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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因为“越轨的笔致”与人物形象的“Modem Girl”姿态，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成为一篇经久不衰的作品。在小说问世之初的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莎菲形象的理解与认识产生过分歧。新中国成立以后，莎菲被现代文学研究者与8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研究者视为现代女性“叛逆”精神与追求 “灵肉一致”爱情的典型，她身上具有的现代“Modern Girl”气息及其隐喻的社会姿态、文化性质却被遮袴与忽视。事实上，《莎菲女士的日记》对新文坛与现代文学史的独特贡献，是它象征着“Modem Girl”形象塑造的时代到来，隐喻现代启蒙意识形态向都市颓废文明转型带来的历史冲突与精神痛楚。

关键词：Modem Girl; 现代都市“额废文明”；莎菲形象；

 

因为“越轨”的笔致与人物形象的“Modern Girl”姿态，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成为一篇经久不衰的作品。在小说问世之初的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莎菲形象的理解与认识产生过分歧。新中国成立以后，莎菲被现代文学研究者与8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研究者视为现代女性“叛逆与追求“灵肉一致”爱情的典型，她身上具有的现代“Modem Girl”气息及其隐喻的社会姿态、 文化性质却被遮掩与忽视，“在相当长时间中几乎没人做进一步的阐述”[1]。将莎菲视为现代女性追求爱情与现代解放的思想视野与阐释方式，无法揭示丁玲这篇小说“炸弹般”震惊文坛的根源，无法揭示丁玲一举成名的现代文学史意义与价值[2]。事实上，《莎菲女士的日记》对新文坛与现代文学史的独特贡献，可能是它揭示出来“这样一个隐蔽的事实”，即“‘摩登女郎’乃是‘现代’所产生出又叛逆‘现代’的，也就是叛逆于民族国家及其主流男性所需要的‘现代小家庭’性别规范的女性”[3]。本文在现代文学“Modem Girl”形象塑造的历史背景上，分析“莎菲”这个人物形象的独特意义与文学价值，以揭示丁玲这篇“轰动文坛”的小说所独有的艺术价值。

一、30年代批评者对莎菲形象的认识

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批评者，认为“莎菲”这个文学形象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现代女作家的创作进人新的历史阶段。“女作家的笔下，在冰心女士同绿漪女士的时代，是母爱或夫妻的受；在沅君女士的时代，是母亲的爱与情人的爱互相冲突的时代。到了丁玲女士的时代，则纯粹是‘爱’了。爱被讲到丁玲的时代，非但是家常便饭似的大讲特讲，而且已经更进了一层，要求教为深刻的纯粹的爱情了”[4]。与此同时，批评者非常赞赏丁玲对莎菲心理的大胆、越轨描写。与少数人视“莎菲”为现代女性”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5]的认识不同，人们多认为莎菲象征着现代“Modem Girl”的鲜明姿态[6].

那么，何谓“Modem Girl”呢？她的姿态是怎样性质的社会姿态？ 20世纪5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界并未就此展开系统与深入的探讨，而是在五四启蒙主义或无产阶级解放的话语系统中，将莎菲视为现代女性追求解放的叛逆精神的象征，或将其视为资产阶级享乐主义与道德颓废的化身。而30年代文学批评者不仅敏锐地将“莎菲”跟现代都市中的“摩登女郎”联系起来，而且指出这类女子是近代都市资本主义的产物，“是用烫发、口红、香粉、高跟鞋、电影院、对方不明确的怀孕、玩弄男性等等象征性名词来描述的对象”[7]。钱谦吾认为，“Modem Girl”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近代女性”，现在在各大都市正不断地出现与壮大。祝秀侠说，“Modem Girl”是现代都市文明的“时髦女子”与“享乐者”，她们只“找寻着物质的享乐，找寻着官能上的满足”，发狂般迷沉在“奢侈放纵的生活中”[8]。方英指出，“Modem Girl”是“资本主义化的”，她们生活在富丽的服装、宴会与舞场的时髦娱乐中，生活在汽车、电话、钻石、化妆品以及香槟酒的奢侈消费中。30年代文学批评者已历史性地发现，日渐发达与繁荣的都市工商文明开始孕育出新的人类“族类”即摩登女子，她们在社会行为、性别心理与精神气质上与传统女性、现代新女性不同，她们无法进入建设型的职业生涯而无奈沦为资本主义消费性的社会存在，又以独立与自主的意识彻底背叛与颠覆男权的道德伦理规范与文化秩序，却因缺失挑战社会传统的力量与无法找到有效的解放途径而蜕变为精神的“苦闷”与“病态”、颓废。总之，莎菲象征与寓言的都市“时髦女子”社会姿态，就是“已经没有丝毫的封建意识存在[9]。

不仅如此，30年代文学批评者还指出“Modem Girl”的行为与精神特征。祝秀侠在他的一篇小说评论中指出，“Modem Girl”在美国原指“职业妇女”，她们由于经济的充裕与生活的安适，由于男交的自由与娱乐场所的发达，逐渐养成寻找物质享乐、官能满足的生活风尚，奢侈放纵的生活造成这类“Modem Girl”鲜明的精神“特质”，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有不受任何束缚的性情、积极的享乐物质与娱乐、过着病态的精神生活、寻求官能上的纵欲与满足、不规则的玩弄人生的态度。美国职业女子的这种“Modem Girl”倾向后来波及到日本发达的城市，“东京横滨等地方，已满布着这种新的都市社会的景象了”[10]。钱谦吾认为，在这类女子的诸多倾向中，“专门寻欢求乐的倾向”要算是第一了”，它带着浓郁的“‘世纪末’的病态”。他这样描绘“Modem Girl”的情绪特征：

从“世纪末”的颓废所生的变质者，第一，肉体上已有和常人不同的特征，自我观念很强，容易为一时的冲动所动摇。第二个特征，容易动情绪，对于毫不相干的事，笑 着哭着。第三特征，依其人的周围状况，或为厌世悲观,或对宇宙人生的种种恐怖心，常常象困惫，倦怠，烦闷。第四的特征，活动上表现很忧郁的状态。第五的特征，作无止境的梦想，不能注意于一事，来判断追求统一思想的脑力，因此专耽于漠然，暧昧，无顺序，断片的妄想。第六是怀疑的倾向，对于种种问题，怀抱疑惑，诠索其根底，而不得解决烦闷者。最后一个特征是神秘狂，即Mystical delirium 的 状态。 [11]

可见，20世纪30年代文学批评者发现“Modem Girl”作为社会现象已经大量出现，发现她们的“姿态”具有浓厚的现代“享乐”意识与世纪末颓废倾向，感受到她们的社会姿态对道德伦理与文化秩序的潜在颠覆力量。 “Modem Girl”从“‘有闲阶级’波及到‘中产阶级’，引起了‘娼妓的蔓延，产生了‘什么舞女呀，按摩女呀，女招待呀，女店员呀’等变形娼妓”，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与历史影响也根本不是现代女性的解放，而是现代女子道德与社会地位的“益趋堕落[12]。都市文明促生的这种史无前例的“Modem Girl”，让批评者惊讶，让他们意识到人类文明已发展到新的阶段，或者说，让他们看到了人类文化与历史的坍塌与末日。这样，“Modem Girl”就不仅是现代都市发达、繁荣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而且像一篇深刻的历史启示录，既激动人心又让人惶恐不安。因此，“Modem Girl”女子在30年代中国的城市刚萌生就受到革命文化界的严厉批判。

在这种意义上，20世纪30年代文学批评者指出丁玲具有描写现代“Modem Girl”的天才，由此确立她在现代文坛上的独特地位，她“就是描写这一种姿态的作家”[13]，表现了五四女性作家所不曾有过的新的姿态。这是丁玲早期小说震惊当时文坛的真正原因，是《莎菲女士的日记》获得文学史意义与价值的历史因由，也是丁玲不满意她早期创作并诚恳接受左翼理论家批评的根本所在[14]。冯雪峰多次批评丁玲早期创作，认为早期的丁玲是有着“坏的倾向的作家”[15]，她的莎菲们所追求的实质上是恋爱至上主义，“而她们所意想的恋爱至上主义却已经是带着颓废和空虚性质的东西，这是她们从当时跟没落期的资本主义输入进来的资产阶级颓废期的文化上接受来的”[16]。然而，80年代以来，人们多认为莎菲是叛逆封建旧礼教、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这遮蔽了这个形象真实的文学意义，削弱了它在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不能取代的典型意义”[17]。

二、莎菲作为“Modem Girl”女子的形象特征

丁玲的创作一开始就显示出新潮、时髦的现代都市生活倾向。在处女作《梦珂》中，学校美术课堂上的“女模特”与操场上“打网球”的体育活动，家庭生活中青年男女社交与看戏、看电影等等的娱乐活动，以及女主人公电影公司求职并迅速成为电影明星的经历等，构成一幅十分摩登的现代都市生活氛围与小说背景。更具有摩登意味的是，“电影是梦珂从家乡进到上海后所品尝到的都市奇异的香味之一”[18]，当她朦胧的纯真初恋被都市色情生活玷污后，她就委曲求全地走进电影圈并成为任人吹捧的女明星。人们已认识到，在20年代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电影、电影院是最时髦、流行的风尚[19]，而女子加入这一新兴的文化产业——做电影明星，并非仅出于谋生和争取社会地位的迫使，它还被女子理解为“女性解放”的一种现代形式。但是，与这种城市摩登的小说背景不协调的是，主人公梦珂这个单纯而稚气的乡村少女，在都市世界的心灵感受则有些“守旧”或“传统”，她与被资本主义熏染的都市“色相市场”显得格格不入，始终以不断逃亡的方式反抗爱欲色情化[20]。丁玲的这篇处女作，呈现了一个由乡村进入城市并带有心理与文化冲突的叙事者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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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小说背景仍然具有“Modem”的都市情调。男女自由而浪漫的大学生活，女主人公高雅的“肺病”与精致的护理，不仅象征都市逸乐的资产阶级日常生活，而且隐喻都市“Modem Girl”的社会存在状况，即她们无法进入社会又不愿成为家庭男权的奴仆，而只能苦闷地生存在社会边缘并病态地放纵自我的情欲。与《梦珂》不同的是，莎菲与其所处的都市生活的文化心理冲突减退了，她被刻画成一个具有都市“Modem Girl”气质的年轻女子。莎菲对都市里男女爱情的游戏与技巧再无梦珂淳朴似的反感与憎恶，反为都市泛滥的“色欲”所迷惑，那颗希翼获得理解的心扉非但不会被不懂爱的技巧的老实男子所感动，却被一个有着卑劣灵魂的骑士般男子的风度所煽动，造成“我是给我自己糟蹋了”[21]的堕落与反悔，最后决意离开使她疯狂与堕落的北京而南下。在这种意义上，完全被色欲操纵的莎菲已染有“Modem Girl”的气质，尽管在叙事结束时她已战胜自己而选择离开，但“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 [22]的生命意识与人生观念并没有使她将这次堕落视为一个重大的事件。

作为“Modem Girl”女子形象，莎菲突出的特征是感受性非常强烈。她不仅对人事敏感而且对环境、天气等都烦躁，缺乏应有的意志与理性。这份不健全或病态的性情，叙事者和主人公认为是肺病与孤独造成的。日记开篇就写道医生说顶好能多睡，多吃，莫想事，偏这就不能，夜晚总得到两三点才能睡着，天不亮又醒了。像这样刮风天，真不能不令人想到许多使人焦躁的事。”[23] 敏感给她带来心灵痛楚也给她带来心理苦闷，使她不能理解、认识自己，“有时为一朵被风吹散了的白云，会感到一种渺茫的，不可捉摸的难过;但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把眼泪一颗一颗掉到我手背时，却像野人一样在得意的笑了”[24]。作者和研究者指出，它是现代女性必须克服的“女人的弱点”[25]，但它实质上是“Modem Girl”女子独具的气质，也是现代人“颓废意识”的精神象征。19世纪以降，现代人越来越对启蒙主义的理性、进步、科学等观念丧失信仰，产生了对感性、艺术等审美现代性的历史追求，现代颓废主义成为城市文明中的幽灵而四处弥散。因此，莎菲浓厚的感性气质不仅是生理意义的性别特征，而且是现代都市日渐滋生的“颓废意识”的文化符码，可以说，莎菲身上表现出来的敏感与伤感，跟郁达夫小说主人公的精神气质十分相近，都是现代人走向“沉沦”的心理表现。所以，莎菲作为“Modem Girl”女子形象跟五四文学中的“子君”们截然有别，子君们对自由爱情与独立人格的追求及对封建传统的无畏背叛，呈现着对理性的信仰与意志自我的自信，象征着一种建设性的生命意识，而陷入生命苦闷并只能在病院里怨天尤人的莎菲，她的敏感与孤独使她成为浪费生命的颓废者，隐喻一种消费性的生命意识，即渴望将生命从文化秩序与情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成为“自己的玩品”。

莎菲拥有的另一个“Modem Girl”特征是自我主义。她不仅“尽自己的残酷天性去折磨”[26] 真心挚爱她的苇弟，主动诱发或操纵凌吉士的色欲想象与激情而最后又拒绝、逃离，而且对好友、同学也缺乏同情、信赖与良善:“剑如既为我病，我倒快活，我不会拒绝听别人为我而病的消息”[27]。自我主义使莎菲陷入渴望被理解的孤独深渊中，使她成为“狷傲”或“怪癖”的女子，也使她意识到并反省自己的本质，“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28]。然而，莎菲无法走出自我主义的迷途，她反感人们对她指责却不清楚她心底的真相与委屈，结果让她跟人们更加疏远了，“我真愿意这种时候会有人懂得我，便骂我，我也可以快乐而骄傲了”[29]。莎菲的这些任性表面看来是个人的性情和道德的缺陷所致，但这种自我中心的人格意识却有明显的“现代”特征。进入现代社会后，发达的物质文明与民主意识培育了现代人的个人观念，也造就了现代人强烈的自我主义意识。莎菲的撒谎与捉弄男性是现代文明的一种隐喻形式，是我们在传统文学世界里很少遇见的一个现代“尤物”[30]。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与文学中，女性多成为男权的依附者和维护者，那么，莎菲的“Modem”意味就在于自我意识与自我欲望的增强，她不仅渴望摆脱男权的压迫而且成为操纵男性的跃跃欲试者，成为征服与玩弄男性的智慧与行为主体，正像她教训苇弟说的那样，“不要以为姊姊像别的女人一样脆弱得受不起一颗眼泪”[31]。莎菲的自我主义还蕴涵另一方面的意味，即现代消费主义与道德虚无主义的崛起，她把生命视为“自己的玩品”和快乐的源泉而“糟蹋”，无视生命伦理与人生道义的自然规定性。因此，莎菲作为首次出现的自我主义的现代女子形象，鲜明夺目得让社会与文坛惊讶，她既背叛了封建传统又不同于五四启蒙主义，成为现代都市“颓废文明”的文化象征。

作为“Modem Girl”形象，莎菲最鲜明的特征是拥有难以驾驭的情欲，这是小说“最初产生影响的原因”[32]。让人们惊讶的是，莎菲对异性的渴慕不是指向高尚或精神的爱情，而是指向男性外在的色貌与风度，凌吉士“欣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煽动并燃烧了她的情欲，“无论他的思想怎样坏，他使我如此癫狂的动情，是曾有过而无疑”[33]。即使在知道凌吉士有着怎样卑丑灵魂的时候，她还是难以抑制、泯灭这种渴求，“可是我又倾慕他，思念他，甚至于没有他，我就失掉一切生活意义了;并且我常常想，假使有那么一日，我和他的嘴唇合拢来，密密的，那我的身体就从这心的狂笑中瓦解去，也愿意。其实，单单能获得骑士般的那人儿的温柔的一抚摩，随便他的手尖触到我身上的任何部分，因此就牺牲一切，我也肯”[34]。对男性色欲无法控制的冲动与癫狂，成为这篇小说叙事与莎菲心灵苦闷的真实动因，也成为情节冲突与叙事结束的决定因素，当莎菲希望凌吉士“只限于肉感”、“用他的色”来摧残她的心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无法像别的女人那样承受而决定离开。在这种意义上，莎菲不同于五四时代的“叛逆之女”，后者追求的是爱欲的权利与爱欲的高尚、纯洁[35]，而前者却把情欲投向生理意义的男性“色貌”，人生经验使她明白“爱”隐藏的生理欲望，使她怀疑和不敢接受人间的爱情。因此，莎菲无法抗拒“色欲”而招致的人格堕落，仿佛不是对都市色欲世界的谴责，而是对生命强烈色欲的经验与认同，昭示一种另类现代女性主体意识的诞生，即在女性解放和都市文明的历史合力中滋生的“颓”加“荡”的气息。

总之，莎菲作为一个成功的现代女性文学形象，其典型性意义不是她对封建意识与传统的叛逆，也不是她对“灵肉一致”爱情的追求，而是她身上所焕发出的前所未有的“Modem Girl”气息：感性、自我主义与色欲的感受，隐喻“因资本主义的发达而产生的‘世纪末’的病态”[36]。而这些，在20年代的新文学中，除郁达夫的小说有过表现之外，其他作家少有或完全没有涉及。因此，丁玲的这篇小说成为“中国新文坛上极可骄傲的成绩”[37]。

三、莎菲作为“Modem Girl”形象的独特意义

1928年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许多“Modem Girl”形象。慧女士（《幻灭》）、孙舞阳（《动摇》）、黑牡丹（《黑牡丹》）、信子(《MODERN GIRL》）、徐曼丽(《子夜》)等等，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形象画廊中的一个系列。这类女性人物形象不同于追求现代性的“子君”们，不同于已成为现代性主体的“才苕”们，更不同于生活在传统男权社会里的“祥林嫂”们，她们是现代都市物质文明培育起来的“消费性”人物与颓废主义者，对“物”与“性”的享受与追逐是她们的生命表征，道德虚无主义与享乐主义是其精神本质。她们是都市发达的物质文明所培育的新女性，是都市颓废文明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在这种“Modem Girl”形象的历史谱系上，“莎菲”的审美独特性能够呈现出来。她象征着“Modem Girl”形象塑造的时代到来，隐喻现代启蒙意识形态向都市颓废文明转型带来的历史冲突与痛楚。首先，莎菲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Modem Girl”形象，率先表现了都市生活中的新现象。20世纪20年代，随着上海走向繁荣，新的城市时尚、风气也逐渐唤起现代作家的注意，茅盾、新感觉派作家、革命文学作家等纷纷描写上海的都市生活现象，丁玲开始创作时也选择上海新鲜的时尚生活为题材。莎菲作为一个“Modem Girl”形象，其行为特征都接近新感觉派小说家笔下的都市女子，为情欲所激动的莎菲近似刘呐鸥小说中自由、大胆、无拘束的都市时髦女子，持有传统与经验记忆的男子在她们面前成为胆怯、守旧的“傻帽”并沦为被操纵与玩弄的对象；为孤独所苦的莎菲也似穆时英小说中的都市感伤者，那些流落都市的水手、舞女既无法承受孤独的重压也怀念美好的往昔，茫然寻觅一个温暖的心灵归宿却总是事与愿违。

可以说，丁玲塑造的莎菲形象不仅标志五四女作家的创作进入新阶段，而且标志新文学进入表现生活的新阶段，即由创造社作家对都市青年“经济苦闷”与“性苦闷”的表现转向对都市女性放浪行为的表现。莎菲的“Modem Girl”姿态，让新文坛初次发现了都市时髦女性社会行为与心理意识的特征，感到了新文学反映都市现实生活的新鲜气息。在这种意义上，《莎菲女士的日记》|与莎菲女士的形象，让新文坛无比的震惊与激动，让人们发现丁玲作为现代女作家的天才与价值。

其次，莎菲像“孙舞阳”、“黑牡丹”等“Modem Girl”女子一样，有着现代都市颓废文明的特征。享乐主义与道德虚无主义共同造成她们的生命意识，使她们成为“胃的奴隶”与“色的奴隶”，成为自我欲望的生命颓废者与都市文明的热情追逐者。慧女士、孙舞阳等以女性魅力消解涣散男性的理智而获得心灵的愉快，黑牡丹、信子等以美丽的色貌换取金钱来维持奢侈的生存，莎菲则小心翼翼地放纵自我的感性及情欲。莎菲与她们的差别在于，她的渴望与幻想发生在孤独的房间里，不像孙舞阳们的行为发生在大街、办公室等公共场所。因此，丁玲虽然“深处在‘Modem Girl’的典型生活里面”并“抓住了这一种生活的核心”，但她描绘的莎菲“还不是完全资本主义化的”，“在她的创作里面，是找不到最富丽的新装，看不见不断变幻着光色的跳舞场，也看不见金醉纸迷的大宴会；同时，也没有家备的Moter car，自动的电话机，金刚钻，画眉笔，以及香槟酒”[38]。不仅如此，她为情欲而发狂的同时，还鄙视凌吉士丑陋的灵魂与谴责自我的堕落。莎菲心理与行为的这种矛盾与混杂，使她及这篇小说饱历褒贬毁誉之争。这实质上表明莎菲是这样的一个文学形象，即她既拥有现代启蒙理性的精神气质又含有现代颓废文明的气息。这两种混杂的文明特征，使莎菲既渴望、追求情欲的满足又厌恶这种颓废，既心甘情愿的沉沦又谴责自己的堕落。总之，莎菲的“苦闷”并非仅是生命灵与肉、文明与自然的心理冲突，还隐喻启蒙主义与颓废主义的文明冲突，或者说，莎菲象征着启蒙主义遭到颓废文明侵袭与挑战的历史冲突与精神痛苦。因此，莎菲作为一个“Modem Girl”女子形象的文学审美意义，不是反抗封建传统的“五四”性质的现代女性形象，也不是新感觉派作家笔下完全摩登化的都市女子形象，而是一个启蒙文明向颓废文明衍变中的历史中间物”，既时髦又守旧的文化心理造就了她的“混杂”特征。

 

注释及参考文献：

[1][3] [7][12]江上幸子《现代中国“新妇女”话语与作为“摩登女郎”代言人的丁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2期。

[2]笔者在2004年10月丁玲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会议论文《莎菲作为Modern Girl形象的意义》，但这篇论文仅引起少数学者的关注及兴趣，而没有获得会议的广泛关注及重视。近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2期发表日本学者江上幸子的论文《现代中国的“新妇女”话语与作为“摩登女郎”代言人的丁玲》，该文把丁玲早期小说创作视为“专注与‘摩登女郎’苦闷的表现”。这说明，丁玲早期小说中女性形象身上的“Modern Girl”气息已逐渐引起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注意及重视。

[4]毅真《丁玲女士》，《妇女杂志》1930年7期。

[5]茅盾《女作家丁玲》，《文艺月报》1933年2期。

[6]参见钱谦吾《丁玲》（1931年8月《现代中国女作家》）、方英《丁玲论》（1931年8月《文艺新闻》22号）、何丹仁《关于新小说的诞生》（1932年1月20日《北斗》2卷1期）等论文。

[8] [10]祝秀侠《痴人之恋》，《文学周报》1928年7期。

[9] [11] [13]钱谦吾《现代中国女作家》，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

[14]在《在黑暗中-跋》中，丁玲说她不愿让读者觉得自己只能写一些只有浅薄感伤主义者易于了解的感慨。在《我的创作经验》中，她说她过去的小说描写的是自己并不同情的“女性的弱点”。

[15][16]《雪峰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336页、207页。

[17]袁良骏《褒贬毁誉之间——谈谈<莎菲女士的日记>》，《十月》1980年1期。[18]熊鹰《都市、电影和女性》，丁玲研究会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多彩画卷》，长沙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348页。

[19]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20]参见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21] [22] [23][24] [26][27][28] [29] [31] [33] [34]张炯编《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第78页、78页、41页、45页、45页、45页、51页、43页、45页、71页、76页。

[25]丁玲《我的创作经验》，1932年12月24日《中华日报》。

[30]安-多尼认为尤物是一个发散无边际的、预示着认识论创伤的人物，她最令人震撼的特征是她永远不是所表现的那个人。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32] [36] [37] [38]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66页、277页、255页、238页。

[35]五四女性文学中女性所渴望的爱情，是超越自然性欲的精神同盟，是对性欲的拒绝与否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认为它呈现了女性解放观念的封建意识及历史局限性。这种批评实质是80年代启蒙话语的“当下意识”，它忽略了女性文学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五四女性的这种爱情观念其实是对封建时代男性纵欲（蓄妾、嫖娼）的历史批评与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