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2010年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以来，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自发书写对于家乡的感受，特别是2015年王磊光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春节回家到底看什么》和2016年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引爆了全社会对于乡村的集中讨论，很多自媒体自发地参与其中。因为写作者的视角大多数是知识者对于乡村的回望，因此被研究者称为“返乡体”（孔德继），“返乡”文学（项静）或者“返乡书写”（潘家恩）等。这股热潮在今年逐渐退去，虽然有叶开、丘眉等人组织的“返乡画像”，却无法引发民众的参与热情。回望近几年的讨论文字，大致上分为“乡愁”和“乡建”两种脉络：“乡愁”更强调今昔对比引发的哀怨和感伤；“乡建”更看重乡村的未来。“乡建”对于“乡愁”的讽刺批判是不留余地的，“文科博士别装了”，“上海女，返乡体大戏真是懵圈，我们给你圈回来”等。然而，仔细审视近几年来的所有文字，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乡建”还是“乡愁”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这些文字都是缘于写作者的乡村情感。从本质而言，这是知识者的一种情感实践，因此我更愿意用“返乡书写”这个中性的表述，并把那些文学性并不强的纪事类书写纳入其中。

“返乡书写”对旧日的乡村充满怀念之情，不但有对自身的反思，还有对“故乡”的形而上思考，构成了当下社会情感结构的重要一环。它全方位展示了乡村的人生百态，也呈现出了情感指向的多元开放性。可惜在“乡愁”的遮蔽下，“情感”的价值及困境被写作者和研究者所忽视。因此，乡土社会自发的哲学性思考被再次拖入世俗的泥淖之中，即便有“乡村建设研究”公众号提出突破“返乡体”与“反返乡体”的二元对立，带入“政治-社会-情感”的结构性分析，然而就其实践而言，效果并不理想。纵观全局，情感既成就了“返乡书写”，也构成了它的困境：充沛的情感恰恰是“返乡书写”热逐渐退潮的原因。进一步而言，写作者在“返乡书写”中的表现，恰恰证实了时代精神的孱弱。“返乡书写”的没落，既是乡村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壹

“返乡书写”虽然集中反映了大量的乡村问题，然而，正像很多人意识到的，乡村的问题不只是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恰如韩少功所说“城市里有的问题，乡村差不多都有；城市里有的话题，乡村里差不多也都有。”同时衰落的不只是乡村，小镇也同样没落了，张丰在《不要骂小镇青年，小镇已经没青年了》中描绘了小镇昔日的辉煌和今日的沉寂。因此，“返乡书写”所呈现出的社会问题颇具同质性，导致陈方就认为“作为一种‘提出问题’的文本，返乡笔记已经完成了‘使命’”，然而“返乡书写”却延续好几年。说到底，“返乡书写”的核心不是社会问题的真实性与否，而是其展示的情感是否动人心弦。写作者们生于乡村，居于城市。他们经常会把对城市的感受与记忆中的家乡相联系：蒋霖会因为城市的雾霾想起老家烧秸秆的烟雾；在晓寒的笔下，惯于乡村生活的母亲会因为城市里的一块菜地对城市多了亲近之情，菜地让母亲“安心”、“舒畅”。在“返乡书写”中，“人”的主体性感受被大量地呈现，同时怀有情感的深切共鸣。梁鸿明确地提出写作上的方法论意识，“我想要抛弃我的这些先验观念，以一个怀疑者，对或左或右的观念保持警惕，以一个重新进入故乡的情感者的态度进入乡村，寻找它存在的内在逻辑。”王磊光则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学院派区分开来”，“我，要注目于脚下的泥土。”黄灯则自称自己的写作是“亲人视角”。“返乡书写”其实就是“返‘家’书写”：无论是梁鸿，王磊光、黄灯还是其他写作者，他们的叙述内容都是和“家”有关。

在梁鸿的笔下，大量地出现了对于农民家庭内部生活环境的描绘，特别是她多次描写了农民家里的厕所。这是中国乡土文学中很少关注的一块景观，若不是梁鸿以梁庄人的身份进入其中，厕所很难得到如此清晰地呈现。但是厕所实际上在现代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英法的现代化进程对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就是卫生设施的改进。厕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不但为不同人群建立边界，而且“也使得中国精英能够以建筑和清洁的标记将自己区别开来。”在梁鸿的童年记忆中，“每家房子的侧墙旁边都是天然的厕所”，导致下雨天的时候，“侧墙的地到处都是软乎乎的，都是粪便，找不到下脚的地方。”临近村中路边的家庭，“低矮的、胡乱搭起的围墙与房子侧墙之间的那个空间就是一个厕所”，“行人往往可以看到蹲厕人的头部，隔墙说话是常有的事情”；“站起来提裤子是要被路边的人看到赤白身体的。对于一个刚刚成年的少女来说，那种尴尬更是让人终生难忘。”然而，时隔多年，当梁鸿走访梁庄人的时候，发现了梁庄人依旧没有现代化的卫生意识。她在梁庄中看到堂叔家的房子很漂亮，“三间房子是请镇上专门做室内装修的人设计的”，“有吊灯、立墙、电视柜、书柜，都是一色的，颇有点欧式风格。”但是“楼梯间的下面是卫生间，蹲式，有自来水可以冲洗，但是，里面却脏污不堪，白色的瓷砖和便池已经变成黑色。角落放着一个装废纸的便篓，纸早已溢满出来，扔在地上。洗手池也布满黑色的污垢，上面镜子的座架上还搭着一块毛巾，放着一块小香皂，毛巾的颜色已经分辨不出。卫生间的外形是城市的，但是其使用的思维却仍然是乡村的。”无独有偶，道清哥的“城堡”也是这样的，“厕所建在院子外面的角落里，一个很低很小的土坯搭起来的小房子，要弯腰进去才行。门口用一个很短的塑料布遮挡，蹲下去，能看见里面的人，但这是家庭自用，所以一般不会在意这个问题。里面的坑池是用砖砌的，上面脚踏的地方也是两块砖垫上去的，当然，在这些砖的周围，少不了一些蛆虫的爬行。每去一次，姐姐总要感叹，厕所太脏。但在农村，这已经是好的了。”

在城市里打工的人也是如此，西安城中村的“如意旅社”卫生间状况也不甚乐观，“水池里的污垢令人气馁。小心翼翼上完厕所，一拉水箱的绳子，绳子断了。”在福伯家万立二哥的住所里，“一切都是黑的、暗的。厕所没有窗户和抽风机，灯泡是坏的，屋里昏暗不明。水泥地板上是厚厚的、颜色暧昧的污垢，抽水马桶的盖子、坐板、桶体都是黑的，微透着原来的白色。靠墙的角落放着一个垃圾桶，被揉成各种形状的卫生纸团溢出来，散落在四周的地面上。马桶前放着一个看不出颜色的大塑料盆，里面盛着半盆黑色的水，正上面斜拉着一根绳子，绳子上挂着一条男式裤子。满屋让人憋气的污垢气味”，马桶则是“黑乎乎的塑料垫子，马桶里面还有没有冲干净的便物”。然而，厕所的外面是“二嫂和虎子老婆正在厕所里面靠门边的水池里洗菜”，她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边洗边起劲地聊天。”水池是“脏的白色”，“上面横着一个湿漉漉的黑色木板”，放着那几个鲜艳的塑料盆，盆子里放着“新鲜的豆角、芹菜、青菜、木耳等”。这就是农民生活的真实场景，无论外表光鲜与否，他们的精神世界则具有同构性。

“返乡书写”不约而同地触及到了农民的精神层面：无论卫生与否，农村就是他们的家。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说，不管他们在城市生活多久，“家”依旧在农村。《中国在梁庄》中清晰地写到“大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都在家盖有新房，并且，也是为了挣到盖房的钱或为子女挣得学费而奔向城市去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能在城市扎根、养老（也许是他们根本看不到这样的可能性），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城里打工，挣一笔钱，在家盖栋像样的房子，然后在本地找个合适的生意做。”由此，《出梁庄记》里大幅度地展示了各地的打工者对于家乡的思念。在西安整整20年的虎子说，“啥时候都不是西安人”，“做梦梦见的都是梁庄”；内蒙古的韩叔拒绝在城市买房，“树叶总要落到树根儿上。我肯定还要回梁庄。”北京王福姑爷即便已经习惯于北京的生活，但是依旧表示“树叶落到树根上，老了还得回去。咱还得回去。”在北京资产千万的李秀中计划在穰县的山里买一面山坡，准备“盖几栋别墅，养几条狗，约几个朋友，将来在那里养老”；建升也是做如此打算，因为“在家还是有种安全感”。家乡对于他们的意义不在于生活习惯与否，而是归属感。在南方的梁磊就说“在哪个城市都没有归属感，家庭也分离，所以才老想着回家。不然哪有春运。”黄灯也写道，“尽管哥哥也曾有过在北京打工十八年的经历，也算见识过大城市的繁华和发达，但在他潜意识里，他从来不觉得城市的现代与繁华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这种归属感其实不只存在于农民工之中，就连读书人也是如此。韩少功在湖南那边盖房子，十年砍柴在老家起了新房，并宣称“这世上最美的风景在故乡，在我们生命的起点。”对于他们来说，“家乡”情感上的意义更加突出，而不在于是否叶落归根。故乡对于游子们的意义就不再是一个住所，而是心灵的栖息地。雷蒙·威廉斯曾明晰地展示了这种感受，“村庄自身就成了一个田园式和诗意化的模式：它所遭受的剥夺被归因于财富和奢侈的一般罪恶。因此，古老的村庄被呈现为快乐和富足的，而新的历史形式则是既不快乐也不富足的，这就极具深意了。”所以当金客死异乡，家人无论如何也要把尸体带回老家安葬。“他们为什么要长途奔走，花钱，费时费力，忍受着异味，回到那个村庄？因为村庄是他的家。那个城市，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葬在那里，只能是孤魂野鬼。哪怕是相貌改变，异味冲天，他也要回家。”

在这种情感支配之下，大家选择了在农村建房，哪怕城里的住所粗糙而简陋。梁鸿看到虎子在西安的城中村整整住了20年，房间依旧“透露着马虎、潦草和暂时对付的气息”，可是他在梁庄花了近30万元，盖了一栋华美的房子，“先进的抽水马桶，大理石的地面，空调、冰箱、热水器一应俱全”，但是“他们在那座房子里总共住了不到一个月。”南方的山哥回家盖了房子，“花了二十五六万，手里就那么多钱，再不盖估计以后就盖不起了。”在黄灯的笔下，农民没钱也要建房子，“很多外表光鲜的新居，里面处于纯粹的毛坯状态”；甚至一户农民建房子的过程延续了19年。

可是，当他们真的回到农村时，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击破了他们的幻想。王磊光看到第一代农民工回家之后，有新房住，有养老保险，经济上不操心，但是精神生活极其荒芜，“他们是回到土地上了，但他们对土地的冷漠与疏离，却越来越明显了。”经历了城市生活之后，他们对农村的看法也有了变化。即便是在老家盖了房子的山哥也说，“猛一回老家，很不习惯。农村的生活习惯、风俗习惯清是不习惯。经济来源很差劲，另外也觉得农村有点脏。”所以有一部分人开始拒绝“梁庄”的象征意义：在北京的贤义表示“从来没想着回家，没有想着不行了回梁庄，想着来了就要扎根。”青哥的房间简陋、粗糙和封闭，“没有任何精神的意味”，但是他并不气馁，因为院子里有一棵树。他们在北京住着十几平的石棉瓦板房，但是过年也不回家，“人情也淡了，觉得回家没意思”。而且，对城市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我真正把北京当成自己的城市，无论我出差到何地，哪怕回湖南老家，待的时间只要超过一周，我就强烈地想念北京。”

与此同时，乡村的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已经被挪移到城市之中，城中村逐渐具有乡村的生活场景。姑且不说在西安的虎子老婆说的打架时“农村人一叫一帮子”，也不谈李秀中口中的“湖南帮”。即便呼和浩特的朝侠举止洋气，拥有着“唯一具有城市品相的，从里，到外都流露着时尚气息的房屋”，可是她的情感依旧是乡村的：“她的爱恨情仇、她关系的重心，仍然是梁庄这一帮亲戚和老乡”。“扯秧子”扯出来的农民们“本能地复制村庄的模式，才能够对人和物有准确的评价，也才能找到价值感和身份感。只有在这个群体中，他才能意识到他活着。”王磊光和同学华子在城中村中吃饭、晚上散步，发现“大家聚在户外的空地上，乘凉，开玩笑，传播新闻，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之一，但在农村，它已经消失了十多年”，“我没有想到，农村的那些欢愉的夏夜，竟被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民工移植到了这遥远的上海。”

城乡交融在年轻一代中表现得更为强烈，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有着巨大的反差。他们对于城市生活有着强烈的向往，对于乡村陌生而又抗拒，“不愿意回农村，但城市又没有真正收容他们，因为他们并没有收入足够多的工作。他们不需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他们只能在城市的边缘挣扎”。商装设计师正林在北京的住所，天花板很高大，但屋内的家具“小、矮、低”，苹果牌笔记本电脑放置在“两个摞起来的纸箱子上，旁边堆放着儿子的尿布、小衣服、玩具”，有一种“奇异的空荡、寒酸和不搭配之感”。正林描绘自己的生活“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就好像是一条腿插进城市，另外一条腿一直举着，不知道往哪儿放”，无限想念自己的家乡。然而，他们和父辈不同，明确知道自己不可能梁庄，“回家一分钱挣不来”。可是他们更没有想过在城市中定居，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这种表述也出现在其他“返乡书写”中，农民工自己写道，“回家，在很大程度上将意味着失去工作，而这样的代价又有多少人可以承受得起。”生活是如此错位，他们“宁可在城市闲逛，也不会回农村定居。但是他们的命运也在悄悄发生裂变。”年轻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有着明确的认知。在西安，民中对自己从事的职业感到“羞耻”；在北京，铺瓷砖的红旗，干完活以后脱去“工作服”再回家。梁鸿对此赞赏不已，“不以贫穷、肮脏和低下示人，不看轻自己的劳动和身份”，认为这是一种“尊严的表达”。可是，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情感生活呢？所有的人都在困惑，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未来是什么？成年人的带着小孩子生活在异地他乡，但是又不能定居于此，年轻一代的自我认知已经发生了混淆。梁鸿敏锐地认识到，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寂寞、荒凉、矛盾，没有生命力，没有情感，这就是‘故乡’的基本形态。”

他们是没有“家园”和“故乡”的一代人。北京建升认为自己儿子“更可怜，生活在真空里。他们到咱这个年龄，连小时的玩伴都想不起，都四零五碎的，越来越孤独。”孩子在城市里上学到了一定年龄，就不得不回老家去读书，然而他们的记忆都是城市的，对于乡村没有丝毫情感。尹岳、张倩、车怡岑《“回流学生”返乡上学：大城市只能成为记忆和梦想》中谈到，在代远的语言中，“‘本地’指的是北京，而‘外地’指的是老家固始”，“考回北京”成为生活的动力。

与此同时，“返乡书写”因为其创作者基本上都是通过升学而进入城市的人。他们集中关注了乡村教师这一群体。乡村教师作为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授者，不但见证了乡村的变迁，他们自身的命运就是乡村的缩影。王磊光的周老师用心教书，以至于耽误了转公办教师的机会，自己的孩子也没有得到他的用心培育。但是他最大的愿望是“我的劳动和教师身份能够得到国家的承认”黄灯的父亲始终持守“一个乡村教师、一个乡村文化人的本分”。梁万明亲眼见证了梁庄小学的兴衰，“学校的破败、荒凉才让人感觉到了这村庄的真正腐朽和行将消散。”所以，梁鸿发现“读书、学习和思考，对这些年轻人来说都是非常遥远的事情。”面对乡村社会的巨大变迁，“返乡书写”所呈现出的情感结构和价值理念变得非常杂芜，所展示的情感立场甚至于与知识者自身的价值观形成了巨大的冲突。

贰

“返乡书写”对于农民的“看”的姿态与“看法”往往与农民工们的观点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对比，而这种对比恰恰显示出了乡土社会在转型过程中的撕裂性。就拿回乡建房一事来说，“乡建”对于回乡盖房在某种意义上肯定的。吴鹏在《都市人返乡：道路、房子和人——兼论重建城乡关联（湖北）》认为回村建房是一种历史的回响，因为历史上官员还乡做乡绅，给农村持续注入活力；并描绘了自己“前所未有的安心，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而“乡愁”的态度则模糊得多。黄灯从亲人的角度出发，对于四姐夫回家建房则怀有庆幸之意，“奠定了家里的经济基础”。梁鸿从城市化的视角，对于农民的建房行为予以否定，因为这种建房行为背后是农民陈腐的精神状态，以及对于城市化进程的无动于衷。他们无法了解在城市里获得的第一桶金可以换得城市身份，求得他们心心念念的归属感。焕嫂子在天津多年，只知道低头干活，不知道天津的“移民政策”，根本不了解“只要在那里买房，就可以落户口，孩子可以在那里上学，并考大学，天津整体的分数要比河南低得多。”梁鸿对于焕嫂子最终释然的表情很难过，“在了解到天津买一座房子大约要花四五十万时，焕嫂子又释然了，她根本买不起，前些年挣得钱全盖房了，现在手里最多也就十来万的样子，根本买不起。看着焕嫂子的表情，我有点难过，她的释然是因为她买不起，她可以不做‘非分之想’了。”虎子本来可以在西安买房子，现在买不起了，梁鸿对此万分感叹，“虎子又一次被甩出城市的轨道。但是，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城市金融的涨落、好坏与他们的内心完全没有关系，他们的内心一直停留在梁庄。”农民们对于城市生活没有太多的感知，所有的情感均是来自于书写者那种设身处地式的情感投射。此外，陈桂花从实际生活的角度，也提到农民不敢建房的原因是“担心年老后没有退休金，无力负担城市生活的开销。”

“返乡书写”的情感体验使得他们没有批评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盲目与无知，也没有渲染乡土的脉脉温情。这使得“返乡书写”与之前的“乡土文学”有了非常大的差异。鲁迅对于乡土世界有着强烈的价值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沈从文的“希腊小庙”安放着神性，乡土是和谐而宁静的。可是在“返乡书写”的笔下，鲁迅和沈从文的文学世界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名90后大学生苗苗反省自己的思想历程，“我的求学自始至终流荡着鲁迅现在那种无家可归的惶惑和对生命流逝的无奈，这种无家可归的惶惑体现的也正是源自于我无法在社会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疏离了自己的“故乡”，却又对自身的归宿感到忧虑。”由此提出“让乡愁落地，让‘爱故乡’战胜‘乡愁’”。蒋好书从自己的阅读体会来反省沈从文的《边城》，“因为我自己体会过这种外人看来很单纯乖巧，在观察者眼里似乎还具有“审美价值”的农家少女，实际内心是多么无聊、单调、烦躁、感觉不能决定自己未来而充满痛苦。”由此，“返乡书写”更类似于诗经的“风”，叙述了民情民俗，同时伴随着作者的情感体验。

情感体验甚至导致了“返乡书写”发生了价值偏移。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叙述了自己的一次文化干预。这个过程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芝婶的孙子因为与父母分离而要“跳坑”。梁鸿细致叙述了她和芝婶的谈话过程：“我反复启发父子分离、家庭破裂、情感伤害所带给孩子的那种痛苦和悲剧感（这一启发甚至有点卑鄙），芝婶总是重复一句话，那有啥门儿，大家都是这样子。很显然，芝婶没有这种体会，因为这种处境太普遍太正常，是一种极其自然、日常的状态，何来悲剧之感？”从本质上来说，梁鸿在此承担了启蒙者的角色，让芝婶可以清楚地对于自己的处境有所认知，“启蒙关系到（客观的）理性知识，关系到对人类生活进行理性反思的（主观的）能力。”农民的思想是缘于日常生活的，它和理性的自我认知差异甚大。进一步而言，如果农民可以超越于日常生活的干扰，往远说，可以分享城市化进程的一杯羹；从近处而言，对于生活可以有一种新的规划，很可能对于孩子的教育和乡村未来有所助益。“在我们这个世纪中，成为活生生的选择对象的有这种那种道德观点，获得有关这些观点的知识，这件事本身尽管是值得的，但每个人有意识地发展他自己的价值系统，对他来说就更是切身紧要的事情了。如果他不委身于他自己所选择的价值，他就将成为一个对他的社会的流行价值像自动机一般的‘唯唯诺诺的人’。苏格拉底的格言——未经省察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在今天仍然是对的。”鲁迅当年在《而已集·答有恒先生》中谈到虽然自己帮助着排筵席，制造醉虾，然而最终他还是觉得要“挣扎”。然而梁鸿对自己行为的点评却是“有点卑鄙”，这显示出她对于启蒙者角色的犹豫与徘徊。

随后梁鸿就自动地放弃了启蒙立场，她认为“所谓的悲剧与痛苦只是我们这些“参观者”和“访问者”的感受。面对这种已经日常状态的分离，他们又该怎么办？天天痛哭、难过？那生活，又该如何度过？但是，当看到芝婶注视孙子的眼神时，那疼惜、怜爱的眼神，你又会有一种明显的感觉，芝婶绝不是没有意识，她只是把这种疼痛，这种伤害深深埋藏起来。她没有抱住孙子整天哭，也没有对哭泣的儿子过分表示安慰，因为在乡村生活中，她们必须用坚硬来对抗软弱。”这种陈述显示了作者情感体验和启蒙立场的巨大冲突。作者把芝婶的麻木认作“坚强”，这是放弃启蒙者的自我安慰。从本质上来说，芝婶凭借着生活的惯性漠视孩子的情感，芝婶若真的对现状有所认知的话，那必然会想办法抚慰孩子的心灵创伤，而不是按照农村日常生活的样子对此漠不关心。可是从情感角度来说，让采访对象痛苦不堪是作者不能承受的，因此作者就轻松地放弃了，并很轻易地原谅了这种失败。与其说这是芝婶的问题，不如说是“返乡书写”的问题，他们习惯于以情感的方式看待一切，并把情感与理性相对立，对情感的建设性力量一无所知。从中国现代史上，情感比理性具有更为强大的沟通力量，驱动着集体的政治参与，这正是“社群、中产阶级身份、舆论乃至革命等一系列启蒙思想的核心”。但是，“返乡书写”的情感不具有理性意义，他们对于农民的处境有所感知，但是没有丝毫建设性目标，却拥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和置身事外的同情。

黄灯也是如此，她发现往昔的苦日子对于大哥意义重大，“从这个层面而言，恰好是沉淀于血液中的隐忍，让他能够承受生活的折磨。不抱希望就无所谓希望，这是哥哥作为一个农民，获得内心宁静的秘密。不能忽视的是，对哥哥这一代农民而言，因为有对过去极端贫困的深刻记忆，这种创伤性遭遇，为他忍受现在的紧巴生活，提供了心理上的支撑，也降低了他对生活的期待。”缺乏理性认知的情感导致现代思想的薄弱。梁鸿甚至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怀有真切的同情和了解，“我又能指责谁呢？指责‘我故乡的人们’，如此破坏环境，如此不注重生态平衡，如此不重视自己的生存质量？似乎有点矫情。他们看到的是，他们的房屋在越来越好，哪怕他们不得不夫妻、父子、母女常年分离；他们不再需要忍饥挨饿过日子。他们可以在春节时回到村里，坐在新房子里，招待着亲朋好友，这仅有的几天，可以使他们忽略掉那一年的分离、艰辛与眼泪，也的确是他们的幸福所在。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应该还有别的路，历史他老人家规定了他们的生存之路，他们以为这就是全部。他们忍受，并努力从中寻找幸福的感觉。”其实凭借着梁鸿的知识背景，她完全能明了这种状况恰恰说明农民的主体性极其孱弱，“潜在的问题是，他们对于自己的欲望和需求没有明确的体验”。但是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理性的引导和现代科学知识的指引，任凭着情感的自由泛滥和自身的无能为力便认同于乡村所面临的困境。

情感体验和理性立场的巨大冲突导致了“返乡书写”的悖论：一方面是对于农民感同身受，对于农民的处境有着巨大的悲哀和怜悯，因此对乡村传统有着理想化的倾向；而另一面是对乡村的实质性抛弃。王磊光不只一次地解释自己面对乡村时的那种“知识无力感”，“是想为家乡做点事，却不能有所作为。”何莲翠称之为“撕裂”，具体解释为“当我们在城市时，我们无法将自己的情感和生命从农村的生活观念中彻底抽离，我们想融入城市，可我们时常觉得漂浮，没有根。可当我们回到家乡，因为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和城市生活的体验，已经让我们建立了一套有别于农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李瑶进一步阐释说不是知识无力，是“劳动力无力”，梁鸿在叙述厕所之脏时，不无感叹地说，“必须承认，一个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无法面对这样的厕所。城乡之间无法避免的差距，尤其是这种生活细部的差异也会导致离散的发生。”同时在《出梁庄记》中描绘了自己在西安万立二哥处如何“艰难”地上厕所，“起劲”地吃菜，为了证明“不在意”以至于憋出了眼泪。面对乡村的巨大变动，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传统，梁鸿看到贤义因为懂得一些传统文化，在城市生活得比较好时，她开始考虑传统文化的当下价值，“这不只是‘传统’本身的问题，而是它被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形态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和心灵之中的问题。这或者也是如贤义这样的传统者所必须面对的：如何能够自持，并且不被作为现代性的‘笑话’和‘阻碍’存在，如何能够在历史的洪流中真正理解‘传统’并重获价值和尊严？”然而这种思考终究会指向何方？梁鸿依旧被情感的激流所挟持，仅仅是就个体的遭遇而生发感受，并没有就此进一步展开思考。黄灯等人则坚信“文化传统”可以“唤醒村人深处的记忆”，认为“将乡村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新农村建设的举措结合起来，寻找最佳的契合点，不失为重建村庄的可行路径。”朱云提出应发扬“宗族文化”宁朝华提出“温暖”；徐箐箐则描述了“乡建”依靠乡村精英使村庄郝堂复兴的过程。侯远高认为要“根植于这片土地，依靠血脉和文化的力量，维护人的尊严和骄傲。”这种思想呈现出非常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怀旧在现代生活中是极其正常的，“修复型的怀旧唤起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反思型的怀旧更关注个人的和文化的记忆。”然而，传统文化若能解决中国社会危机的话，晚清之际的知识分子们就不会有“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呼声了。归根到底，怀旧是对现实的不满，是情绪的发泄。

但是“返乡书写”还有极其冷酷的另一面：他们深知乡村的不堪，庆幸自己可以逃离，并且态度极其决绝；又由于情感的牵扯而引发了对自身的批判。黄灯在“目睹亲人的不堪和不幸，深感无能为力的同时，内心也隐隐升起一种逃离的庆幸。”薛亚聪说“我的故乡，我似乎一直都在远离。用身体的奔波，用知识的拒绝。”而梁鸿则通过她与童年好友小柱的关系来深刻地进行自我批判。小柱临死之前，梁鸿没有去看他。梁鸿沉痛地承认“我不关心他，我对他没有了感情。他十几岁出去打工，我十几岁出去上学，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也越来越有差距。想起他时，只是故乡回忆中的美好风景，至于那风景中真实的人和人生，我其实是不关心的。是的，很多时候，当风景中的人走出来，向你伸出求援之手，或者，只是到你的家里坐一坐，你真的如你想象中的那么热情吗？”并且使用“逃跑”描绘自己的感受，“我一直都想逃跑。逃跑，赶紧回去，回到明亮的、干净的、温暖的和舒适的城里。在进到光亮叔那低矮阴暗的房间，霉味扑面而来的一瞬间，我就有想逃跑的冲动，这是每到一个地方的第一冲动。”整个叙述呈现出一个非常典型的知识者与乡村的关系。这里不是启蒙自身的悖论，而是情感的迸发。知识者爱乡村，但是这个乡村是记忆中的乡村。在当下，他们可以随时离去，就像梁鸿自我剖析的那样，“我可以安然无恙地逃跑，而不承受任何道义的谴责。这样一种奇怪的人生，每个人都充满着巨大的羞耻感，但我们又非常自然地忽略这种‘羞耻’。”他们对这片土地有感情，但是对于各种困境则不知所措。从这个角度来说，“返乡书写”非常类似于民国初年的问题小说：人们用各种方式各种角度来提出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不知道，不能说，不敢说，他们能做的只是呼号。而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血肉相连，却又冷漠异常。我终将离梁庄而去。”“离去”居然是整个书的最强音，由此王磊光的书名《呼喊在风中》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风”是我们的感受，同时也是我们的动力。对此，梁鸿在《出梁庄记·后记》中进一步解释：“责备制度、批判他人是我们最普遍的反应，但却唯独忘记，我们还应该责备自己。我们也是这样的风景和这样的羞耻的塑造者。我们应该负担起这样一个共有的责任，以重建我们的伦理。”

那么“故乡”究竟意味着什么，“伦理”又如何重建？“返乡书写”进一步呈现出多重的开放性。很多人习惯于“把农村当做自己的根”，因此乡愁弥漫，认为乡村“失落”：比如说故乡让人“不寒而栗”；村庄“死亡”；乡村“崩解”；乡是“记忆与家乡”等等。然而对于故乡的消逝，有人是不以为然的，陈珊珊说“村庄消逝了，但是曾经生活在期间的人过得比从前更丰裕、更自由、更幸福，这难道不好吗？”也有一些人在否定乡愁，十年砍柴明确地提出，“进城是王道”，“乡村的昔日，并没有一些人留恋的田园牧歌。”由此“故乡”的意义开始无限延伸：有人认为故乡是精神家园，重要的是“尊严”和“安宁”，比如说十年砍柴与韩东；有人认为故乡的关键在于记忆；高晓虹认为乡愁和故乡是“一种寻根意识、一种认同意识”；故乡是“一曲浸润了血液、汗水、期待的生存协奏曲”；家乡是“成长的基石”。

与此同时，“返乡书写”呈现了对自身心理的准确定位。郑周明认为“我们是经历了点儿什么才的到现在的一切：我们是战胜过痛苦才感受现在的平静。” 世相君认为“不要试图丢掉过去。不面对过去的难堪、伤痕，就看不到里面的情感和力量”，进一步陈述了“故乡”带来的形而上力量。他们不再对于家乡寄托温情，可以客观化地看待自己和故乡的关系，并认识到“归乡其实是件无聊的事情”，“摆脱了控制与依赖以后，我们的情感其实可以变得更纯粹。”特别是“港股那点事儿”公众号在2018年之际推出金融界人士的“返乡书写”，充满现实的力量，Chives提出家乡的意义在于“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却依旧热爱着生活”；归乡带来的是“负重前行的力量”；人的主体性力量逐渐成长，“你有做自己的勇气，也有成为自己的自由。”熊培云在对故乡的寻寻觅觅之中，恍然大悟，“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在众多故乡之中（比如说地理的故乡、精神的故乡、爱欲的故乡、思维的故乡、母语的故乡等等），你愿意选择做哪一个故乡的囚徒。”贾樟柯认为艺术是超越国界的，“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

这些情感看似充满了精神活力，但是这情感背后的价值取向极其模糊，本质上就是一种宣泄。他们虽然有很有国际化视野，但是这又带来了一个问题，难道乡村就是要被抛弃的么？这种观点本质上和之前的城乡关系没有丝毫差别，认为乡村就是落后的，需要被改造的；如果它妨碍了个体成长，那就需要被抛弃。“返乡书写”的情感看似有情，实则绝情。从本质上来说，“返乡书写”最大的价值就是内在的情感体验，其意义就在于“为少数群体、弱势群体提供平等的进入公共领域的机会。”可是书写者并没有跳出传统的乡村写作模式，情感打动了他们，但是“返乡书写”陷入情感的缠绕，书写者的情感并没有和理性合二为一，单向的情感宣泄导致了文本的无以为继。对于乡村的思考散漫而毫无推动力，最终变成了“乡愁”与“乡建”之间的鸡毛蒜皮式争论。因为激情和理性实际上都是知识者的情感实践，克劳斯曾经提议“迈向一种新的激情政治”，以求“指向一种新的公民身份模式，它倡导反思性关切的能力，而不是事不关己、逍遥自在、无动于衷的理智……它要求我们与那些处境不同的其他公民一道去感受，并根据正当的情感和对所有人的关切去评价支配着我们所有人的法律和政策”。但是“返乡书写”徒有情感的宣泄、争吵和哀嚎，却毫无思想上的建设力量。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这是乡村的一次挣扎和发言，力求摆脱乡村作为“问题化”的地位，凸显出自己的体验和感受。但是，“返乡书写”的困境说明知识者对情感建构的力量缺乏想象力：从主体角度来说，它缺乏对人的热切观察和期望；从公共领域角度来说，毫无理性的引导。这与其说是“乡愁”和“返乡”，不如说是整个社会的悲歌。因为没有建立社会共识，没有新的思想建构，“返乡书写”必然会退潮，乃至于被人们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