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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夜》与《怀念狼》的意义和价值再认识

来源: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 李星  2019年04月04日07:56

1995年由华夏出版社首出的《白夜》,2000年由作家出版社首出的《怀念狼》两部长篇在贾平凹至今出版的16部长篇小说中有着重要地位和非凡文学价值,它们或一开始就被冷落,或在“热闹”中被引向寂寞,而它们重要的文学价值却被忽视了,以致评论家陈晓明在2015年的一次会议上说:“贾平凹曾有一部最可能与世界文学潮流接轨的小说,它就是《怀念狼》”。

《白夜》初稿落笔于1994年11月,足以说明一个事实,即是在《废都》遭受争议之后,贾平凹并没有被汹涌而来的非难和误解击垮,坚持走自己既定的文学之路。早在文坛还在为《废都》热闹的1993年秋天,他就穿越蜀道进了四川,在绵阳参加了目连戏研讨会,观看了五台目连鬼戏,并开始搜集有关目连戏的资料。从1993年10月接到嘉峪关市张三发所寄的《精卫填海》新寓言起,他就有了《白夜》的结尾。《后记》没有提供他开卷的时间,只讲了他在绵阳师专的构思和写作。但1994年他住了半年多的医院,才“决意正式动笔”,说明实际上从1993年夏他就开始构思和写作《白夜》了,“却先后推翻了三次”。推敲这些时间,只是为了说明贾平凹内心是多么坚强,并没有因为《废都》风波而受到多少干扰。

《白夜》中的夜郎与《废都》中的庄之蝶的差别不只在于名人与非名人,还在于他们的生存处境天差地别,夜郎是一个体制边缘、夹缝中的文化人,沉沦于市井,迹近于无赖,却又心慕高雅,欲脱掉自己身上的俗气,似君子又似流氓、小人,像好人又像坏人。

20世纪90年代初的西京城,商品、市场、房地产开发、文艺娱乐化皆已蔚然成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时髦口号,造成了文化为发展经济、物质生活服务的扭曲的文化观。《白夜》对这种重物质、轻精神的文化观有着鲜明的批评,指出这只能造成目光短浅、金钱至上的小市民文化。在这种社会文化大背景下,夜郎却如鱼得水,活跃一时,但因为缺乏体制与财富背景,他只能属于红火却未能致富的穷文人。有人说夜郎是“盖世的丑陋,旷世的孤独”。他的“丑陋”自然不只是长了一张马脸,也包括他的行为和灵魂;他的孤独也不是因为他精神境界之高蹈,而是源于他对自己的评价与他所处社会地位、所扮角色的差距。他的孤独是一个失意文人的忧怨和伤感。看不起与自己地位相当的颜铭,却高攀着大家才女虞白,或许正是他这个在西京一贫如洗的农民儿子摆脱精神孤独、寻求高枝可依的生存方式。而虞白对他的惺惺相惜式的眷恋,或许也是看错了人,投错了门,即使成婚,也注定不会有好结果。郎是才郎,郎却也有天然的狼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继写《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之后敢于将讽刺批判的矛头指向与自己同类的知识者、读书人的清醒而伟大的作家。钱锺书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围城》,就是批判讽刺自己一类的留洋者。《废都》继承了他们的伟大文学传统,创造了社会历史转型期,在权力和金钱的双重压迫下庄之蝶这个自知沉沦却不能自拔、陷于深沉痛苦之中的文化名人典型,而在《废都》之后,他则将目光瞄向了自己所在的西京文化圈,塑造了夜郎这个既令人同情又不无偏激、可憎的文化人形象。如果了解《废都》当年曾经给贾平凹带来多么大的麻烦甚至是旷日持久的官司,就知道在《白夜》的创作中他是多么纠结和谨慎,其中的苦心和智慧恐怕只有我们这些事中人才略知一二。既不能脱离现实生活的体验,又不能让人对号入座,惹出文学以外的是非,不啻是在荆棘丛中舞蹈。

其实,从《浮躁》以后,贾平凹真正的努力方向,是从已有的长篇小说结构和叙述模式及套路的写作方式中突围,创造出一种长篇叙述的新方式。这种改变讲述人居高临下的“高台”位置,如“给家人和亲朋好友说话,不需要任何技巧了,平平常常只是真”,看不出任何技巧的长篇叙述方式,是从《废都》开始的。记得当时就有不少识家发现了他石破天惊、别具一格的叙述方式。《白夜》乃至此后的《高老庄》《怀念狼》等正是这种语言方式和文体探索的继续,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打上了鲜明而独特的贾式叙事印记。读《白夜》,首先感到的是这种不装腔、不做作、不卖弄的叙述魅力。于极其浅近、日常、平易的言说中,让你感到芸芸众生生存与生命的律动;自然而又简洁,并不时有智慧的流露,充盈着禅意机锋和哲理光芒。不仅作者自己从中体验着“生活是美丽的,写作是快乐的,人世间有清正之气,就有大美存焉”的心境和乐趣,也让读者有日常生活、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人情世态,美不尽言之感。

在小说基本情节、故事以外,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民间传说、神话,引入长篇叙事,或增厚现实故事文化精神的广度和厚度,或使现实生活笼罩在一种幽深奇诡的叙事氛围之中,或以中国传统精神伦理映衬和观照现实社会的荒谬和丑陋,已经成为贾平凹长篇叙事的鲜明个人印记。这种叙事方式从《废都》就开始了,庄之蝶岳母的神神叨叨、老牛会说话、牛皮鼓会示警、货郎传递民意、歌唱民谣等等将一个当代文化名人的精神沉沦与人生痛苦,融于浓重的现实氛围和民情风俗文化的广阔背景之中。《白夜》将再生人寻亲、连台大戏《目连寻母》贯穿于全作之中,并与主人公夜郎的人生命运形成一种隐喻映衬的互文关系。川剧《目连寻母》的戏文全本我尚未接触过,只从《白夜》所引的片段中看出个大概,依稀演绎的是一个孝子穿越阴阳两界、苦苦寻母的感人故事。《目连寻母》的艰难曲折、再生人团聚希望的破灭,凸显的既是人间的真爱和深情,又是无限的生的痛苦,希望的难酬。《目连寻母》的结尾借用的是《精卫填海》的远古神话,并让现实的夜郎扮演精卫的角色。《后记》中说这则人生寓言化了的《精卫填海》是从一个甘肃作者处借来的,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对颜铭、夜郎、宽哥、吴清朴、虞白等人的人生命运,有着无尽的同情与悲悯。或许这正是无端遭遇《废都》风波,家破(离婚)人病之后的贾平凹的苍凉和忧伤,他把这种心境也真实无欺地投射于夜郎、宽哥、吴青朴、虞白、邹云、颜铭的故事之中。

社会和文坛的浮躁、娱乐文化的汹涌,使许多人正在丧失阅读纯文学的时间和能力,我怀疑正是这种浮躁和功利心,造成了对贾平凹别有心曲、别具新意的《怀念狼》这部大视阈、大境界的作品的种种误解和轻视。其实,只要静下心来,稍有语言和文学敏感的读者,只要开始读前几页,就会为贾平凹独特的叙事语言风采所倾倒。

《怀念狼》是通过一个外甥的视角去讲说自己的舅舅傅山的。傅山是20世纪50年代全县闻名的打狼英雄,后来却奉命去保护已面临灭种危险、硕果仅存的10只狼。然而却因为他思维中所存留的对于狼这种动物生命力旺盛、凶猛而又残忍、狡猾的定势最终阴差阳错地将它们全部消灭。从他对狼的恐惧心理中人们读到的不仅是老猎人思维和意识的褊狭麻木,更是这个当年的老英雄和他的徒子徒孙生命力的萎顿、消弱和无能。学者鲁枢元曾经在他的文章中指出,茫茫宇宙中这颗地球在它的历史中,曾经有过宇宙生命的世纪,又有过动植物生长繁茂的生物世纪,而今地球圈又进入了一个人类的世纪。“较之其他生物,人类的优越和幸运在于他们拥有了地球的‘精神圈’,然而,人类社会如今所面临的种种足以致人于死地的生态环境,也正是由于人类自己营造的‘精神圈’出了问题”。“人们不仅在征服中失去了‘灵魂’,甚至‘灵魂’也已经被征服欲所充斥。”《怀念狼》中傅山这个形象既是人类的辉煌与勇敢的象征,也是人类专制、麻木、偏执与自身生命力萎顿,心理精神生出了病患的生动象征。这是在全球化、现代化大背景下,极端发达的高科技、互联网虚拟世界所导致的人类与大自然隔离,以及由此导致的肌体能力退化和生命危机,以至于在多样生物面前丧失了安全感;与之相对的是虚拟世界所培育出的征服力的膨胀,灵魂被物质欲望所淤塞的精神生态危机。精神的生态危机,比自然环境的生态危机,更应引起人类自身的警觉。保护狼这样一个普通而又平常的生态题材,在贾平凹神秘飞扬的诗意叙述、汪洋恣肆的自由想象中,成为对于人类和地球生物的大关怀与大悲悯,对人性和人的生命力的大批判、大反省。这或许正是陈晓明心目中《怀念狼》的人类价值和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