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医院中》是丁玲创作于1940年的一篇作品，最初发表于1941年11月 15日的《谷雨》创刊号上。小说原题为《在医院中时》，1942年8月由重庆《文艺战地》转载时改题为《在医院中》。据丁玲自己陈述，若不是编辑索稿急迫，《在医院中》很可能还是缺少结尾的半成品，她本人正处于不知道如何结尾的焦虑状态。这个距离初创将近半年、仓促写就的结尾，与此前四节存在着明显的“脱节”，丁玲也不讳言这个结尾是硬“塞上去”[1] 的。这使得《在医院中》具有高度的历史症候性。就丁玲毕生的创作而言，无论是题材还是写作风格，《在医院中》都堪称戏剧性的转折。这篇小说对主人公陆萍的形象及其复杂心理活动的刻画，已经超越了丁玲个人的困惑和焦虑，成为历史转折期知识分子共有的精神困境的隐喻。

一、“对立”的解读史及其限度

至今，对《在医院中》的讨论已经形成了丰富的解读史，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小说女主人公陆萍与周围人物关系的评价。无论评论家对陆萍采取何种态度，总体上并未超出陆萍和周围环境之间对立的解读模式，这一模式蕴含着启蒙与革命、个人与集体、先进与落后等多重对立。由于这对关系承担了转折年代诸多的历史矛盾，使得《在医院中》这篇被作者自认为“失败”[2] 的小说也随着时代的变动被反复讨论。

《在医院中》发表不久即受到了署名为燎荧的评论者的批评。这篇小说的主要缺点被认为是“主题的不明确”，具体表现在主人公陆萍和周围环境的对立上，“是在于对主人公的周围环境的静止描写上，是在于对于主人公的性格的无批判上”。他随后将批评扩展到丁玲个人，“她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而且“带着陈腐的阶级的偏见，对和自己出身不同的人作不正确的观察，甚至否定”[3] 。这种观点在1958年反右派斗争对丁玲的再批判中被进一步发挥。周扬批判《在医院中》是“反党、反人民”的小说，陆萍被认定为“有着严重的反党情绪”。他一开始就找到了个人和集体两个对立的范畴，以陆萍作为反党的个人主义的代表——“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抵触的情况下，陆萍对延安的一切投以仇视的眼光，并且在医院中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小说把革命根据地劳动群众写成愚蠢的、麻木的人，把延安写成一个残酷无情、阴森可怕的地方，延安的革命干部从上到下都是没有希望的。”周扬由此得出，《在医院中》整体上折射出了“两种不可调和的世界观”[4] 。

时隔22年，严家炎在80年代初重新讨论《在医院中》。在他的论述中，陆萍化身为代表现代文明的改革者，她与环境之间的对立因此是“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相联系着出现的对现代科学文化要求，与小生产者的蒙昧无知、褊狭保守、自私苟安等思想习气所形成的尖锐对立”[5] 。这种观点奠定了新时期以来对《在医院中》的基本认识。与此前对《在医院中》的批判相比，在个人与环境之间同样二元对立的结构中，陆萍成为“启蒙者”，而周围环境则体现了落后的“封建性”。由此，解读发生了反转。这一批评模式的确折射出了时代思潮的转变，但并没有更深刻地改变理解《在医院中》的思维方式。

陆萍个人和周围环境仍被视作对立关系， 她所代表的个人主义同革命要求的集体主义相矛盾，但批评家此时先入为主的启蒙主义立场却很容易遮蔽文本中那些鲜明的革命话语。在90年代的“再解读”中，黄子平对启蒙视角下周围环境的“封建性”提出质疑，他认为陆萍周围的环境虽然是“病态”的，却已经是按照“现代方式”组织起来的“病态”。这或许可以反驳80年代以来偏狭的启蒙立场，但由于黄子平仍然将小说结尾的变化理解为革命对五四启蒙的“重新编码”/“治疗”[6] ，总体上并没有突破二元对立的模式。

无论是救亡压倒启蒙，还是启蒙重新抢回高地，再至于对启蒙的反思，二元对立的解读模式均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显示出转折时期复杂的历史症候。回到《在医院中》，我们注意到，陆萍的心理活动得到了极尽详细的铺写，她个人的心态在现实环境的作用下不断发生着变化，对陆萍心理活动的分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陆萍和周围环境之间更为繁复的关系，反思二元对立的解读模式。小说开篇即展示出一副阴沉压抑的场景，作者对陆萍外形的第一次描写就透露出她心理的紧张，“这女子的身段很灵巧，穿着男子的衣服，就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似的，她有意的做出一副高兴的神气，睁着两颗圆的黑的小眼，欣喜地探照荒凉的四周。”[7] 作者交代出她这是“有意”为之，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这样描写呢?

下文交代陆萍的年龄只有20岁，丁玲这时候塑造陆萍，更像是在检视初期作品中如莎菲一样的女士的成长史。“她还残留着我的初期小说里女主人公的纤细而热烈的情感，对生活的憧憬与执着。是的，她已经比那些过去的人物更进了一步。”[8] “成长”是《在医院中》的主题，小说用以点题的结尾即是“人是在艰苦中成长”。从丁玲的自陈来看，“成长”意味着对早期“纤细而热烈的情感”进行“有意”的理性控制。这种开场方式一方面显示了丁玲对早期创作风格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主人公陆萍已经有所“成长”。

陆萍“有意”克制自己情感的努力渗透在前四节的每一处，可是，她越是深入医院的日常生活，就越是陷入情感与理性的激烈交战中。在住进窑洞的第一晚，她的心理平衡已经面临崩溃，而她的选择是——“竭力安慰自己，鼓励自己，骂自己，又替自己建筑着新的希望的楼阁，努力使自己在这楼阁中睡去。”[9] 陆萍的“希望的楼阁”保护了她对革命的想象，在赋予她勇气和使命感的同时，又使她远离了“可怕的现实”。“现实”是《在医院中》的关键词，陆萍也在现实的逼迫下分裂成了两个自我：一个是濒临崩溃的自我，一个是不断用理性重建希望的自我。往往总是在关于未来的希望、生活的梦想破灭之后，陆萍不断制造出各种安慰性的话语或新的理想图景，“不管这种种的现象，曾给予她多少不安和彷徨，然而在睡过了一夜之后，她都把它像衫袖上的尘土抖掉了。她理性地批判了那一切。她非常有元气地跳了起来，她自己觉得她有太多的精力，她能担当一切。”[10] 这里的“理性”，或许是丁玲所谓的陆萍要比莎菲式的人物“更为进步”的表现，女主人公已经学会了用“理性”约束内心的情感，弥合分裂的自我，但她重新建立的“理性”自我，恰恰又成为空中楼阁，并再一次远离了现实。

以往的解读过于强调对立和分裂，而忽视了陆萍这里复杂的心理活动更是一个主动的自我调整过程。我们不能忘记，陆萍在到医院之前已是一名共产党员，她从不缺乏主动追求革命的激情与动力。即便当她在医院里所有的理想终至失败，她用来反省自我的仍是忠诚的革命话语——“她回省她日常的生活，到底于革命有什么用?”[11] 如果将她视作个人主义的典型，她毋宁极力试图在思想意识中对个人主义进行克制，只是现实的生活让她屡屡挫败。

丁玲曾表明，“我写这一篇小说是企图在一群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女孩子里面，放一点客观进去，使她们的感情在理智之下滤过，比较现实和坚强。”[12] 陆萍已经学会了用“理智”过滤“感情”，尽管我们可以怀疑她是否真正因此变得“现实和坚强”。“感情”和“理智”造成了陆萍两个交战的自我，不过，陆萍正是因为主观认同革命的逻辑，才努力运用她的“理智”调节“感情”，反复进行着改变自我的尝试。因此，陆萍不能被认为是一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

另一方面，《在医院中》中对群众的几处描写，也已和五四启蒙视角下的愚昧大众发生了不可忽视的改变，陆萍也因此缺少了几分作为先驱者的独异个人的正当性。譬如，陆萍最初提出改革医疗的措施和行动并非没有得到同情和理解，人们只能从物力与财力受限制的现实状况出发对此表示无可奈何。正如丁玲后来所言，陆萍周围的“这些人都是妨害她的情绪的，这些人不能是很好的人，因为那样就不能显陆萍的理性和客观，然而也不能太坏，假如真的是很坏，那末陆萍就没有主观了，就用不着她的理性和内战”[13] 。

无论周围环境还是陆萍个人，都处在一个历史过渡时期，二元对立的解读模式的有效性颇值得怀疑。陆萍既不能完全代表五四，却也不够资格为革命代言，她深刻地陷入到这两者的交战之中，她反反复复的心理活动表明她主动向革命的理想靠近，却只能无奈地一次次更加远离现实。《在医院中》提出了如何让陆萍融入现实的问题。

二、革命与自我的“史前史”

陆萍的困境区别于莎菲式的绝望，在和周围环境的紧张情况下，她自觉和自愿地在对旧我的指责中磨砺自己。在陆萍和莎菲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即是革命因素的介入，这赋予了她自我批判的动力。一般认为，从30年代初期创作《水》开始，丁玲就从创作自我伤感的心理小说实现了“左转”，然而与此矛盾的是， 关于40年代创作的《在医院中》，就连丁玲自己也承认，陆萍仍然延续着早期小说里莎菲式的精神气质，这不得不让人重新思考丁玲“左转”的过程。这里不妨首先从丁玲 30 年代的作品来考察她对革命和自我关系的理解。

对丁玲而言，40年代真正的主题，是如何更好地融入集体，因此，《在医院中》的真正主题不是暴露“对立”，而是怎样“结合”。要讨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二元冲突，必须要回归到30年代。当丁玲从莎菲式的个人主义转向革命的主题时，她最先贡献出了几篇“革命加恋爱”题材的小说，包括创作于30年代的长篇《韦护》和同名为《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的两部短篇，它们构成了《在医院中》的陆萍从上海奔向延安的“史前史”。

《韦护》以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为原型，这篇小说最具时代意义的部分在于韦护在革命与恋爱之间的痛苦抉择。韦护在留给恋人丽嘉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一面站在我不可动摇的工作上，一面站在我生命的自然需要上。我苦斗了好些时。”[14] 小说以丽嘉发出这样的觉悟为终点，“唉，什么爱情!一切都过去了!”[15] 在小说结尾，韦护选择了革命，但这里所理解的革命更像是自我对未来的设想，仍然只是在自我和革命之间进行抉择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触及到现实中的革命。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中，丁玲借主人公若泉之口表达了向“左转”的 心路：“对于文字写作，我有时觉得完全放弃了也在所不惜。……一些感伤主义，个人主义，没有出路的牢骚和悲哀！……这于社会有什么益?所以，现在对于文章这东西，我个人是愿意放弃了。”[16] 但她既没有交代若泉转向革命的过程，也没有说明现实革命中自我的精神困境，绝不像在《在医院中》的陆萍那样有着丰富而痛苦的内心挣扎。至于女主人公美琳，丁玲对她的转向也处理得过于简单，“她本能地需要活动，她要到人群中去，了解社会，为社会劳动，她生来便不是一个能幽居的女人。”[17] 借助“本能”和“生来”这样的修辞实现向革命的“左转”，似乎过于容易。在另一篇同名小说中，主人公望微最终走出和玛丽的恋爱投身革命，他同样有过韦护式的内心挣扎和苦斗，然而也仅表现在恋爱和革命的冲突中，一旦主人公真正投入到现实革命的进程中，小说就立刻结束了。在30年代，丁玲对革命进程中的自我的描写始终是缺席的，小说往往在革命的乐观主义气氛中结束，这同《在医院中》中通篇愁云惨淡的气氛恰恰相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丁玲在40年代遇到了何种困境?丁玲于1931年加入“左联”，并主编机关刊物《北斗》，被左翼评论家一致赞扬为“新的小说”的《水》即发表于此。她本人也被认为以《水》为标志实现了自我的“左转”，从此，她就从描写知识分子转向描述工农大众的生活。同当时许多评论家的态度一致，茅盾曾极力褒扬《水》的转折意义：“虽然只是一个短篇小说，而且在事后又多用了一些观念的描写，可是这篇小说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18] 茅盾虽然高度评价《水》的转折性意义，但他并不讳言《水》中的那些“观念的描写”。冯雪峰也批评了丁玲对革命观念化的理解：“自然，丁玲还不能即刻是簇新的作家，也还没有更大的现兑。……现在我们所有的作家还是很不纯粹的，一切布尔乔亚的艺术的影响，一切同路人的，观望的……浪漫蒂克的，机会主义的等等性质，现在统统却还在阻碍我们的作家的新的作品的诞生。”[19] 他虽然承认《水》体现了丁玲的转变，但同时也指出，丁玲和她的作品同“新作家”和“新小说”仍然存在距离，知识分子作家对自己的清算才刚开始，并没有乐观到茅盾所谓的“已经被清算”的地步，《水》也仍带有“布尔乔亚”和“浪漫蒂克”的印记。冯雪峰之所以将丁玲看作“半新”的作家，在于丁玲只是从“概念上”走向社会，而从《韦护》到《水》，都未能避免“观念的观察和理解，浪漫主义的曲解”[20] 。同冯雪峰的评价近似，30年代也有评论者认为丁玲的小说“多少带着想象的成分”，而且这种想象同时伴随着“感伤的气氛，浪漫蒂克的气氛”[21] 。

这些评论说明，丁玲在“左转”的同时，仍然对革命保持着浪漫主义的理解，她的内在的情感结构并没有真正变化。在《在医院中》，陆萍运用“理性”不断建造“希望的楼阁”，恰恰隔离了现实。因此，丁玲从表现自我到表现大众的“左转”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终结——“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萍的出现，又重新 带出了丁玲的莎菲式的苦恼，这是否意味着只要那个作为知识分子(文学家)的自我存在，就无法解决与环境相冲突的苦恼呢?”[22] 不过，这是何种性质的冲突呢?

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群众的形象和丁玲30年代作品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霞村里的群众构成了一个不乏恶毒流言和保守顽固的乡里空间。日本学者尾坂德司指出，“丁玲到群众中去以后，继续发现群众中不同的人，需要分别的解决每个个别的问题。《我在霞村的时候》就是一个解答。从集体到个别。丁玲以前也走过这条路。从《水》到《奔》就是这样。但是，那时是观念上的东西，而现在则是实践上的东西。”[23] 尾坂德司同样揭示了30年代丁玲“左转”的问题：革命小说中的描写更多出自丁玲“观念上的东西”， 是浪漫的自我观念化的产物。《在医院中》进一步突显出了这一问题，陆萍的挫败恰恰是因为她对革命观念化的想象无法转化为实践，无法更好地服务于群众。丁玲坦陈小说结构上的“脱节”，这种形式的断裂与其说是个人与群众的冲突，不如说是“观念”与“实践”的断裂。

因此，丁玲的“左转”显示着她向革命的自觉调整。在主观意愿上，丁玲绝不愿和群众“尖锐对立”，否则陆萍的内心斗争就无以发生。在陆萍身上明显存在着沟通自我与集体的意愿和努力，她的困境不在于自我与群众的“对立”，而是在于“结合”的问题，更在于“怎样”结合的问题。30年代初期，丁玲采取的办法是，“放弃眼前的苟安的，委琐的优越环境，穿起粗布衣，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的队伍里去，为他们，同时也就是为自己，大的自己的利益而作艰苦的斗争。”[24] 这似乎暗示了同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中提出的知识分子改造与工农兵“打成一片”的关联。不过此时，丁玲虽然有了“革命”的动力，但并未找到和工农兵“结合”的途径。

三、形式的失败与改造自我的要求

从上海到延安，陆萍千里迢迢奔赴革命的中心，她完全不缺乏革命的理想和激情。对革命的向往，使得这个“自我”主动追求与“大我”融为一体。《在医院中》展示了两种革命观之间的转化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即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模式向着40年代延安所要求的另一种模式的转化。陆萍所面临的现实处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她的困境折射出了更为深刻的阐释革命的方法论和实践论的问题。

陆萍充满了对革命的想象。在延安抗大时，她想象自己将来成为一名“政治工作者”，即便到了医院中，她仍不肯忘却这个理想，她对“会议”和“辩论”的热情显然高出周围的人，陆萍指出的医院中的不合理之处，以及为了改善病人的医疗条件而据理力争，并非没有得到同情，而周围的人“反对她的主要理由便是没有人力和物力”[25] ，其中，关于“没有人力和物力”的现实，在陆萍刚进入医院的时候，叙事者便借助指导员黄守荣揭示出来：“第一，没有钱，第二，刚搬来，群众工作还不好，动员难，第三，医生太少，而且几个负责些的都是外边刚来的，不好对付。”[26] 对医院的几处描写，譬如陆萍刚到医院时破败的景象，窑洞里艰苦的环境——尤其对老鼠肆虐看似夸张的描写，被早期的批判者视为个人主义的体现。但最近出版的关于延安中央医院的历史资料显示，丁玲确实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当时在睡梦中被饥饿的老鼠咬去耳朵、鼻子的案例也多有 记录，甚至连陆萍抱怨手术室里又破又坏的家具以及已经弯了的唯一的注射针，都可以查找到类似的历史实录。[27] 丁玲虽然并未表明《在医院中》描绘的究竟是哪一所医院，但这种情况，也应该是当时延安地区医院的一般状况。在小说中，这种为陆萍所极力排斥、抵抗的落后状况恰恰突显出了历史的真实感，并非个人主义的视角所致。丁玲只有细致刻画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才能彰显陆萍的精神困境；当陆萍沉浸在想象中时，她无法有效把握住延安地区缺少人力与物力的现实。

这些现实主义的描述与陆萍曾经对革命浪漫化、理念化的想象形成了冲突。我们注意到，在这些地方都出现了叙事者对陆萍的反讽，即，叙事者也不能认同陆萍的选择。与医院中的其他人相比，陆萍极为另类。医院中的其他人并不是安于现实的庸众，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有了“人力和物力”，他们或许同样会进行改革；同样作为知识分子的年轻人，陆萍甚至比不上她的两位好友——黎涯和郑鹏，尤其在主张手术室安装煤炉的事情上，他们之间也从轻松的相处氛围转为“沉默和严肃”，陆萍到处显得格格不入。而紧接着发生的“中毒事件”则使得陆萍的理想彻底崩毁，她此前用“理智”限制自我情感的方式也完全失效。

小说第四节与第五节在形式上的断裂所提出的，正是像陆萍这样的年轻革命者如何把握现实的问题。陆萍的崩溃缘于对革命的想象和现实脱节，小说中也直接出现了这样的对比：当陆萍感叹“现实生活太可怕”的时候，她同时被病员们指责“太浪漫”[28] 。这里的“浪漫”并不是对革命的否定，而恰恰显示出：陆萍的困境在于她此前的经验无法回应现实中的革命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在陆萍精神崩溃的前后，第四、第五节都出现了“家”的意象。丁玲刻意渲染了陆萍的南方故乡和母亲的爱抚这样情感化的场景。黄子平将其归结为“离家——探险——回家”的某种变奏，“这种对回家的渴望正昭显了她在寒冷的陕北高原的医院中的‘历险性’。”[29] 诚然，陆萍在遇到了现实性的挫折后，迫切地需要重新寻找精神归属和依靠，贺桂梅也指出，“明丽的自然风光、家、母亲、亲人这些带有原始抚慰性的符码的出现，暗示着精神归属的渴求。”[30] 但真正安慰陆萍的却不是故乡和母亲所构成的“家”。与陆萍的思乡呼应的是小说结尾处的无脚军人。他的突然出现使陆萍意外地感到了“家里人的亲切”，陆萍充满诧异又感激不尽，“他像同一个小弟妹们似的向她述说着许多往事”[31] 。这是一种在革命大家庭内组织起来的新的伦理关系，无脚军人的教育最终帮助陆萍踏上了新的生活。

不过，这种仓促的结尾甚至无法让丁玲自己满意。第四、五节两节本来应该写出旧我向新我转变的过程。根据丁玲的自述——“我写出了陆萍的脆弱与危险，然而我没有写出她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可以说是全篇的重心，这里应该写很多文章，这个文章要是写的比较好，是可以挽回一部分我的打算的失败，但我在这里显得无力了。”[32] 为了使文章能够收束，她只有草草地安排无脚军人为陆萍指路，“你的知识比他们强，你比他们更能负责，可是油盐柴米，全是事务，你能做么? ……你太年轻，不要急，慢慢来，有什么事尽管来谈谈，告告状也好，总有一点用处。”[33] 陆萍的困境在于，她的“知识”无法落实为“油盐柴米”一般的现实日常事务，她的“知识”更多地表现为各种理念和辩论。丁玲试图描写陆萍的“转变的过程”，正是为了解决革命理想与现实处境之间的冲突。

然而，丁玲在这个原本是“重心”的地方却无能为力，无脚军人的教导以及陆萍的转变都显得颇为草率和突兀。“中毒事件”之后，陆萍再也无法用“理性”编造出来的“希望的楼阁”自我安慰，她积压已久的情感终于得到了彻底的释放——她“感到软弱，她不住地嘤嘤地哭了起来，她只希望能见到她母亲，倒在母亲的怀里痛哭才好”[34] 。而陆萍也再次患上早年的神经衰弱症，她把自己封闭在屋子里，有着再次回到莎菲女士时期的倾向，此前那种将革命观念化的“理性”再也无法奏效。如果陆萍此时不愿意放弃革命的理想，她显然需要更新对革命的理解，换言之，她必须放弃对革命的幻想。因此，真正的改造必须触动她一直以来——这可能是从莎菲女士时期形成的——情感结构。

如果我们试图从《在医院中》抽取出知识分子改造的主题，那么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医院中》与毛泽东的《讲话》之间的关联。《在医院中》的写作时间早于《讲话》，但丁玲无疑触及了《讲话》的部分关键内容。

在《讲话》中，毛泽东将知识分子的改造视作改变内在的情感结构的问题，并将问题进一步指向了方法论和实践论层面。在这个意义上，《讲话》具有高度的历史针对性和现实有效性，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应当是“感情变化”，即只有知识分子在感情上发生彻底变化，才可能“从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35] ，而这同时是一个切实的实践过程，要求知识分子的激情、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建立有效的互动。反观丁玲的《在医院中》，陆萍一开始用来鼓励自己的“理性”，恰恰缺乏社会实践的基础，她过分地执着于自己先验形成的“理性”——关于革命的理论和理想的形态，从而无法有效把握从延安地区落后的社会现实中正在生长出来的积极因素，并造成对周围环境的漠视与隔离：无论是她周围的病人、领导还是同事。因此，她此前的“理性”只能表现为观念化和浪漫化的形态，这同最初的莎菲式的浪漫自我的情感结构并没有根本区别，仍然在某种程度上隔绝了“客观外界”，而毛泽东所谓的“感情变化”正要求自我与新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将陆萍的“理性”改造为在现实实践中“靠得住的理性”。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实践论》中就曾提出感觉经验是第一性的，并辩证区分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认为理性的认识需要从感性的社会实践中产生，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陆萍最初的“理性”崩溃的原因以及重建新的“理性”的可能：“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36] 如果说陆萍在“左转”后学会了用“理性”批判自我，是她比莎菲有所进步的话，那么，她此时的“理性”却未能真正和社会现实建立起有效互动，仍然是这里所谓的“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如果说丁玲在结尾留下“人是在艰苦中成长”这句话，指向从旧我到新我的改造的过程，那么，陆萍从不缺乏对改造的热情，她需要的恰恰是新的方法论和实践论指导，以此建立“靠得住的理性”，使得“总是爱飞”的“太浪漫”的陆萍与现实的地面相结合。

结语

当丁玲小说中的人物从个人主义的恋爱转向革命之后，观念化、理想化的革命主体一直缺乏实践性的维度，这使得她本人以及她小说中的人物出现了对现实革命的认识论危机。陆萍的困境以及丁玲写作的失败，便清晰地展露了这一问题。在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中，感觉/感情经验被提到了第一性的地位，而只有社会实践提供了感觉/感情经验的形式。这指出了知识分子改造自我的途径，即，在现实的实践过程中完成个人感觉结构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换。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了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困境。晚清有改革者呼唤破除伦常，到五四时期这一思潮愈演愈烈，发展出极端的个人主义，而这种文化和历史真空中的个人极容易产生自怨自伤的浪漫情绪，丁玲早期创作的莎菲即是这种典型。30年代，“左转”的知识分子努力向革命靠近，但关于自我如何融入革命这一问题始终被搁置，在延安整风期间才得到了重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为浪漫的自我提供了新的精神归属，它要求对个人的情感结构进行彻底改造。《在医院中》的陆萍即是处在这种改造来临之前的时刻。如果说《在医院中》的确存在着某种“深刻不安”[37] 的感觉，那其实传达了这样一场意义空前的整风运动之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历史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