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童年”日渐成为当代社会一个重要而醒目的文化消费符号，围绕这一符号展开的各类文化消费活动，对当代儿童和成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深刻影响。近年来，西方学界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关注和讨论，但国内系统、深入的相关专业研究则尚不多见。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青年学者赵霞博士所著的《童年精神与文化救赎——当代童年文化消费现象的审美研究》一书，不但以“童年”话题拓展了消费文化研究的疆域和方法，对于童年文化研究的推展和深入，也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

一

《童年精神与文化救赎》一书针对童年文化消费现象的相关探讨，呈现出两大鲜明的特点，这两个特点同时也代表了作者就这一研究话题所做的两个富于价值的研究突破。

一是研究对象上，作者提出了比“儿童文化消费”覆盖更广、辐射更大的“童年文化消费”概念。基于这一概念的消费者也不局限于狭义的儿童文化，同时包括了儿童和成人。在当下，童年文化因素正在渗入当代人日常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传统的文学到影视、广告、娱乐、游戏乃至相应的饮食、服装、建筑等，并以大众文化广而深的影响力，潜在地塑造着包括孩子在内的大众接受者对童年及其生活的理解。书中细致梳理了“儿童文化”与“童年文化”之间的关联与差异，通过包含却不局限于“儿童文化”的“童年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厘定，将我们对于当前这类文化消费现实的关注，从一种相对狭小的亚文化视野扩展成对更具普遍性和文化深意的当代消费现象的深思。这样一来，我们既看到了“童年”作为一个文化消费符号在当代儿童生活中的重要位置，也看到了它在所有当代人生活中的重要位置。这或许透露出作者的某种“雄心”：谈论当代童年文化的消费问题，不只是谈论一个特殊的边缘文化现象，而是要借此进一步探询关于当代文化状况、问题及命运的思索。

二是研究方法上，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时，选择从审美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来展开探究。世纪之交以来，西方学界的相关成果大多集中在针对儿童消费活动的经济、心理、社会特征等方面的探讨。本书所做的审美研究倒不是要另辟新的研究区块或领域，而是重在从审美的角度和精神，考察当前童年文化消费实践的得与失，从中发现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视角有时难以照见的有关文化的某些本质思考。

这也与前述概念密切相关。赵霞认为，童年文化的概念本身是分层的，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它可指与童年有关的一切人的实践及其结果。但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又会不可避免地对上述实践做出价值的判断、取舍等，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一个指向高级审美标准的“童年文化”概念。从内部构成来看，“它与童年文化的其他维度并行存在，却决定着这一文化的根本精神”。在当前童年文化消费的研究中，这一审美视角的切入，也许能够帮助我们看清童年文化消费现象的深层问题，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思考童年文化的当代命运。

二

在“童年文化”和“审美视角”的观照下，书中对于当前各类童年文化消费现实的考察，每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作者的分析一面紧贴生动的社会现实，另一面则透入现象深处，让我们看到日常生活背后复杂、丰富的文化蕴涵。许多看似无足轻重、甚至常在我们的生活中被一笑而过对待的消费行为，在作者的解读下，开始透露出诸多充满趣味和意味的文化内涵。

比如，这些年来，以孩子的童稚言语、行为等为文化卖点的娱乐节目，成为电视、网络上一道颇具人气的文化佐餐。针对这一现象，赵霞首先分析了这一现象背后的童年诗学内涵。然而，当她深入揭示掩藏于“纯真”诗学外表之下的“‘反纯真’叙事”的隐语，我们或许难以再如此轻松地看待和对待这类消费现象。当童年的“纯真”被挪作娱乐消费之用，当“在皇帝的新装游行中敢于喊出‘他什么也没有穿’的孩子，被偷换成了在成人的私密生活中敢于喊出‘他什么也没有穿’的孩子”，那个曾经令我们倾慕无比的童年单纯的生命状态，连同原本作为一种诗学对象的童年的纯真，都下降为了当代娱乐生活中一个庸俗的身影。在这里，初级的审美愉悦只是表象，在消费逻辑的操纵下，它的伪审美更应引起人们的警惕。

这是书中典型的案例分析方式，抽丝剥茧，层层深入，从看似平整光滑的文本壁腔内发现重要的意义裂缝，提出深刻的批评反思。作者显然认为，当代社会正在兴起的童年文化消费潮流，远不只是一类无伤大雅的消费点缀，它同时还是我们关于童年、关于自身、关于我们社会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言说和表达。这样的言说和表达，因其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此自然地融为一体，而对我们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三

可以看到，本书对于当下童年文化消费的许多现实持有鲜明的批判态度。但是，批判绝非为了表现某种姿态，而是为了有益于解决现实的问题。贯穿全书的始终是一种公允的批评立场和负责的批评精神。在审视、反思当前童年文化消费现实的同时，作者一点儿也不否认童年文化在当代社会获得的重要发展。相反，这一发展的语境和背景是一切批判和反思的基本前提。

明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作者致力于澄清、阐明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当前童年文化消费的现实不只是属于儿童群体的文化现实，也不只是对儿童群体施加影响，它映照出的是整个当代消费文化的某个根本问题，它所影响的也是我们全部文化的当下与未来。第二，当前童年文化消费现象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与文化本质有关的审美问题；因而，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同样不得不求诸审美的途径。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全书最后会收束在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当代童年审美文化的重建规划上。正如作者所提出的，现代童年与现代文明的精神追寻及其文化梦想紧相关联，经由童年文化的入口，守卫、延续现代文明的精神传统，并在相应的反思和实践中完成消费时代文化的某种自我救赎，也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可行的路径。

基于此，赵霞认为，当代童年文化良性发展的重要途径，是经由童年审美文化培育的渠道，从消费生活中恢复不断被吞噬着的审美经验，进而寻求促进当代人的审美化生存。结合具体的文本分析，她进一步提出了两个重要课题：一是通过促进现实童年的审美化生存，寻求童年生活自身更充实、生动的实现。二是在此基础上，借助童年范畴的独特意义，促进人性和文化的审美回归。这一规划是从实践操作的层面提出的，却也同时染有显而易见的乌托邦气息。在消费主义时代，是否可以指望童年弱小的身躯承担起这样一项文化救赎与再生的大事业？全书末章的结语或许已经提供了最好的解释：“人文思考本身便具有一种内在的乌托邦性。更何况，我们的确看到了从童年的环节切入改善上述循环的可能，它不在于任何抽象的教条，而就在于我们自己具体的肉身：童年不仅属于一个宏大的文化梦想，也触动着我们每个人身心深处最为温柔、珍贵的情感。任何时候，这种源自人性的审美情感都有可能成为文化新生的火种。”

本书之所以取名“童年精神与文化救赎”，正是意在通过重思童年的文化本质，提醒处于消费狂欢时代的我们重思文化自身的审美本质，进而重振文化的审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