次时代大主题的书写。作者把目光聚焦于贫困山区，把扶贫攻坚、精准扶贫、扶贫干部和受益于这一政策的地方及百姓纳入写作视野，写的是新时代中国扶贫攻坚脱困致富的新风景。“纪红建的《乡村国是》从遍及十多个省市区，202个村庄的深入行走中，获得总体性视野和生动具体的经验，充分表现了精准扶贫战略的历史性成就和千百万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梦想与追求。”在这份鲁奖评委会授奖词中我们读到了作品的主题，也看到了作者忠实诚恳的写作态度，以及报告文学写作的艰辛。

作者重点写了扶贫故事中的人，有精准扶贫的驻村干部，有带领群众艰苦脱贫的老党员、老干部，还有深度贫困地区不甘贫困、敢于战胜贫困的百姓。那些带领群众脱贫、无私奉献的基层干部和一身能力与担当的地方能人是最令人尊敬和感佩的。这其中有“为了生存，永不放弃”的广西男子汉吴天来，有“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巴中男子余定泗，有“攒劲的小伙子”陈俭银和他的儿子陈泽恩。作者饱含深情的文字是对他们的忠实记录，更是心中的无限敬意。作者在展示变迁中的乡村，也写出恒久不变的乡土人情：“十八湾老百姓没什么见识，但民心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们讲义气，讲感情”；老伴儿和儿子都去世了的龙凤仙老人说自己是党员，坚持出工修路，否则内心惭愧。“礼失求诸野”，顽强的生存意志，善良、奉献、牺牲的高贵人性在这些贫困的土地人身上闪光。作者说要写带着“温度”的扶贫报告，这温度是不甘贫困、战胜贫困的意志，也是真挚的情感温度。

如果一件事既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又能表达民间声音，那一定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好事。“精准扶贫”即是这样一件家国盛事。纪红建以知识分子之笔赞颂了精准扶贫政策的伟大实绩，又传达了百姓真实的感激之心。主流政治话语与民间立场在作品里得到了真实可信的自然融合，并形成了有力的表达。高扬的理想主义听到了来自土地的回声。立场的融合让作家有了更广阔的视野，作品展示了我国扶贫工作取得的伟大功绩，也关注到这一过程的艰巨和复杂性；既记述了山区人民战胜贫困的强大意志、生存智慧和牺牲精神，也对人性的弱点做了批判与反思。作家用脚步丈量着大地，每一个字句都真实有据，这是报告文学的文体生命和品质。在一切有关农村的想象和批判面前，报告文学作家只用凝结真情真心的文字默默回答，深沉稳重，如山如海。而这一切也早已超越了扶贫的范畴，走向文化的深处，给当下乡村书写和乡村建设提供了精神、情感和思想上的某种经验。更难得的是，作者把写作视野伸展到生态移民、环境保护、教育发展、文化建设之上，使作品整体上显示了写作的广度与深度。《乡村国是》是一次真正为国为民的书写，是用现实主义创作态度体现报告文学精神向度的有力实践。我们似乎看到了五四文学“为人生”而写作的文学理想。作品也恰如学者丁晓原所说：“‘乡村国是’所写的中国农村扶贫脱困的实景，呈现的正是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作品本身的厚重，担当得起这样一个‘国是’书写的题材。”

报告文学作品的题材就决定了其创作本身的价值。同样，《发现龙门山》（与李鸣生合著）是一部对龙门山的自然、人文、历史、现实，以及农民的生存状况、艰辛、坚韧、追求、梦想的田野调查报告。这方土地上的人们既可安然于奇山异水，平凡生活，也能在5·12大地震这样的灾难面前激发出顽强的生命意志，迎难而上，重建家园。作者说：“龙门山的人天生写就了一部作品，只需与他们更近距离的接触，体味他们的生活与喜怒哀乐，然后用文字加以记述，便是最好的作品。我想，这也让文学回到了生活，让文学重归龙门山那片土地。生活本身就是文学，就是作品。”让土地和生活本身说话，是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在报告文学中的重要体现方式。

作者在宏大题材写作的同时，也把笔触伸向普通的人生。《母爱最真》的主人公任菲莉是一对双胞胎脑瘫姐妹的母亲，她对孩子不离不弃，与传统观念和歧视眼光作斗争，用自信和母爱为孩子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让孩子逐步实现着身体的站立、人格的站立、精神的站立。中国女性自尊、自爱、沉勇坚毅的品格深刻地体现在这位伟大的母亲身上。我们在众多新闻中多次看到了主人公的故事，但在这个作品中看到了这位母亲故事背后的真实人生。这正是，报告文学在新闻结束的地方出发。

革命历史与史志书写

纪红建是在部队成长起来的作家，对中国革命和战争英雄有着最真切的感情，他有着与生俱来的爱与责任来书写这段历史的苦难与辉煌。我们评价一部作品的“当代性”是否鲜明或深刻，实则是在讨论作者是否能够意识到历史的深度，是否以恰当完满的艺术形式表现出历史深刻性。不管是关于历史的叙事还是现实的表现，都是身处当下的人所意识到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如克罗齐所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些深入历史的写作，既要回到历史现场，也应烛照时代主题。在红色历史题材的写作中，我们既回到历史现场，也在当代寻找精神血性。

《马桑树儿搭灯台》是一个兼具文学性和史志性的可贵文本。这是一次始于寻找的历史写作。作者从寻找一位唱湘西桑植民歌的老者开始，走进血色湘西，讲述那些深藏土地的英雄往事。作者在故事里写人，着意写出这些普通乡民的独特性和他们的平凡面目。他们像马桑树儿一样，不是伟岸栋梁之才，但可沤肥，可入药；“算不得伟大，但生命力强，不容易死，这世界少了它也是不行的”。大历史在他们身上投下印记，一个个普通人的传奇合成为一个革命历史的图景。但这恰恰是中国革命波澜壮阔背后最坚实又最安静的生之力量，是浩荡历史长河中永远鲜活动人的中国故事。我们从这些故事里读懂一段历史的意义，继而找寻到今天我们再出发的原点和动力。作者选择用战争亲历者的口述来进入战争现场，在这样的惨烈面前无法抒情，此时，纪实是文学致敬英雄、鞭挞丑恶的最好方式。不是任何事物都适合进行诗意化的表现的，所以，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作者给予他们充分表达的权利，大量生活轶事和方言俚语渗入其间，故事的讲述因而生动。直击真相体现着纪实创作的情感态度与力度，探寻人物和故事生长的历史文化土壤则考验着文学创作的思想深度。作者敏锐地发现了此地民歌与人们精神气质的内在契合。民歌浓缩着的是一个民族和地域的生存史、情感史、精神史和心灵史，湘西北人民性格如山一般“安于义理，厚重不迁”。作者深知这才是托举人物和故事的厚重底子，于是他从抗战故事的记录逐渐走向这片湘楚文化的内在肌理，有意识地突破简单表现生活的维度，以理性和自觉来认知和发现历史生活的复杂性，他意识到必须要重读湘西，写出这里被长期遮蔽的一面。

《哑巴红军》是纪红建的第一个报告文学作品，这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文本。一个姓名和出生年月不详的聋哑人参加了工农红军，登记的名字是哑巴同志，这个伴随一生的称呼因其人格的高尚而成为一个精神符号。他天聋地哑、脾气暴躁、善用唾沫表达自己的不满、手紧、爱闹点小别扭……但他有着常人难有的意志品质，他不畏强暴，不惧死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他省吃俭用，资助战友；看管果园的时候，给幼儿园孩子们送果子吃，捡回来的果子中好的给战友，自己吃腐烂的；他孤身一人，把爱都给了国家和他人……这让人想起雨果笔下心灵至美的敲钟人加西莫多和电影中那个执著善良的阿甘，他们都是以高大美好的人格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也赢得了自己的人生。《见证》是一部及时抢救中国农村红色革命历史、记录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生平事迹的可贵作品。在祖国的农村生活着一群被誉为“红色群落”的农民，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村老党员，平均年龄80有余。战争年代，他们冲锋陷阵，保家卫国；和平年代，他们躬耕田间，坚守信仰。随着他们的逝去，一段革命历史也将逐渐远去，两位作者意识到了这个题材的重要和紧迫性，就此深入沂蒙革命老区，挖掘这一“红色群落”的先进事迹，以展现共产党人的精神本色和信仰之美。近年来，重大革命历史面临着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这就特别需要我们的作家拿起笔来，严肃对待历史，严谨书写革命往事，带给读者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文学读本，彰显文化自信。《不朽残碑》则讲述了芷江受降纪念馆恢复重建的一段往事。作品在芷江受降的历史和恢复重建的现实之间双线叙事，在历史史实的严密中借鉴小说笔法，情节紧凑，作品读来严肃活泼，历史和现实前后贯穿，一部芷江受降的生动书写由此跃然纸上。在历史中寻找是我们的初衷，从伟大的历史精神中出发才是作品的目的，作品因此有了历史感，历史也有了当代性，这是作家历史写作最大的价值所在。

评论家谢有顺曾经写到：“今天的作家，普遍耽于幻想，热衷虚构，惟独不会看，不会听，不会闻，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习惯了用头脑写作，而从来没有想过，作家有时也是要用耳朵写作、用鼻子写作、用眼睛写作的。他们只记得自己有头脑，没想到自己有心肠。”而报告文学作家就是我们需要的用心肠写作的一群人，纪红建说：“要写出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作品，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坚持用‘脚步’写作。这是一名作家高度自觉参与的表现，更是勇气与毅力、道义与良知、责任与担当的充分表达。这是作家身心的投入，是对内在激情的唤起，更是精神的行走。”一方面他走进现场获得第一手写作素材，一方面拷问细节真实，做到字字有出处。“做一名记录者、思考者、报告者，做人民心声的传递者，这一点，在我心中从未动摇过。”

他自觉践行着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身上体现着脚踏实地、霸蛮吃苦的湘人性格。面对大主题和小题材能得体把握，在历史感和当代性之间做自觉融合，文本践行着报告文学“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文体担当，持之以恒的努力最终集合成丰硕的创作实绩。不是在写作，就是在采访的路上，已成为这位年轻鲁奖获得者的生活常态。他走在盛大的时代中，也跋涉在寂寞的山野里，我们祝福纪红建行走的步伐更加稳健、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