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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

来源:文艺报 | 段建军  2018年12月14日06:43

路遥的创作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而展开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是从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开始的。路遥从《惊心动魄的一幕》,经《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到《平凡的世界》,一直坚持走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道路。他文学创作的命运,也与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坛的命运而起伏,与大多数人民的艺术需要相关联。

路遥对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个贡献是,发现了“城乡交叉地带”这一特殊空间。用自己的笔在其中耕耘,用自己的创作实绩,将其变成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永远绕不开的话题。城乡交叉地带是一个特殊的生存空间,主要分布于学校、工厂和部队,以及城乡接合部的市场。这里生存着各种相互区别的异质存在者,比如文盲和知识分子,乡民和市民,少数民族与汉族等,他们带着各自鲜明的特点进行交往,因此,能够形成鲜明的对话关系,能碰出强烈的思想火花,能补充每一个体思想的短板,能激发每一个体奋发有为。

陕北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的交叉地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北京知青上山下乡,又形成了城市与乡村的交叉,赋予它一个新特色——城乡村交叉地带。交叉地带就是交流交往地带。生活在闭塞地方的人因为缺乏交流交往而孤陋寡闻死气沉沉,生活在交叉地带的人,在交流交往中见多识广充满活力。民族在闭关自守中死水一潭,在交流交往中进步发展。与游牧民交往,给陕北人的生命中注入了定居民族少有的浪漫情怀;与京城知青交往,激活了乡野人对大城市生活的向往。

路遥出生在陕北,主要的人生经历,是在城乡交叉地带度过的。他曾经在县城上过中学,乡下学生与城里学生的交往对比,对他后来的人生规划人生理想影响甚大。回乡之后,他也是一个知识青年,在与下乡知青的交往中,更加强化了他对城乡差别的认识。他没有抱怨自己生不逢地,而是用积极的心态来感恩这种交叉地带的交往体验,这种交往体验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窗户,让他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认识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增加了他努力奋斗和争取一种新生活的可能性,激发他改变旧的生活方式,积极奔向新生活的动力。路遥把这种感受变成一种艺术发现,化为一部部小说文本,让读者去欣赏发生在这个特殊空间中的人生况味,激发读者奋斗向上的正能量。

路遥的这一艺术发现,不仅反映了中国城乡交叉地带,也反映了城市里的交叉地带以及中国与别国交叉地带有志青年的共同志向,更把中国当代文学带到了世界文学的富矿地带。如果我们放眼世界文学史,就会看到,一切真正的大作家都在交叉地带发掘故事,描写人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司汤达、托尔斯泰等无一例外。他们都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在黑与白、贫与富、上与下的交叉地带,讲述那里差异交往中所发生的人生故事,挖掘差异交往过程中人们内心深处生生不息的本真追求,进而引发人们对这一特殊空间生存者本真生命的哲思。

路遥把城乡交叉地带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典型环境来描写,呈现当时农民面临的经济上的开放与文化上的抑制之间的矛盾冲突。它所反映的底层百姓进城难,发展难,实现人生价值与尊严难的问题,却是那个时代从乡村到城市所有底层青年普遍的人生状况。主人公高加林要求打开城门,让有志青年在城市的平台上散发热量,为国家的发展贡献才华的诉求,也是那个时代所有青年的共同诉求。

路遥给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二个贡献是,在现代主义思潮弥漫文学界和评论界的时候,依然为了满足大多数人民的艺术需要,勇敢地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写成了长篇力作《平凡的世界》,激发引导了几代大中学生和打工族奋斗向上。

路遥对当时的中国文学思潮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认为,当时我国出现的为数并不很多的新潮作品,大都处于直接借鉴甚至刻意模仿西方现代派作品的水平,显然谈不到成熟,更谈不到标新立异。文艺理论批评界过分夸大了当时中国此类作品的实际成绩,进而走向极端,开始贬低甚至排斥其他文学表现样式。“我们需要借鉴一切优秀的域外文学,以更好地发展我们民族的新文学,但不必把‘洋东西’变成吓唬我们自己的武器。”

路遥认为,文学作品是用来与读者交流人生感受及思想感情的,因此,评判一种文学样式是否过时,或者是否新颖,就必须把目光投向交流对象——读者大众。读者如果愿意与这种样式的作品建立对话交流关系,分享作品中的感受与感情,就说明这种文学样式还未过时。尤其是广大的读者愿意与这种文学样式建立对话交流关系,这种文学样式就更有存在的必要。批评家不顾对话对象的要求和愿望,以启蒙者的姿态,教育作家和大众应当如何如何,只会把所谓的启蒙话语变成批评精英们的自娱自乐。

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一种关怀现实,关怀读者大众艺术需求的精神向度。它要求作家始终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关怀劳动人民的成功与失败,欢乐与痛苦,前途与命运。如果“不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而一味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喃喃自语,结果只能使读者失望,也使自己失望”。

路遥在有生之年一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向,同时肯定现代主义对我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借鉴价值。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学的不断繁荣与发展,正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需求基础上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结果,缺少或偏废了任何一方,都不会取得今天这样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