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最近若干年来，作家王方晨差不多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所谓“老实街”系列的创作之中。这一系列中最早的一部分曾经以《大马士革剃刀》的标题首发在《天涯》杂志2014年第4期。依此发表时间来推断，则作家创作念头的酝酿与形成，当在2013或2014年前后。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一系列最后一部分《大宴》标明的完成时间，是2017年的7月1日。由此可见，“老实街”系列的写作，乃是王方晨最近三四年间最倾注心力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一系列小说差不多都曾经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刊发于全国各大文学杂志的缘故，我曾经以为作家创作的终极目标，乃是如同1980年代王蒙的《在伊犁》、李锐的《厚土》那样的一种系列小说一样，意欲凭借这种方式而建立自己在小说世界中的地标式建筑。然而，只有在预想的内容全部完成之后，我们方才搞明白，却原来，王方晨的终极目标乃是要创作一部题名为“老实街”的长篇小说。这样一来，我们所首先必须面对的，就是小说的文体问题。一方面，这些单独成篇的部分，都可以被视作独立的短篇小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其中的很多部分可以说不仅已经接受过刊物不无严格的编辑过程，而且还在文学界产生了颇为广泛的影响。这其中，尤以短篇小说《大马士革剃刀》最为引人注目。小说发表后，不仅很快被多家重要选刊及时选载，而且在被收入多种年度选本的同时，也还获得了《小说选刊》的年度大奖与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另一方面，因为这些中短篇小说所讲述的人和事不仅全部都发生在济南老实街，而且作家的笔触也明显地聚焦在老实街所必然面临的城市拆迁这一大变故之上，所以，这些业已单独成篇的中短篇小说却又可以被连缀在一起，最终整合成为一部别出心裁的长篇小说。

一部长篇小说，可以被拆散为很多篇独立的中短篇，或者反过来说，一个中短篇小说系列，却又可以被整合为一部长篇小说，如此一种奇特的景观，在中国文坛似乎还并不多见。我依稀仿佛的记忆中，恐怕只有此前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差堪比拟。1980年代中期，莫言曾经凭借中篇小说《红高粱》而在文坛产生了强烈反响。紧接着，在《红高粱》的基础上，他又相继完成了《高粱酒》《高粱殡》《狗道》与《奇死》一共四部中篇小说，并在文学刊物上分别发表。最后，又有编辑在此基础上把五部中篇小说连缀在一起，这就变成了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依照我的猜测，因为1980年代曾经一度流行系列小说写作的缘故，莫言的初衷恐怕也是要完成一个彼此存在着若干内在关联的系列中篇小说。遵从一般的写作规律，刚刚在文坛出道不久的莫言，在当时，无论如何都不会产生长篇小说的写作念头。也因此，“红高粱”系列小说的变身为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毫无疑问是长篇小说这一文体走红之后出版社编辑“策划”的结果。就此而言，王方晨的情况便有所不同。因为置身于一个长篇小说文体备受重视的时代，王方晨“老实街”系列的写作初衷，恐怕就是奔着长篇小说去的。之所以要被拆解开来，以短篇小说的形式零售，应该是考虑到了体量庞大的长篇小说耗时漫长的缘故。然而，不知道王方晨自己是否已经意识到，这样一来，却必然会带来一个文体归属的辨析问题。那就是，王方晨的“老实街”，到底是一部长篇小说，还是一个短篇小说系列，又或者说，一个思想艺术品质相对优秀的短篇小说系列，是否可以被重组整合为一部长篇小说。原因在于，作为不同的小说文体，长中短篇小说之间其实有着各不相同的文体规范和文体要求。很多情况下，若干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叠加在一起，未必就能够成为一部同样优秀的长篇小说。此处的一个关键问题，恐怕就是长篇小说的结构问题。究其根本，对于王方晨来说，通过怎么样的一种结构方式把这些散在的短篇小说成功地集聚为一个有机艺术整体，才是这种文体转换得以完成的关键所在。具而言之，王方晨所可以寻觅到的长篇结构方式，一个是“老实街”这样一条街道，另一个则是城市拆迁这样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大事件。

首先是“老实街”这样一条特定的老街巷，活跃于文本中的众多人物，都与这条老街巷存在着这样那样或远或近的关系。唯其因为作家把“老实街”设定为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所以才会在小说一开头便开宗明义地写到这条“老实街”：“我们这些老实街的孩子，如今都已风流云散。”“老实街地处旧军门巷和狮子口街之间。当年，若论起老西门墙根下那些老街巷的声望，无有能与之匹敌者。老实街居民，历代以老实立家为本。老实街的巨大声望，当源于此，据济南市社科院某丁姓研究家考证，民国时期老济南府曾有乡谣如斯：‘宽厚所里宽厚佬，老实街上老实人。’宽厚所是老济南的一家民办慈善机构。”

这里，除了对“老实街”主要特点的介绍之外，另外一点乃是要明确告诉读者，当作家意欲大规模地展开老实街叙事的时候，这条老实街其实已经在历史的震荡中不复存在了。正因为老实街已然不复存在，所以我们这些老实街的孩子，才只能够被迫无奈地风流云散。从叙述学的理论来说，小说开头处一种回溯性视点的设定，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一般来说，只有在回望既往历史的时候，才有可能谱写出一种充满眷念之情的文化挽歌。我们注意到，对于自己把老实街设定为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王方晨在后记中曾经给出过特别的说明：“一个城市有很多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内看与从外看相比，还有更大分别。我选择了它的一条老街巷……这条老街巷，被我命名为‘老实街’，具体的方位都是实在的，却完全出于我的虚构。”“《老实街》书写一个城市的世道人心，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个认老理的老济南人，他们生活在那些百年老宅和老街巷，在经历了漫长岁月而形成的民风民俗包围之下，像他们的祖辈一样安然惬意地承受着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滋养，有时也不免显得有点迂腐自封，但实际上，就连他们自己也不见得就一定相信那些虚幻的道德想象，因为世道的嬗变不仅是传说，更为他们所一次次亲身经历。——老实街上，人情练达、洞悉人心者大有人在。”由作家的自身说法可知，他之所以要创作这样一部具有章节组合性质的以地域名为标题的长篇小说，正是为了窥一斑而知全豹地借助于老实街一隅而透视表现时代大潮冲击下中国文化传统一种必然的流散嬗变的命运遭际。

然而，在进一步展开关于王方晨长篇小说《老实街》的讨论之前，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谓市井小说的类别归属问题。市井者，街市也。顾名思义，以街市为聚焦对象，旨在关注表现街市上以商业活动为中心的各色人等的日常生活的小说作品，就应该被看作是市井小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先生以其包括《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离婚》等名作在内的一批小说作品而被视为市井小说大师。通常意义上，因为街市隶属于城市的缘故，我们总是会把市井小说纳入到城市小说的范畴中来加以理解。但千万请注意，这里的城市，实际上只是古典意义上的一种城市。在古典时代，所谓城市和乡村的分野，大约只在于一个以商业运营为中心，一个以农业劳作为中心，其他方面比如在流动性的阙如上，二者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差别。正如同那些农人们将会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个乡村，除非战乱或遭遇天灾的缘故之外，几乎很少会有人口迁徙的现象生成。同样的道理，除非遭遇如同战乱这样的意外情况，古典时代城市里的市民们，事实上也很少会发生人口迁徙的状况。也因此，单只是从人口流动的角度上说，无论是乡村社会，还是市井社会，皆具有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凝固不变的性质。唯其在较长的一个时间段内人口凝固不变，所以，不管是乡村世界，还是市井社会，说起周边人群的生存状况来，才可以轻而易举地上溯至五辈三代，皆没有什么隐私秘密可言。

从根本上说，进入现代文学的阶段之后，所谓现代乡土小说和市井小说的生成，很显然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很难设想，若非市井社会具备人口流动上的凝固性特征，老舍先生怎么可以写出如同《四世同堂》这样杰出的市井小说来。然而，在遭遇到通常所谓现代性的猛烈冲击之后，古典意义上的那种市民人口长时间凝固不变的状况就被彻底打破了。我们经常说，所谓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城市化或者工业化。千万请注意，这里所谓“城市化”中的“城市”乃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因为如果说到城市，无论中西，早在现代性出现的很久很久之前，就都已经存在有人口规模很大的城市了。西方的城市情形我不清楚，最起码在中国，这些古典意义上的城市，明显具备着人口流动上的凝固性特征。也因此，现代性意义上的所谓“城市化”，就不仅仅只是意味着乡村世界的被“城市化”，而且也同样意味着古典城市的被“城市化”。这里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到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里，伴随着人口流动上凝固性的被打破，一种可谓变动不居的无根漂泊现象日益成为显著的特点。由于人口流动的速度大大加快，整个城市的陌生化程度便日益明显。这样一来，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就完全变成了一个陌生社会。而这，就很显然与传统乡土与市井那样一种熟人社会，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与区别。就此而言，曾经在1980年代兴盛一时的以作家陆文夫（苏味小说）、邓友梅（京味小说）、冯骥才（津味小说）等为代表的市井小说的逐渐退出文坛，细致推想起来，恐怕就与现代性强势冲击下市井社会的被瓦解存在着格外紧密的内在关联。

既然具有明显熟人社会性质的市井生活都已经荡然无存，那么，以这种市井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市井小说的一蹶不振，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进行了以上的细致梳理和深度辨析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这就是，倘若从古典城市的层面上来说，所谓市井小说乃是当之无愧的城市小说。然而，一旦进入以变动不居的陌生性为其显著特色的现代城市，那么，再将市井小说坚持贸然划入城市小说的范畴，恐怕就多少显得有点勉强了。由此可见，一方面，市井小说固然不同于以乡村世界为表现对象的乡土小说，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很难被划归到现代性意义上的城市小说的范畴之中。又或者，市井小说可以被视为介乎于传统乡土小说和现代城市小说之间的某种“中间物”存在形态，也未可知。

我们之所以要专门讨论一番市井小说及其范畴归属问题，乃因为王方晨笔下的“老实街”，正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市井社会。一方面，因为主要内容乃是对老实街这样一个市井社会的悉心描写，所以《老实街》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市井小说。但在另一方面，正如同金庸的武侠小说《鹿鼎记》乃是一部带有明显自我颠覆与解构色彩的“反武侠小说”一样，王方晨的市井小说《老实街》也是一部自我颠覆与解构特色非常鲜明的“反市井小说”。得出这一结论的根本原因在于，王方晨在《老实街》中所进行的主要工作，就是从各方面全方位地展现描写作为典型市井社会的老实街面对着来自于现代性的强势冲击，最终被迫无可奈何地土崩瓦解的整个过程。

具体来说，所谓现代性在《老实街》中的实际表现，就是老实街所无法回避的城市拆迁问题。如前所言，所谓城市拆迁问题，实际上也正是王方晨《老实街》中具体采用的另外一种长篇结构方式。事实上，从长篇开始的第一章，作家就已经明确不过地提及到了老实街将要面临的被拆迁问题：“那一年，老实街两旁的墙上，都写上了大大的‘拆’字。这是要毁掉老实街。其实消息早就出来，东流水街、高都司巷、县东巷、舜井街、榜棚街，无数的老街巷都在拆迁之列。我们不乐意，纷纷抵制，还联合了苗家大院张家的三儿子张树，跟历下区拆迁办谈判。张树在省发改委当副主任，随便批个条子就成万上亿。”然而，虽然连同张树也都出面与历下区拆迁办交涉了，但正所谓螳臂当车，面对着轰轰烈烈势如潮水的城市拆迁大潮，老实街人们所做出的全部对抗性努力，最后只能无奈地以失败而告终。

大约也正因为城市拆迁的必然性，所以在王方晨《老实街》的全部十一章事实上各有描写侧重的内容中，可以说每一章都无一例外地提及到了老实街的被拆迁问题。某种意义上，老实街的被拆迁，就如同一柄高悬在老实街市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而作家王方晨所倾尽全力描写展示的，乃是面对着如此一柄随时都可以降落到自己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老实街的市民们所做出的带有明显悲壮色彩的对抗性努力。

关键在于，社会与历史的发展演进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虽然老实街的各色人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为老实街的免于被拆迁进行着努力，但到最后，这一切努力却依然无济于事，老实街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式地被深深掩埋在一座现代化的大超市底下。我们注意到，到了小说的最后一章，也即作品的第十一章，不仅老实街的被拆迁成为现实，就连同老实街人为了老实街的消亡所欲举行的一场告别大宴也都付诸东流，没有能够变成现实：“那真是做梦了，时光无声无息地来到了老实街的末日。它是这个样子的。天，这么蓝，我们的心，这么悲伤。可是，除了从远处被干风吹来的白色塑料袋，幽灵一样在老实街漫天飞舞，我们无比渴望的大宴，竟还没有一丁点儿着落。”又其实，且别说告别大宴，即使是老锁匠卢大头一心一意想要送给老实街街坊邻居们的锁也都没有能够送出去：“白云苍狗，想想人世间多少事情，都像瞬间发生的，老实街也像突然就没了。别说开大宴，就连老锁匠的那些老式锁也没能如愿送出。”就这样，唯其因为王方晨在一部长篇市井小说中以浓墨重彩的方式描摹呈现出了市井社会被瓦解的整个痛苦过程，所以才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具有突出自我颠覆与解构色彩的“反市井小说”。

在强调现代性冲击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王方晨的《老实街》实际上还是一部充满着象征隐喻意味的长篇小说。在小说后记中，王方晨在强调“老实街”的命名乃是一种虚构产物的同时，却也引述了一位大姐的说法，说在济南的某个地方的确存在着一条道德街。缘于此，王方晨便不由得大发感慨道：“‘老实’，‘道德’，二者就这样对上了，真的如冥冥之中得了神助。”与此同时，王方晨也进一步强调：“但济南有条宽厚所里我却是知道并亲自去访探的。‘宽厚’也是我为这条老街巷命名的诱因。回头想，‘道德’、‘老实’、‘宽厚’，恰好也正是组成济南文化的核心因素。”同样的命名方式，其实也还突出地体现在诸如“涤心泉”与“浮桴泉”的被命名过程中：“涤心泉洗的是心。老实街遍布着屋中泉、墙下泉，另有一虚构了名字的，唤为浮桴泉。‘浮桴’二字自然出于《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请一定注意，诸如“老实”、“道德”、“宽厚”、“涤心”以及“浮桴”这一类命名方式，实际上并非原初意义上的一种地域或泉水命名，其中一种文化象征隐喻意味的存在，是一种无可否认的文本事实。更进一步地，只要我们在联想一下济南乃是山东的省会，而山东，则正是先秦时期的齐鲁故地，而古代鲁国，也恰恰是正统的儒家文化的发源地，那么，自然也就会更加清楚地理解王方晨如此一种命名方式背后所蕴涵着的那种深刻文化寄托。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王方晨在后记中才会做这样的一种强调：“在这部作品中，唯一的主角也就是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古老的文化传统。我是这样地看待了老实街，看待了老济南，看待了我们的‘城里’——我们的幸许之地。”

一方面，诸如鹅、左门鼻、小耳朵、朱小葵、老花头、石头等近四十位具体人物形象，均不同程度地活跃于王方晨的《老实街》文本之中。另一方面，在承认以上四十位人物形象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认识到，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为作家所倾心描摹的这一条最终难逃被拆迁厄运的老实街，才更应该被看作是小说的主人公。事实上，也只有在把象征意味特别浓郁的“老实街”理解为长篇小说潜在主人公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理解王方晨究竟为什么要在后记中特别强调，小说中唯一的主角，实际上是隐藏于“老实街”之后的那种与每一个中国人都息息相关的“古老文化传统”。

究其根本，也只有在把“老实街”以及“老实街”所象征隐喻着的古老文化传统理解为《老实街》的真正主人公，我们才能够进一步深刻认识到，所谓的城市拆迁其实只是现代性冲击的一种表象，其真正的实质乃是一种古老文化传统在现代性强势冲击下的被迫风流云散。这一点，在小说的很多章节中都有着突出的表现。比如，小说开头的第一章。第一章在单独发表时曾经被命名为《大马士革剃刀》。“老实街地处旧军门巷和狮子口街之间。当年，若论起老西门城墙根下那些老街巷的声望，无有能与之相匹敌者。”“老实街居民向为济南第一老实，绝非妄也。若无百年老街的这点道德自信，岂不白担了‘济南第一’的盛名？”“老实街”的象征性命名之外，理解这一章的关键，是另外两个不容轻易忽略的核心细节。一是剃头匠陈玉伋与邻居左门鼻之间围绕那把颇有些来历的大马士革剃刀所发生的几番礼让。这里的一个关键处在于，左门鼻虽然不是剃头匠，但却同样有着高妙的剃头手艺。而这，事实上也就为下一个细节埋下了伏笔。这另一个细节，就是某一天，老实街的居民们突然发现那只为左门鼻所特别钟爱的被称之为“瓜”的老猫浑身上下被剃了个溜光：“谁能把毛剃这么光？从头到尾，耳朵眼儿里，脚爪缝儿里，全都一样。呶，眼睫毛也给剃掉了呢。”那么，究竟是谁在以如此一种特别残忍的方式虐猫呢？在老实街，只有两个人有这种高超手艺，一是陈玉伋，一是左门鼻。会是他们中的某一位吗？是陈玉伋？抑或还是左门鼻？一直到这一章结束为止，王方晨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又或者，他本就不准备给出答案。

问题的关键在于，陈玉伋也罢，左门鼻也罢，虐猫事件本身，就极巧妙地暗示着“老实街”的“老实”不再。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老实街”淳朴民风的风流云散呢？究其根本，大约也只能够归结到现代性的强烈冲击上。由此可见，王方晨在小说开头第一章中书写表现着的，毫无疑问是一种沉潜于生活深处的现代性隐痛。

再比如，以小耳朵为主要书写对象的第八章。这一章在单独发表时，曾被命名为“八百米下水声大作”。这一标题的由来，很显然与小耳朵的一种特异功能有关。据说，他能听到地下八百米深处的声音。叙述者一方面依然在突出地强调老实街人的“老实”：“我们老实街居民向为济南第一老实，却能把老实街过成熙熙和乐的世外桃源。多少年了，老实街从未弃老实之风，邻里和睦，厮抬厮敬。伤和气的事，不能说没有，也是少见。”但在另一方面，这一章的核心情节，却是一桩多少带有一点离奇色彩的偷盗案：“这样说，你或可理解那天一早当我们听说苗家大院北墙下被盗挖了一个坑洞时的惊愕了。在清晨尚不明朗的光线里，那个坑洞是那样刿心怵目。显见的坑洞是在夜里被挖的。很多人都不由得想到了小耳朵。”大家之所以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小耳朵，盖因为小耳朵天赋异禀，大家期望他能够以敏锐的听觉对夜深人静时的盗挖声有所察觉。然而，尽管小耳朵据说拥有特殊的异禀，但他对这一次案件的发生却似乎一无所知。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一直到这一章结束为止，这一次深夜发生的盗挖案究竟是何人所为，作家都没有作出明确的叙述交代。

具体来说，小说文本中，与一直处于被遮蔽状态的盗挖案真相存在内在关联的，有这么两处。其一，是这样一段叙事话语：“我们知道，那其实是我们在暗暗盘算着老实街上的每一个人，而我们明明知道，这种盘算也毫无意义，因为我即便觉察出哪个人有嫌疑，也不会说出口，最终只能在自己肚子里烂掉。我们没有什么时候比这一天更是老实人，老实街自古流传的老实之风已浸入我们骨髓，化为我们的血液。”其二，则是在这一章临近结尾处，曾经描写小耳朵与老周父子在苗家大院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小耳朵也恼，不顾阻拦四处寻找，终于在老周那张老旧的榉木雕花架子床后面，找到了像是睡着了的儿子。”“老周还骂他打小听他讲老苗家南迁之前在院子里埋了带不走的财宝，就只顾自己挖出来受用。”如果单只是后一个细节，那么就似乎在隐隐约约地暗示盗挖案与小耳朵一家有关。如果把后一个细节，与前述关于老实街的若干段叙事话语，以及王方晨“老实街”系列的书写主旨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一章的思想指向，就似乎依然是在以一种艺术反讽的方式进行着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百年老宅的被盗实际上是作家苦心孤诣，为我们挖出的一个时代大坑，并以之赫然，测量着人性渊薮的深度，在那里众声喧哗，欲望汹涌。奇人小耳朵自戕式的行为，已无异于一种孤绝的红尘了断。借助儿子之手被剪去的耳朵，既意味着失去对“老实街”美好的道德幻想，也意味着最终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完成了一个常人的生命回归。

同样值得注意者，还有因为恪守“老实街”的传统道德信条仗义执言而最终被迫悄然隐踪的第六章中的主要人物朱小葵。这一章在单独发表时，曾被命名为《歪脖子病不好治》。出生于老实街的朱小葵，是济南市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曾经在电台主持过一档社会影响日益扩大的旨在关注民生被侵害问题的节目“民生直播间”，并因此而被推举为市政协委员。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位颇有一些社会影响的优秀节目主持人，到最后，却因为对于城市拆迁问题的强烈质疑而被迫去职，悄然隐踪：“纸里终归包不住火，我们都知道了底细。千不该万不该，小葵在政协谈论会上就济南的旧城改造问题，当面质问了本市高官。高官倒是和颜悦色，但她的政协委员也就干到头了……更大的考验接踵而来，台里抵抗不住外来压力，中止了她的节目。她忽然发现，即便王台长那里，也再寻不来支持。王台长在躲她！她明白，自己已被完全抛弃。”更何况，因为此前在主持民生节目时，勇于为民请命，颇有几分侠气，曾经得罪过某些社会恶势力，所以，朱小葵一旦腹背受敌，便立刻处于孤立无援的恶劣境地。既然在被迫去职后生命的存在也受到了明显带有黑社会色彩的威胁，那朱小葵最后的悄然隐踪，也就自在情理之中。

一位如此这般恪守老实街仁义道德传统的公众人物，就此而被迫无奈地成为了业已被掩埋在地底下的老实街的殉葬品：“小葵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倒好，就像天高，但还在。小葵死了，那是没了天理。没了天理的世界，还不让人恐怖？事实上，我们老实街已被围城。”通过这样的叙事话语，我们就可以突出地感觉到，作家王方晨那样一种简直已经是溢于言表的愤怒，以及隐藏于这种愤慨表情背后的那样一种同样不失激烈的社会批判情怀。

然而，诸如城市拆迁与传统道德文化的失落，自然应该引起作家的高度关注。但与此同时，更加不容忽略的一点，恐怕却是巨大的社会与道德变迁过程中的人性问题。我们注意到，在小说后记中，王方晨曾经特别讲过这样一番话：“但是，从落笔起，我就意识到，不管我写到多少的器物、手艺、老词、老理，这条老街巷都不能仅是济南的老街巷，那些执迷于老词、老理的老济南人，也更是人类中的一员，既属于生者，也属于死者。”不管怎么说，包括小说在内的所谓文学，乃是一种与人性紧密相关的神圣事业，倘若远离或者疏忽了人性，那这样的作品无论如何都难称优秀。

从王方晨后记中的相关表达可知，他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出现于自己笔端的那些“执迷于老词、老理的老济南人，也更是人类中的一员”，就充分说明他时刻都没有遗忘小说作品所必然要承担的那样一种挖掘与勘探人性世界的重要艺术使命。

说到对于人性世界的挖掘与勘探，体现在小说这一文体中，就必然最终凝结为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虽然1980年代中后期先锋实验小说发展的鼎盛时期曾经出现过在小说中放逐人物形象塑造的极端实验，但在时过境迁之后的现在看来，如此一种极端性艺术观念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只要我们简单地检点回顾一下自己的小说阅读记忆，就不难发现，在古今中外的众多小说作品中，那些大凡能够给我们留下难忘印象者，其中往往有着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画与塑造。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情况是，我们往往会因为其中的若干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而记住这部小说，而不会因为一部小说而记住其中的某些人物形象。最起码，在我的理解中，在小说，尤其是篇幅巨大的长篇小说中，能否塑造出若干个鲜活灵动的人物形象来，应该被看做是衡量创作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而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人物形象的塑造，完全应该被视为小说这一文体的本质规定性之一种。”①从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角度来看，王方晨这部多少带有一点人物群像展览式结构的长篇小说《老实街》也多有可圈可点处。举凡左门鼻、小耳朵、朱小葵、高杰、老花头、石头等人物形象，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相比较而言，其中最具美学价值也最具人性张力的一位人物形象，恐怕还是那位曾经出现并活跃于多个章节中的鹅。

鹅的父亲，是一个手艺特别精湛出众的编竹匠。从竹筐、竹匾、竹席、竹箪、簸箕，甚至女红盒与首饰盒，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无所不精，皆出神入化。鹅爹一生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漂亮女儿鹅的未婚先孕。尽管小说中曾经一再说鹅生下石头乃是如同姜嫄一样地履石而生：“我们老实街人都信这个，一天早上，鹅去涤心泉汲水，踩了一块石头，回来就受了孕，生下来的就叫石头。这有点像古史传说，姜嫄履帝迹而生后稷。不同之处是，姜嫄生稷。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鹅说什么也不肯丢”，但实际上，石头只有其母而不知其父的私生子身份，乃是无法被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唯其因为无法接受鹅未婚先孕的这一事实，所以鹅爹在石头出生仅仅两年之后，就急气攻心，早早地离来了这个苦难的世界。实际上，早在鹅刚刚生下石头的时候，围绕石头的去留问题，鹅爹就曾经有过明确的表示：“‘我受不了……’鹅爹像是在呻吟，低低说，‘我受不了老实街的说三道四，我唐老五丢不起这个人，妮儿。’”正所谓人言可畏，鹅爹在这里所说的来自于老实街的“说三道四”，就充分说明，对于鹅的未婚先孕这一事件，一贯以“老实”和“道德”而自诩的老实街人，其实是有着很多不堪议论的。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道德杀人”，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多少有点意外的是，最终死于“道德杀人”的，不是鹅，反倒是特别看重面子的鹅爹。与此同时，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借此而映照出的老实街人的人心的复杂。一方面，他们的确如同鹅爹所预料的那样在“说三道四”，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却也的确不仅编造出了鹅履石生子的传说，而且也还使得这种传说广为流播。如此一种做法，所充分透露出的，却又是老实街人们的一种善意。就这样，借助于如何对待鹅的私生子这一事件，作家王方晨所淋漓尽致写出的，一方面，固然是鹅那样一种非同寻常的一种母爱，另一方面，却也是老实街人们那样一种善恶交杂的真实人性状态。

某种意义上，鹅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背离了老实街道德传统的，在性方面特别放纵自己的风情万种的女性。这一点，从她对于母亲的一种自白：“娘，我不知怎么了，我不能见男人了。我一见男人就想吃了他们。”“那些男人真好啊。林家大院的陈东风，马二奶奶的孙子大龙，胡家大院的张小三，李家大院的李汉轩、李汉堂兄弟俩，还有张树、张明，狮子口街的刘顺、高杰，我不知怎么了，就想吃他们。”以及从老实街上从来都没有中断过的关于鹅与很多男性可谓飞短流长的流言蜚语中，就不难得到确切的证明。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她看作是李劼人长篇小说《死水微澜》中那位从根本上蔑视传统道德信条的蔡大嫂的精神传人。但相对来说，鹅人性中最为闪光的一点，却突出地表现在她在老实街面临拆迁危机时主动出面与商业资本的代表高杰周旋谈判的悲壮行为中。早年间，因为内心里特别恋慕鹅的缘故，这位狮子口街的少年高杰曾经被鹅爹拿竹竿从屋顶上赶跑过。没想到，过了很多年之后，这位曾经在屋顶上偷窥的高杰，却突然间发达了起来。高杰的发达不要紧，关键问题在于，高杰所服务的一家国外高级商业机构，竟然还把持了老实街拆迁改造与否的生杀予夺大权。唯其如此，为了使得老实街最终免于被拆迁的命运，老实街人才纷纷出面央求鹅：“事已至此，我们也顾不了长幼尊卑，男女有别，在她面前大讲老实街的美德、传统，讲老实街辉煌的历史，哪套院住过名人大官，有过什么不凡的来历，哪套院建得如何好，全国绝无仅有，我们还讲老编竹匠在世时的佳话，目的是唤起鹅对老实街的热情。虽然我们都刻意回避高杰的名字，但我们相信鹅明白我们的所指。”一句话，老实街人之所以如此这般地讨好鹅，乃是期望鹅能够利用她女性的魅力，利用高杰对她的恋慕，最终出面拯救行将消亡的老实街。但即使如此，即使鹅真的如老实街人所愿，以顺从高杰意愿的方式，作出了最后的努力，最终也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地挽回老实街被拆迁被迫风流云散的必然命运。正因为如此，小说第五章结尾处，叙述者才会做出如此一种由衷表达：“那次鹅何时回家，无人得见，因为我们正心系老实街存亡，顾不了许多。她一个人以自己的柔弱之躯，去跟巨大的怪物战了一役。在我们看来，早年身遭不幸的编竹匠女儿，虽败犹荣。”从表面上看，鹅的对手是高杰，但实际上，鹅所面对的，的确是现代性这样一个“巨大的怪物”。与如此一个“巨大的怪物”作战，只是拥有柔弱之躯的鹅的失败，乃是一种命定的悲剧性结局。但也正是这勇敢的与“巨大的怪物”简直就是义无反顾的一役，方才从根本上彰显出了鹅这一女性形象人性世界的闪光之处。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在王方晨的笔下，面对着来自于现代性这一“巨大的怪物”的强劲冲击，那条传沿存在了很久的济南老实街，的确已经被拆迁，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因为有了王方晨长篇小说《老实街》的如此一番精心书写，他所建构的《老实街》这样一座纸上建筑，恐怕却还是拥有了能够穿越时间的相对恒久的艺术生命力。

注释：

①王春林《历史观念重构、罪感意识表达与语言形式翻新——评莫言长篇小说<蛙>》，载《南方文坛》2010年第3期。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ZD122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