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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题材戏曲创作尤其是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题材是极具难度的，面临着对史实、事实的准确把握，戏曲艺术表现形式与现代生活内容水乳交融等一系列问题。广西戏剧院于今年建军节期间首演了以百色起义为背景的壮剧《百色祭》。这部作品，是为了纪念百色起义90周年而作，除了填补了舞台艺术表现此事件的空白，其舞台艺术呈现也有重大突破。主创团队探索的勇气、艺术的巧思获得了业界多位专家的称赞：“这是一台有新意有探索的现实题材戏曲作品。”

新意往往与难度相对而生，克服困难才能产生创新的生命力、冲击力。这台戏的选材本身就是有难度的，百色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光辉实践。百色起义的精神有丰厚的内涵，身怀理想，舍生忘死的革命先烈，为中国革命付出生命的壮乡人民值得不断缅怀和纪念，然而，如业内专家所说，这个题材严格讲似乎并不适合戏曲表现。重大事件，宏阔场面，众多人物，在短短两个小时内完成讲述谈何容易。因此，为了高质量的创作，导演宫晓东与广西戏剧院院长龙倩，以及编剧李宝群等主创团队曾前往东兰县和田东县进行实地采风，搜集了大量素材，研读了无数历史资料及相关文艺作品，邀请专家学者多次深入讨论，才准确把握壮剧《百色祭》的创作基调，终于使剧目立在了舞台之上，而且呈现出诸多新意。

新意，突出体现在了舞台“叙事”层面。编导在创作阐述中鲜明地指出，《百色祭》不是对起义过程的完整历史再现，而是重在表现当年百色起义的人、表现百色精神，这台戏是今天的人对先烈之祭。此般定位，使得这台戏有了独特的叙事面貌。

依照戏剧理论家薛若琳的说法，该剧的叙事手法似“散文诗”。在笔者看来，独特的叙事面貌主要集中表现在几个方面：戏里有两个时空，一个是灵魂世界，一个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广西的现实生活世界，全剧在两个时空中往来，而且是由灵魂世界中的先烈回忆展开全剧叙事。这样的处理不同于传统的戏剧再现历史的方法，而在追忆中反思，让人能更好地从中获取精神力量；这台戏是群像戏，不是一人一事，邓小平是剧中一号人物，同时，李明瑞、韦拔群、张云逸等人物也有较重的戏份，并且还有符号化人物“阿婆”和百色乡亲等，起义的领导者及参与者都付出了极大牺牲。上述的特点既让我们领略了导演倒叙、插叙的复杂叙事技巧和对叙事时空的灵活转换，也引发我们进一步思索：解决舞台时空的有限性和生活时空的无限性矛盾会开拓更多可能……

新意，又体现在别具一格的舞台呈现。按照编导的说法，他们追求史诗性与戏剧性、写实与写意的结合，思想性、艺术性、创新性三者的兼备。同时，要保持壮剧自身的特点和传统，不能丢掉。这样的追求意味着给二度创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比如剧中的“两个世界”怎么建立，两个时空如何自由转换？多个叙事线索如何让观众看得清楚明了？如何既彰显史诗般的恢宏又与当地的民族特色有机统一？宫晓东、李宝群作为长期合作的默契搭档，最终把复杂的线条、众多的人物完整呈现在观众面前，舞台处理处处闪动着他们的才情，如舞台上巨大山石的腾挪变化，产生了雄浑刚性的视觉形象；参军一场载歌载舞，反映出百色山村当时红旗漫卷、革命开展的景象；剧中交响和壮剧音乐的交织，现代与古朴融合；马骨胡演奏者出现于舞台，成为贯穿全剧的“叙述者”之一。

新意，还在于立体化的人物塑造。以往对伟人的描写，有的作品流于神化和浅表化。这台戏，让我们既看到邓小平卓绝的政治领导才能，对百色乡亲的体恤与热情，与韦拔群的战友情，对国民党左派人士李明瑞、俞作柏的团结，还有他与妻子张锡瑗的儿女情长，以及承受亲人去世的痛苦之下坚持革命的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虽有论者指出，张锡瑗身在上海和百色起义并不相关，剧中可不对其进行反映，但作为起义主要人物的邓小平是在妻子待产，产后妻儿双亡待葬的心情牵挂与笼罩之下领导百色起义的，剧中如此处理实际上并非闲笔，而是必须涉及，更加表现了革命的艰苦卓绝，革命家的付出与牺牲，领袖的非凡意志与崇高人格。

壮剧由当地山歌、民间小调等发展改造而来，搬演此类重大题材实属不易，何况剧中邓小平的扮演者莫丰华、李明瑞的扮演者赵迪、韦拔群的扮演者杨青、张锡瑗的扮演者陈慧等都是青年演员，但他们敢啃硬骨头，走入人物的内心去塑造人物。像广西戏剧院院长龙倩所介绍，排这么厚重的戏，为难了演员，却也通过这台戏提升了整体演员队伍的素质、水平。

这是一部探索性的戏曲，因适应新的表现需求，而有了新的表现方式，主创的探索精神值得认可。当然细节上还要继续打磨，精益求精，比如可考虑挖掘更多的百色元素，进一步增强民族特色等。李宝群的创作感想是：“有一些生命在那里，有一群灵魂在那里，值得我们把心放在祭台上祭奠他们。”要走近他们，表现他们，把他们化成诗，化成艺术的形象，打动当下的人。笔者猜想，这种艺术创造不仅是主创团队的高标，且是业界专家、广大观众所希望并乐于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