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影像文库：以文释图 以思观像
来源：中国民族报 | 郭净 2018年01月17日11:35
书名：《中国纪录影像文库》
作者：何明 主编 郭净 陈学礼 副主编
出版社：民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4月至今
在摄影术发明之前，中国的各民族一直在用平面和立体的图像及造像记录和传播对于社会现实的视觉感受。1842年，借鸦片战争闯入华夏大地的西方人拍摄了有关中国的第一批照片。其后，随着19世纪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和外交官的到来，用照片和电影反映社会文化变迁的纪录影像也被引入中国。
20世纪以来，中国一些城市出现了照相馆，有些兼营电影制作，少数上层社会的家庭玩起了照相机和摄影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上世纪30至40年代，民族学、社会学的发展以及在救亡图存等理念感召下出现的边疆影像考察热潮，杨成志、江应樑、凌纯声、庄学本、孙明经等一批学人用摄影和电影技术辅助学术调查；《良友》《中央日报》《文汇报》《申报》《民俗》《东方杂志》《旅行杂志》等报刊亦对边情民俗做了大量图片报道。加之抗战时期美军摄影部队在滇缅战场的影像纪录，都为后人认识那个动荡的大时代留下了丰富的作品和资料。
上世纪50年代以后，伴随着社会的剧烈变革和民族大调查，早期民族志电影“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简称“民纪片”）应运而生。到上世纪90年代，影像逐渐变成个人和学术表达的重要工具，当代民族志电影、独立纪录片运动和纪实摄影突破思想的禁锢蓬勃兴起，为中国的影像文化开启了新的方向。而“乡村影像”历经十年的磨砺，培育出了上百位扎根农村和牧区的创作者。他们的活动，不仅培育着地方影像志的新传统，搭建了多元文化对话的桥梁，也为“分享人类学”和“故乡民族学”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回首百年，纪录影像以其独特的方式，保存了中国文化变迁的历史记忆。但相较于实践的丰富多彩，该领域的学术探索却要滞后得多。
1982年，杨光海在《民族学研究》上发表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对民族志纪录片的历史做了概括性的梳理。他第一次公开提出“民族志影片（民族志电影）”的概念，反映出中国民族志电影正在发生的转折：国家机构不再成为这类影片制作的唯一主导者，而学者个人和学术群体的作为，将成为学科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这之后，人们在理论和实践的两个领域都展开了积极的探索。1976至1981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电影组恢复民族志纪录片的摄制。1984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电影组的郝跃骏等人开始拍摄纪录片《生的狂欢》。1985年，中央民族大学拍摄了纪录片《白裤瑶》，该片被选送参加法国真实电影节，率先打开了与国际影视界交流的大门。1985年，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埃森·巴列克西访问中央民族大学；次年，美国著名影视人类学家蒂莫西·阿什也到访该校。他们在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中带来了“Visual Anthropology（视觉人类学）”的学术概念。也是在1985年，中央民族大学学者李德君在美国《影视人类学通讯》上发表《影视民族学在中国》一文，提出要建设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影视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体系。1988年，于晓刚、王清华和郝跃骏3位云南学者首次对“影视人类学”“民族志电影”的概念以及内容作出全面阐述，为中国的纪录片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从此，“影视人类学”和“民族志电影”的理论范式逐渐取代了民族志纪录片的模式，成为学术评判的新标准。
1994年，云南大学历史系在肖锋、李国兴等投资人的支持下，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相关领域的专业研究和教学机构“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该所于1995年策划和推动了“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的成立。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亦成立了影视人类学研究室。1999年，德国哥廷根科教电影研究所与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合作，在云南大学开办了第一届影视人类学硕士培训班，从1999年3月至2003年3月，两期培训班共培养了20名研究生。 在此之后的10年里，这些研究生分布到各高校和科研单位，成为推动中国影视人类学发展的生力军。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纪实摄影和纪录片创作（包括电视纪录片和独立纪录片），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繁盛时期，但很快被新传媒技术和大众消费的狂潮淹没，以影像为主要手段的自媒体蓬勃兴起，日益成长为一支重要力量。
在这样一个人人可以制造视觉奇观的时代，快捷而方便的影像之眼更需要理论研究的观照。唯有在影像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经验，具有“自观”立场和“自省”色彩的理论研究才可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中国纪录影像文库》这套丛书，就是对中国百余年间纪录影像的发生和发展进行的初步总结。我们希望通过丛书的形式，汇集有关纪录影像的研究成果和档案资料，为深入的学术探索扎下根基，为以影像为手段的社会实践探索未来的方向，并在写作和反思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相关领域的研究队伍，逐步建立多元与共享的“影像数据库”。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