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 暗夜明灯：可歌可泣的机车工人斗争史

每当我们国家和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总会有许多英雄豪杰冲锋在前，他们是思想解放的先驱，他们是革命胜利的火种。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中许多人像流星一样转瞬即逝，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永远闪耀着巨星般的光芒……

日本侵略者为了长期经营大连，把大连作为进一步侵略东北乃至全中国的桥头堡，对大连进行了比沙俄时期更加巨大的投资，兴办各种工厂企业，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大连工人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到1925年时，大连地区中国工人已经达到了10多万人。在这支产业工人大军中，满铁沙河口工厂人数最众。在那黑暗的漫漫长夜里，沙河口工厂里正悄悄地涌动着革命的洪流，成为大连工人运动的发源地……

伤痕累累的老槐树

那棵老槐树虽然依然挺拔，却无法忘记曾经的屈辱；那座大挂钟如今早已成了古董，虽然依然在走，却回荡着曾经沉重的哭泣……

在大机车正门口有一棵老槐树，远远看去，它高大、硬朗、丰满、壮硕， 盘根错节，直指苍穹。冬天里，它枝干挺拔，倔强地任凭寒风粗暴地肆虐侵扰； 夏天里，它枝繁叶茂，温柔地倾听着鸟儿的呢喃。这棵老槐树已经默默地生长了100 多年，虽然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威武不屈。而100 多年前，最早陪伴在老槐树身旁的还有一座大挂钟，大挂钟产自日本，足有一米多高。槐树陪伴大挂钟，经历了岁月的洗礼，记载了太多的沧桑往事。

这棵老槐树最早不是用来给工人乘凉或者遮风挡雨的，是为了惩罚工人时吊打、凌辱中国工人的；而大挂钟也不是为了方便工人看时间的，更不是用来装饰的，而是日本侵略者让中国工人上下班打卡用的，是日本工头专门为监督中国工人而定制的。在日本侵略者统治大连铁道工场的40 年里，老槐树常常也被皮鞭打得遍体鳞伤，记录下了那一幕幕悲惨的场面，大挂钟也见证了那一段中国工人的辛酸史、屈辱史。有朝一日人们若能破译植物的语言，老槐树一定会向我们倾诉那一幕幕历史的悲剧。

1996 年10 月，大机车工会曾在老槐树旁设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这棵老槐树是厂史中记载的工厂门前的三棵槐树之一。在日寇侵华的年代里，曾经有许多中国劳工被捆绑在树上，惨遭毒打和凌辱。为了使人们牢记历史，工厂将这棵老槐树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

甲午战争后，旅大地区沦为殖民地，日本把大连开辟为商埠。当时大连工商业发达，海关税收在全国排第三位，仅次于上海和天津，旅大地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开发满蒙、侵略东北的基地。日本帝国主义对当地人民采取高压奴役的殖民政策，“关东州”法律曾明文规定，对朝鲜人和中国人仍然施行笞刑， 他们对中国工人血腥压榨，如蝗如蚁般地掠食。

为了便于统治，满铁在沙河口工场建立了完整的管理机构和殖民统治政策。员工有严格的等级区别，分为月俸者、雇员、佣员、临时佣员、见习工和徒工。场内有40 多名巡警，13 所守卫岗。员司由正门出入，正门终日开放；工人出入门只有两处，一处为中国工人出入门，一处为日本人出入门， 只在上下班时间开放。中国工人出入的卡子门用管子拦成四条小道，每条小道只能走一个人， 小道的中间有一个高台，出入时必须登上高台才能通过。

每天早晨，中国工人排队打卡进厂，下班又排着长队在很窄的通口处，上台阶被当成小偷搜身检查，稍有不顺服和怠慢，便被吊在厂门前那棵老槐树上用皮鞭子蘸凉水抽打。繁重苦累的劳动没有时间限制，加班加点、通宵作业几乎是家常便饭。中国工人们被迫如牛似马地劳动，只能吃橡子面和化学粉等替代食物。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橡子面，半月光，

草根野花度饥荒。

北风吹，地不长，

穷人瞪眼见阎王。

日本殖民者制定规章制度是为了压迫、剥削工人，特别是针对中国工人设立了防卫系、劳务系等机构，镇压和监视中国工人。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恶劣，每天工作少则10 小时，多则近20 小时，犹如生活在十八层地狱里，受尽欺负、凌辱、剥削和压迫。日本殖民者给日本工人的待遇远远高于中

国工人，对中国佣员实行了民族歧视政策。日本工人享受的住房和生活待遇中国工人根本享受不到。中国工人的工资收入十分微薄，不足日本工人的四分之一， 甚至是其七分之一。伤亡事故几乎天天发生，工人的生命安全毫无保障，还经常受到日本工头的鞭笞和搜身。

当时沙河口工场日本场长在1926 年5 月12 日给上司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沙河口工场的职工大体日本人和中国人各半，虽然技术上无大差别， 而其平均工资日本人是3 元27 钱，中国人是82 钱，是（前者）四分之一的比例。”在工资差别最大的1930 年，日本佣员的工资是3 日元，中国佣员的工资是0.55 日元，前者是后者的5.45 倍；临时工的情况更为严重，达到8.1 倍。

由于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统治，加上当牛做马的劳作、待遇低下、居住条件恶劣，中国工人普遍患有职业病。日本厂主和日本工人住在厂区东部的砖瓦房，而中国工人住在厂区西部被称为“西官房”的简易住房，或住在附近用破木板和茅草搭成的窝棚。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使瘟疫猖獗，日本殖民当局以预防传染为借口，将所谓的病人拉出去杀害。当时在工人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你要打个盹，上山火烧埋。

大机车老职工于连杰曾经写过回忆文章《那座钟和我们的工厂》：

那座钟是座大钟，挂在工厂正门里，足足有一米多高，上边走时， 下边打卡，是日本人专门为监控中国工人特制的钟。解放后很多年里， 那座钟一直没有挪动过，机车厂青年经常被带到大挂钟前，听老师傅讲述那挂钟的故事。久而久之，那钟便成了永远的诉说，那钟的故事便成了历史的回声，诉说着那场战争，诉说着那段世界史，诉说着那段工厂史……

疾风骤雨的革命斗争史

“虎牢天险今谁主，马角生时我却来。醉扶危舷望灯火，商风狼藉暮潮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东北物价疯狂上涨，特别是银价昂贵，金银比价变化很大。沙河口工场工人的工资是以日元支付的，而市面交易用的是小洋，工人领取工资后必须兑换成小洋，由于换到的小洋减少，工人的生活更加困难。1916 年12 月4 日，沙河口工场铸造工人杨振和率先举起反抗的大旗，他组织400 多名中国工人举行了3 天抗日罢工，要求工厂给工资低的工人增加工资。

自那以后，工人为了求生存多次罢工，工运浪潮风起云涌。1918 年1 月25 日， 沙河口工场的1000 多名中国工人和800 多名日本工人联合罢工，向厂方提出增加工资、发给加班津贴和夜班补助、每月公休2 天、危险作业岗位增加津贴费等条件。当时日本厂方对罢工工人实行分化瓦解、部分安抚的办法，迫使工人复工。罢工进行了9 天，但是因为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工人们只取得了微薄的成果。

虽然此次罢工没有取得胜利，但是中国工人从中得到了锻炼，斗争意识被唤醒。同年9 月，中国工人以物价上涨、生活困难为由，向厂方提出了增加工资、与日本工人同工同酬的请愿书，遭到拒绝。从10 月7 日开始，在杨振和、刘玉柱、王茂林、曹德俊4 名有威望的老工人带领下，全厂中国工人举行了罢工， 工厂在罢工的打击下停产一周。最后，厂方答应了给中国工人增加工资，罢工胜利结束。但中国工人也付出了代价，罢工领导人杨振和、王茂林遭到了逮捕， 受尽了折磨，被驱逐出关东州，刘玉柱和曹德俊被工厂解雇。

日本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加剧，也激起了日本工人的反抗，日本工人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与日本殖民当局和资方有着不可调解的矛盾，他们与中国工人联合开展的斗争，成为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年，大连日本职工最大的团体是沙河口工场的“友爱会”，1919 年5 月，友爱会在册人数为1200 余名。1919 年11 月，沙河口工场又成立了“大陆工友联合会”，是当时大连地区较有影响的日本工会组织。其间，沙河口工场还成立了其他一些工人组织。这些团体和组织在工人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日本工人和中国工人一道，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断地进行反对资本家的罢工斗争。

随着经济危机的影响日益加剧，大连市百业萧条，中小工商业者纷纷破产， 厂商都被迫降薪裁员，大批工人面临失业。1920 年4 月，沙河口工场预谋裁员。终于，在一个阴云密布的早晨，日本资本家正式宣布了裁减中国工人的决定。这个不幸的消息好比晴天霹雳打在了中国工人和他们的家属身上。消息刚刚宣布不久，沙河口工场的门前就拥来了众多工人家属，其中有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也有年轻的媳妇，还有大大小小的孩子们。他们聚集在工厂门前，每个人都焦急地等待着，期望能听到家人“没有被裁”的好消息。然而，中国工人大多得到的都是“辞职令”，这一份份辞职令像烧红的铁块似的烤得人们心里发烧。辞职令对于这些在殖民统治下的工人无疑是无情的打击，中国工人们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失业即等于把他们及其妻子儿女推向饥饿和死亡的深渊。虽然以傅景阳等为首的工人代表多次与厂方谈判协商，但是厂方执意裁员。

5 月1 日早晨，工人开始罢工。当天下午工人召开联合抗议失业大会并通过决议，要求停止裁减工人。会后，全厂5000 余名中日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傅景阳等18 名工人代表向满铁再次提出要求，要求停止裁员、增加工资，但是日本殖民当局并没有给予答复和解决。工厂中日工人的斗争， 使满铁和“关东厅”殖民统治者如临大敌。6 月7 日，他们从大连、旅顺抽调了200 多名警察和70 多名宪兵把守工厂的各个重要部门，第二天，强行裁减了1330 名中国工人和540 名日本工人，还有65 名职员。但慑于中日工人的团结， 工厂方面也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发给被解雇工人解雇金，被解雇的工人延期半个月搬离宿舍。6 月10 日，历时40 天的大罢工以工人的胜利宣告结束。

先驱者永垂不朽，他们是时代的荣耀与骄傲，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正激荡着那些新鲜的血液……

沙河口工场是在强盗帝国的霸权下诞生的，可以说，工厂甫一诞生，就被烙上了殖民地的胎记，成为外国侵略者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工具，中国工人用血汗铸就的产品在中国的土地上竟然成了屠杀中国同胞的武器。耻辱，劳累、贫寒、饥饿，中国工人的脖子上缠着太多的绳索。

中国工人的骨头是坚硬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同时也唤起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各种抗争和罢工活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而引起日本侵略者震动的沙河口工场中日工人联合大罢工，其规模和气势是空前的，在大连工人斗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它为殖民地时期工人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经验，培养了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骨干与领袖人物， 为大连地区中国工人进步团体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革命力量逐渐凝聚，革命浪潮暗流涌动。

1920 年7 月，沙河口工场的工人傅景阳、于景龙、王立功、辛培源等先后加入了进步团体大连中华青年会，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接受民主主义启蒙教育。1923 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的消息传到大连，傅景阳、于景龙等三十几名青年工人时常聚在一起，酝酿成立像关内工会那样的中国工人自己的团体。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大连，中国工人公开打出工会的旗帜， 日本殖民当局是不会答应的，而成立地下组织又不利于团结更多的工人，也不利于开展工作。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进步青年们苦思冥想，期望探求出一条革命之路。

据记载，1919 年至1923 年，南满铁路工人罢工132 起，其中，大连市内发生40 余起，占南满各市镇之首位，大连、旅顺工人罢工次数占南满各地罢工总数的1/3，大连成为“南满劳资纠纷的中心地”。

大连中华工学会——光耀中华的名字

站在大连黄河路人流湍急的闹市中默默矗立的小红砖楼前，仿佛能听到工人们正在唱着大连中华工学会的会歌：“我们工人创造世界人类食住衣，不做工的资产阶级反把我们欺。起来起来齐心协力巩固我团体，努力奋斗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

曾几何时，大连中华工学会的火炬燃红了十里厂区，工人运动在大连风起云涌，劳动者的呐喊在辽南大地上回荡。

那铿锵有力的歌声犹在耳畔……

黄金町107 号，这个殖民地色彩浓郁的地名，或许不被太多的大连人所熟悉， 但是说到大连沙河口区黄河路658 号的那栋二层小红砖楼，了解大连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这里是大连市第一个工人运动组织——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的旧址。小红楼位于闹市区的主要道路上，虽然经过百年的城市变迁，尽管近些年来房地产产业异常红火，许多知名的开发企业都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但让我们这个城市感到骄傲和欣慰的是，我们的城市管理者高瞻远瞩，在这个黄金地段保留下了这栋意义非同寻常的小楼。

知识，在思想萌芽初发时，总会让心灵的力量渐增，那斗争的激情，总是被压迫和屈辱催生着……当时在大连，识字的中国工人不多，这些有文化的工人受进步思想的影响，逐渐成长为工人的领袖。20 世纪20 年代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断扩大，广大穷苦工人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对新生活的向往， 逐渐觉醒，开始自发地走上反日斗争的道路。

1923 年12 月2 日，大连第一个公开的工人团体——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召开了成立大会，竖立起“劳工神圣”的牌匾，以傅景阳为代表的沙河口工场有志青年和其他爱国人士在一幢小楼里庄严宣布，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出现的中国工人自发成立的工会组织，从此， 工会和工人运动如同星星之火，迅速燃遍大连、辽宁乃至东北地区。

当天出席会议的代表有百余人，加上一些列席代表和来宾，共有138 人。工学会的办公地址就在当时的黄金町107 号，当时每月租金18 元。工学会机关办公楼前悬挂着“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和“工人业余学校”两块大牌子。成立大会上，大家通过了章程和会旗。傅景阳专门讲解了工学会章程，工学会章程共有21 条，开宗明义宣称：“在当今之世界，作为一个战士，如果不巩固团体，不断地随着时势的发展而站在竞争的战场中，就不可能得到安定生存。盖世上不论何事都无不依赖于人们的智慧，始得有所成就。我们学习的目的，

即在于启发智能，我们青年是先锋，最富有上进心。”“本会以加强友谊、相互接济、协同一致、增进学识为目的。”

据唐宏经后来回忆，1924 年年初，李震瀛来大连指导工作，他先后多次给工人们讲演，在工人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强调，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实现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李震瀛在大连期间，经常与工学会干部研究工作。他提出，你们这个“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的名称很狭隘，不利于广泛发动工人群众，若是改为“大连中华工学会”，范围会更广，力量也会更强大。大家听了他的话都非常震动，“华人”是外国侵略者对我们的称呼，改为“中华”多有力量，多能显示我们民族的气魄。

1924 年夏，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中共中央委员、年轻的邓中夏来到大连，他住在工学会，指导工学会的工作。他号召广大工人要团结起来， 强调只有把工学会办得坚强有力，才能使工人团结起来解救自己。他指出，工学会应当把大连到宽城子的南满铁路全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开展工会活动， 使工学会的力量更加强大。邓中夏的话让工学会的人开阔了视野，明确了工人的斗争不能只局限于一个工厂、一个地区。

凡•高说，一间暮色中的书店，宛若黑夜中发出的光芒。

每到夜幕降临， 黄金町107 号工学会的小楼里都聚满了人，许多会员到这里阅读报纸、书籍， 听课，交流。工学会的夜校，分高级班和初级班。初级班由不识字和识字不多的工友参加，学习《千字文》等国文、算术和白话尺牍课程，有时还组织体育活动。高级班由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友和“官徒”参加，开设国文、算术、尺牍、日本语课程，学习《论说文范》《秋水轩尺牍》等书籍。两个班虽没有明设政治课，但秘密地以文化课为掩护，随时向工人宣讲时事和革命道理，对工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工学会夜校引起了殖民当局的注意，他们经常派便衣到工学会夜校监视， 沙河口警察署还经常派警察到工学会课堂“旁听”。夜校就派人放哨，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巧妙地周旋，用革命道理提高斗争信心。

大连中华工学会夜校对大连工人的觉醒和斗争觉悟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向往光明的工人兄弟仿佛看到了漫漫暗夜里的那盏指路明灯。参加工学会的人数越来越多，至1925 年年底，全市工学会会员已经达到3000 余人。

大连中华工学会是大连最早出现的中国工人自己创建的现代工会组织，它的成立揭开了大连工运史上崭新的一页。它有完备的章程、健全的组织、灵活的策略。它的出现，对带动大连乃至东北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对提高大连乃至东北人民反对侵略者的斗争意识，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大连中华工学会的成立和活动的开展，点燃了大连乃至整个辽南地区工人运动的火炬，标志着大连工人运动已经形成了有领导、有组织的斗争联合体， 标志着大连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大连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形成，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党组织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骨干，对大连地方党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大连地区、东北地区乃至中国铁路工业的工运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如今，黄金町107 号小楼已经维修一新，远远看去，格外庄严。近百年来的风云变幻、风雨飘摇并没有减少它的魅力，它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迷人，充满了独特的韵味。小楼前的石碑上刻有“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字样。这栋小楼承载过大连劳苦工人追求自由与幸福最早的期望，写下过大连工人运动最光辉的革命斗争历史，见证过青年革命家的光荣与梦想，更激发过几代中国人实现中国梦的万丈豪情。

大机车走出大连共产党员第一人

1925 年２月，32 岁的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通过创办农民夜校，建立农村基层组织，发动农民进行反封建、反剥削的革命斗争。而此时，远在中国北方大连的一个年轻人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大连共产党员第一人。他庄严地宣誓，要将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

在大连瓦房店市以东30 多公里、西临渤海20 多公里的复州城镇，从西汉时期建立县治至解放初期，这里一直是州、县治所在地，也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建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的横山书院，曾经是清末的最高学府，也是辽南唯一现存的古书院。从建院至1905 年前后60 年间，复州考生高科连捷，甲于辽南，造就了一大批贤达人士。

1900 年6 月，傅景阳出生在这个著名的文化古镇，父母给他取名傅成春。小时候的傅景阳非常聪明，7 岁时就读于复县县立第一小学，4 年后，考入当时有名的复县县立高等小学，15 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大连满铁沙河口工场技工见习养成所，成为该所第七期见习生。1919 年12 月毕业后被分配到沙河口工场台车职场当钳工。

从少年时代起，傅景阳就酷爱读书，到了沙河口工场技工养成所后，他开始接触一些进步报刊，他从报上看到有关五四爱国运动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等的文章，逐渐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懂得了一些争取工人解放

和救国的道理。他加入了老同盟会会员、大连地区中文报纸《泰东日报》编辑长傅立鱼发起的大连中华青年会，得到了启蒙教育，开始觉醒。他相继和当时在泰东日报社做工的关向应、赵悟尘等同志接触，后经关向应介绍认识了《泰东日报》编辑、北京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的刘恂躬，开始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并在工人中宣传马列主义，继而领导大连地区的革命运动。1922 年年初，他结识了我党早期领导人罗章龙。1923 年12 月2 日，以他为首的30 余人发起创立了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使大连地区的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1924 年6 月，傅景阳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到东北进行革命活动的干部李震瀛和陈为人两位同志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选为共青团大连特支工运委员，不久结识了邓中夏。

1925 年2 月，他代表大连中华工学会出席在郑州召开的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做了《关于大连工运情况》的报告，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后，为贯彻会议精神，他首先在沙河口工场发起组织大连地区第一个国际性组织——中日工人恳亲会。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积极组织大连工人和各界爱国人士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爱国运动，发起成立了“沪案后援会”， 被选为执行委员，领导大连工人阶级和社会各界市民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开追悼会、募捐等。

1925 年，经李震瀛介绍，傅景阳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大连地区也是辽宁省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同年7 月，他担任了中共大连特支工运委员，兼任沙河口工场党支部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成为大连地区地下党组织创始人之一。

1926 年，傅景阳赴天津出席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福纺纱厂工人大罢工开始后，他不顾敌人的威胁和镇压，6 月24 日， 在福纺纱厂门外召开了群众近3000 人的声援福纺罢工大会，并做了慷慨激昂的讲话。第二天，他被捕入狱。在法庭上，他同敌人进行了不屈的斗争，表现了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在监狱中，虽然被敌人施以酷刑，但他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更没有向敌人屈服，他积极同党组织联系，念念不忘正在开展的工人运动，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927 年春，经党组织的积极营救，日本殖民当局被迫宣布他无罪，并释放出狱。出狱后，他被大连日本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回到原籍。傅景阳曾先后从沈阳到各地寻找党组织未果，成为终生遗憾，后病死于沈阳，年仅42 岁。

世纪老人的荣耀

他以超群的智慧、超人的勇气、超凡的组织能力，为中共“六大” 在莫斯科的胜利召开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1993 年11 月23 日上午，大连下起了冬天里的第一场雪，那天的天气非常寒冷，雪花在狂风中漫天飞舞，但大机车厂史陈列室里却洋溢着一派热烈的气氛，大家正围坐在一位红光满面的老人身边，聚精会神地听他在讲着什么。他就是时年92 岁高龄的唐宏经老人，他正在回忆60 多年前，他带领当时的满洲省委代表团，远赴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 的不平凡的往事。

唐宏经，曾用名唐韵超，1901 年3 月出生在金县董家沟，16 岁那年进入满铁沙河口工场，先后在铰镔职场（现车体车间）和制罐职场（现焊接车间）当学徒和铆工，曾参与发起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1926 年年初，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大连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工学会党支部书记、中共大连地委工运部长等职。后任中共满洲省临委执行委员、常委、工运部部长，满洲省委常委、工运部部长，哈尔滨市委职运委员等职。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 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统一思想，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前途等重大问题。处于革命低潮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险恶的环境，汪精卫对共产党人采取的“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血腥政策，使党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就在这时，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8 年春夏将在莫斯科举行，考虑到届时中共也将派代表团出席这几次会议，遂将中共“六大”会址定在了莫斯科。

1928 年1 月20 日，满铁沙河口工场重新建立党支部，开展了张贴反日标语、散发反日传单等一系列地下活动。

1928 年4 月，满洲省临委接到中共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的通知， 通知要求满洲省临委在全省选举5 名代表参加“六大”。当时中共中央考虑到中共党组织领导机构中知识分子较多，需要增加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干部，按通知精神，要求满洲省临委多选举工人和农民代表。基于大连沙河口铁道工场早期党组织在东北地区产生的影响力，加上中央提出要多派工农代表的指示，满洲省临委研究决定，以满铁沙河口铁道工场工人党员唐宏经、朱秀春、于治勋、王传碧为代表，组成代表团参加大会。代表之一的朱秀春是在到达莫斯科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正是唐宏经。

1928 年6 月18 日至7 月11 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召开，这是我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中国领土之外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100 多位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前往莫斯科参加会议。在参加“六大”的142 名代表（其中工人代表44 人）名单中，有许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闪光的名字，他们是周恩来、刘少奇、罗章龙、李立三、邓中夏、邓颖超、瞿秋白、关向应，等等。

这次大会完全是秘密的，出席大会的代表由国内秘密地分批到达莫斯科， 其中周恩来、邓颖超等主要领导都是经大连往莫斯科去的，而承担重要护送任务的正是唐宏经。

“六大”召开之前，唐宏经接受当时中央一位常委的秘密指示，担任秘密护送到莫斯科参加会议的代表的负责人。组织上担心南方代表的语言问题，担心他们暴露身份，让唐宏经组织人员护送南方代表到莫斯科开会。唐宏经按照上级指示，机智有谋，周密安排，分两次从满洲里护送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和李立三等党的重要领导人，以及山东和云南等地的党代表成功过境满洲里，到达莫斯科，得到了当时我党设在哈尔滨工作站党组织的肯定。组织要求唐宏经继续护送罗章龙和夏曦等第三批代表，并随他们一起去莫斯科开会，唐宏经用他的机智和大胆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跟随最后一批代表，顺利地抵达莫斯科， 保障了会议的顺利召开。

中共“六大”期间，唐宏经任满洲省临委代表团书记，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可以说“六大”的胜利召开，唐宏经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 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大连地区解放后，他组织大连工人成立了职工总会，担任大连总工会主席、市参议会议长，并重新负责党的领导工作，任大连市委常委， 负责总工会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东北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兼东北总工会常委等职务。

2005 年2 月16 日，唐宏经在大连逝世，享年104 岁，走过了世纪沧桑， 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