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70年10月的一个下午，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的一个工地上，挖到了一个灰不溜秋的陶瓮。就此，一批“何家村遗宝”惊艳出世。这些宝贝与唐代盛世以及丝绸之路有怎样的关系？不久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齐东方教授来到“上图讲座”，为大家解读神秘的“何家村遗宝”。

是谁把这些珍宝埋藏于地下

1970年10月，在西安市碑林区的何家村出土了一批唐代金银器共1000多件，分别埋藏在2个大陶瓮和1个银罐之中。其中，各式金银器做工精细，造型美轮美奂，艺术价值极高，更有不少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国宝，部分珍品还是全球范围内的孤品。

这批文物中，95%以上都是唐朝的，而且绝大多数都是8世纪中期的，也有一些更早年代的钱币。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疑问：这批宝贝的主人是谁？是谁把这些珍宝埋藏于地下？

首先，让我们从发现的地点和器物的年代上来寻找线索。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钻探并对照文献记载，何家村窖藏所在地位于古代唐长安城内一个叫兴化坊的地方。

这些珍宝被埋在地下，我们猜测可能是因为一场战乱或者其他什么突发事件。一开始有专家猜测，唐朝发生的最大战乱就是“安史之乱”，这批珍宝应该是那段时期被埋入地下的。这批器物的年代大多属于8世纪中期，也是相吻合的，所以这作为一种基本的结论，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

但是，随着考古技术的进步，后来人们发现这批宝藏中有的器物是“安史之乱”以后制造的，因此之前的结论就被推翻了。

在“安史之乱”之后，还发生了“泾原兵变”（783年），这是唐德宗时期发生的一场战乱。我仔细研究了很多文献资料，查阅当时的兴化坊里曾经住过些什么人，然后对这些人一个个进行了排除，最后将焦点集中在一个名叫刘震的人身上。刘震当时住在兴化坊，是官位显赫的租庸使，也就是专门负责国家税收的官员，他能接触到国家的库房。据 《唐两京城坊考》记载，“泾原兵变”时，租庸使刘震让人押着“金银罗锦二十驼”出城外逃，自己则与家人随后赶来。这段文字透露出刘震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财富珍宝。

所以我猜测，“何家村遗宝”与刘震有关，但不是个人财产，而是收缴上来的庸调及保管的宫廷珍宝。

带把杯的中国特点越来越明显

今天，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谈“何家村遗宝”，那就是这些宝藏所呈现出的浓厚的多元文化气息。

何家村出土的提梁壶、壶瓶，这些都不是中国传统的器物。

提梁壶是游牧民族用的器物。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所使用的日常用品差别很大。同样用壶，游牧民族为什么有提梁？为什么壶是扁的？大家只要想象一下整天在马背上的生活就知道，扁壶系在马背上不会滚来滚去，有提梁的话取用非常方便。

带把的壶瓶也是游牧民族使用的，携带和使用都很方便。在唐代以前，虽然商周时代的铜器有些是带把的，但非常少见。南北朝时期曾经有一种带把的壶，但那种壶不能提起来，是抱着使用的。一直到唐代，带把的壶瓶才越来越多见，可见这是游牧民族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

何家村还出土了几件杯状器物，这些杯有一个特点——都有一个环形的把，这在唐代以前也是没有的。据考证，这些器物属于生活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的粟特人，这个民族和中国的商业交流特别多，中国史书上把他们称作 “昭武九姓”，他们在中亚建立了很多城邦，以善于经商著称。他们兼有农耕和游牧文化的特点，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中介人。

何家村发现的这些杯状器物，无非有几种来源：第一，外国传到中国的；第二，中国唐代工匠仿制的；第三，外国工匠到中国来制造的。经研究，何家村发现的器物应该是中国的仿制品，为什么这样说？虽然其造型、装饰细节和中亚的器物一模一样，但是仔细一看，底衬的纹样却是地地道道的唐代图案。

带把杯后来出现了很多变化，比如杯的腹部呈一个碗的形状，纹样上出现了柳叶，底下是莲瓣托起来，整个像一朵花一样，这种品味是唐人喜欢的。也就是说，带把杯的中国特点越来越明显。

文化交流往往是从商品交易开始的。通过丝绸之路，这种杯状器物传到中国，因为非常好用，所以渐渐流行开来。在没有带把的杯之前，中国古人一直用的是碗，喝酒、吃饭都是用碗；唐朝时，带把的杯开始出现。经过对异域文化不断学习、模仿，再推陈出新地改造，最后变成了中国式的器物。

不怕弄丢自己的文化传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何家村出土的金碗。

大家知道，中国的青铜器铸造技术非常高超，把金属熔化了以后通过翻模进行铸造。商周时期铸造的青铜器已经非常复杂，因为这个技术在中国很成熟，所以中国早期在金银器制作上也经常采用铸造技术。

但是，金、银因为质地较柔软、延展性强，更适合采用锤揲的方法打造。锤揲法就是将金银捶打成各种形状，金、银可以砸成很薄很薄的片，能拉出很细很细的丝，特别适合制作精美的首饰。一般制造金银容器也采取锤揲的办法，把金块先锤成金片，再吹出器型和轮廓，然后在轮廓上进行錾刻。这种技术是从哪里来的？来自于西亚。得益于丝绸之路的开通，中亚的器物传到中国以后，西亚的技术也渐渐传入中国。

为什么锤揲技术会和西亚联系起来呢？因为西亚有一种特殊的资源——沥青，有石油的地方就有天然的沥青。用锤揲技术来制造金属器时，需要在金属片下铺垫不软不硬的底模，而沥青是不错的选择。这一技术早在古波斯阿契美尼德时代就已经炉火纯青，直到现在伊朗工匠制作金属器时，仍然还是用沥青做底模，再锤揲、錾刻各种器物。这种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引起中国工匠的好奇和模仿，并大量应用于金银器的制作中。

在唐代中期以前，中国古代的器物中，花口形的器物较少，而唐代中期以后就大量出现了，这也与锤揲技术的引入有关。所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唐代锤揲制作的器物也越来越多。

我们现在讲对外开放、文化交流，我觉得我们可以向唐朝人学习。唐朝人不害怕自己会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给丢失了，只要你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你就丢失不了，传统文化是植根于这个民族的灵魂当中的。外来文化一开始会让你感到新鲜，但慢慢地通过融合和改造，再加上自己的创新，外来文化就会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这方面，唐朝人给我们提供了经验，而且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丝绸之路留下的宝贵遗产

刚才讲了丝绸之路将外来的东西、外来的技术传入中国，我想引申开去，讲一下丝绸之路对中国更深层次的影响。

文献里曾经有过一段记载，说的是，唐朝最初的时候，女人外出骑马，按照规矩，都要头戴一种“羃 ”。羃 原属胡装，一般是用黑纱制成，四周有一宽檐，檐下有下垂的丝网或薄绢，长到颈部，以作掩面。过了一些年，女性外出不戴羃了，只戴一个帷帽，“遮蔽仅止于颈以上”。再晚些时候，帷帽干脆也抛弃了，又风行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从贵族到老百姓，都是如此。

唐高宗的时候，皇帝曾发布了一个诏令，是有法律效力的。这个诏令翻译成白话文，说的是“现在的人真不像话，怎么女性外出不把全身都遮起来了，而且还成了一种社会潮流”。因此皇帝发布诏令禁止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但是，诏令并没有让女性恢复戴羃 的传统。

短短几十年时间，唐朝的变化如此之大。仅仅从女性服装的角度，就可以看出外来文化的巨大影响。服装的演变背后，其实是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种时代的变化当然和丝绸之路有关。在唐朝，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改变，就是从天子到百姓，都放弃了过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这种观念的深刻变革，使东西方文明在碰撞与融合中共同发展。它进一步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在唐代形成了包容开放的治国方略，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中找到了一条前进的道路。

我想，这就是丝绸之路给我们今天留下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