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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银:成就与困厄——对当下报告文学的谏言

2016年11月14日07:42 来源:文艺报 李炳银

“作家在复杂纷乱的现实面前,缺少深刻整体的观察分析与把控能力,有茫然、无所适从的困惑。不能够在社会生活茫荡的时候,拥有切问近思的自觉,表现不出转释成智的能力,创作就会陷入一种近乎事务性的单纯呈现中。

我们虽然不能要求报告文学只是对那些焦点的政治、急迫的民生话题表达,可是,政治和民生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社会话题最为敏感与关注度极高的对象,也时常是报告文学展现自己个性力量的地方。当下报告文学创作在这方面的乏力是一种遗憾。

报告文学是对真实事实的描绘表达,但对真实事实的选择取舍却需要花费心思。报告文学创作从开始选择题材,就需要作家融入其中,艺术方式的开始同步于选材甚至更早。

比起报告文学创作的收获来说,报告文学的批评表现薄弱,未能及时系统地给不少包含了丰富内容的作品以理论解读与阐释,报告文学的理论建设和深入发展不够。”

世界上的事情,一切都处在发展的过程中。这期间的起起伏伏,曲折改变和发展道路,或许就是历史的痕迹。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在经历了上世纪30年代的萌生和八九十年代的强势崛起之后,开始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缓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报告文学既不像开初那种新锐品种的勃发情形,也缺少了此后在国家处于战争岁月与思想政治变革中的强劲呐喊与声援作用,逐渐地转入了更加接近作家自我社会驱动选择和文学表达的范式当中了。因此,报告文学创作虽然还保持着不断推进的步伐,但其社会影响和声威在减缓;报告文学活动耕耘的天地在扩大,但在单位面积产量上却较少有明显特别的轰动突破;报告文学在社会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有探索追求的努力,可似乎较少强悍的表达与影响;报告文学在文学表达的方式上有所用心,可似乎在艺术手段掌握和表现过程中仍然需要认真用心地寻找。

铁肩担道义

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公共意识和努力影响社会向和平文明进步发展的自觉要求非常明确,强烈分明的社会性是报告文学立足和发挥自己独特个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文化因素,也是报告文学实现自身特性价值的很好舞台。

小说、诗歌等文学体裁创作更多建立在作家个人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感受之上,与之相比,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是从一开始就要求作家面对社会公众的一种介入性言说创作。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公共意识和努力影响社会向和平文明进步发展的自觉要求非常明确,强烈分明的社会性是报告文学立足和发挥自己独特个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文化因素,也是报告文学实现自身特性价值的很好舞台。在上个世纪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报告文学这样的特性在瞿秋白、范长江、夏衍、萧乾、徐迟、黄宗英、理由、赵瑜等作家的作品中已经有许多明显的表现,在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中都留下了清楚的痕迹。报告文学需要继承这样不游离于社会现实,不逃避现实社会矛盾而退缩到自我,努力在促进社会进步和国家建设发展中发挥的传统。

这种在较大的范围内,从国家民族的整体立场角度观察、感受社会生活存在现象的自觉,虽然滥觞于报告文学萌生之时,在此前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创作过程中成果辉煌;但即使在“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比较兴盛的时期,今天看来,一些作家的创作中,虽然用心用情急迫,参与现实生活深入,但不时还存在偏颇与情绪化的现象。不少简单地呐喊呼吁与主观的评判,致使某些放眼国家全局和普遍民生的作品处于激情洋溢而缺少冷静理性的思考总结状态,存在明显的主观局限性。世纪之交前后,因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与调整,报告文学创作也开始冷静理性和再兴起来。赵瑜在《强国梦》中最早思考忧患中国的体育运动方向和体制弊端之后,又在《马家军调查》中,通过对辽宁女子中长跑运动队起伏曲折以至衰败的道路探析报告,再次深化了自己对中国体育体制针砭求变的主题。王宏甲在《中国教育风暴》和《教育的良心》中先后对中国教育从传统体制到实际教学现场的追问思索,引发了教育寻找变革的潮涌;梅洁在《西部的倾诉》中对西部女童教育面临的危机;金辉在《恸问苍冥》中对国人在抗日战争的苦难年代不少麻木软弱习性的反省考量;陈桂棣在《淮河的警告》中对淮河遭受严重污染向国人发出的警告呐喊等,都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面对与拷问社会中存在现象的表现。为国承担,为民呼吁,一直是报告文学的责任立场所在。

比较自觉和坚定地推进立场,力求真实生动地表达国家民族经历和重大事变的还有何建明的创作。面对国家各种矿藏资源被无序乱挖乱采,遭受巨大破坏的情景,他焦急地写下《共和国告急》;此后为贫困大学生呼吁解困的《落泪是金》;报告三峡建设移民情形的《国家行动》;历史地追踪余秋里在国家石油开发进程中突出贡献的《部长与国家》;动情地叙述2012年利比亚战争危机中,中国政府全力救护撤离中国侨民壮烈情景的《国家》;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真实揭露当年日本侵略者在南京暴行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等,都充分体现了何建明关注国家民族利益的浓厚情怀。这种关注民生冷暖和国家事务的自觉,恰是报告文学社会性的需要与特长。

这样出于国家民族立场利益的报告文学叙述还有很多。李鸣生的“航天系列”报告,王旭烽真实报告革命女性不屈不挠甚至舍生追求信仰的《主义之花》,徐剑感受思考青藏铁路建设的《东方哈达》,邢军纪记述对现代科学具有奠基性作用的科学家叶企孙的《最后的大师》,杨晓升考量“只生一个孩子”政策无奈与局限的《只生一个孩子》,陈启文对国家粮食生产销售储存等问题进行考察的《共和国粮食报告》,李春雷追踪任仲夷的脚步书写改革开放的《木棉花开》,铁流、徐锦庚追踪《共产党宣言》最初在山东乡村流传情景的《国家记忆》,李延国、李庆华回顾冀鲁豫根据地战争历史的《根据地》,丰收书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伟大贡献的《西长城》,张雅文从反省评判的角度展示不同二战历史观的《与魔鬼博弈》,黄传会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我的课桌在哪里》,胡平反省中国社会历史负载的《千年沉重》,秦岭关注并积极改变地方群众用水困难的《在水一方》,李青松对外来植物正在产生巨大危害情形而发出警告的《薇甘菊》等,都有很浓重的国家关注特点和对价值弘扬的努力,国家的形象性格和精神情感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是精彩的中国故事的真实文学书写。

还有党益民的《守望天山》、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刘先琴的《玉米人》、李春雷的《我的中国梦》等,在对一个个真实的人物信仰追求及思想感情的表现中,具体地表达了国家意志和精神品格,以小见大,用报告文学的方式书写描绘着国家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和性格,因此同样是一种大感情的表达。

报告文学创作这种“俯首甘为孺子牛”,“虽九死其犹未悔”、“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创作态度和行为,在不少文艺作品表现出过分自我与轻浮之时,显得分外的庄重和真诚、纯粹和清醒,表现了突出的国家民族和社会使命担当精神。

无情不似多情苦

报告文学如果只是匍匐在现实生活的平面上,让自己成为一种简单与社会生活发展平行的伴随,就很容易陷入平庸轻微。在如今这个空前复杂、振荡的社会现实中,正确思想精神的建设是一个沉重的任务,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报告文学是生长于时代社会生活土壤上的文学体裁,它的特性天生地与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及时地感应与回应时代的呼唤,参与社会的矛盾转变与正确的建设发展趋向,理应是报告文学的职责。这样的行为,实际上也是报告文学占据社会生活现实舞台,实现自己能力作用的最好机会。因此,报告文学面对纷纭的现实生活,需要一种自觉担当、迎接挑战的选择精神,愈是在艰难的时候,愈要努力提高自己认识理解、把握表现现实社会矛盾以及各种复杂事件、人物的能力,使自己成为一种敏锐发现,独立思考,敢担当、能担当的社会角色。真正优秀的报告文学,应当像当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扬眉剑出鞘》、黄宗英的《小木屋》、赵瑜的《强国梦》《马家军调查》等一样,成为一种社会的声音源、风向标,正确影响、引导人们的社会认识感受和评判取向。但是,令人感到惋惜的是,近些年来,报告文学虽然在描绘现实生活方面涌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像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任林举的《粮道》、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陈启文的《命脉》《大河上下》等,可是,这样的作品数量嫌少,大量的作品题材内容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心话题和焦点对象距离较远,即使一些不错的叙述也时常被读者所忽略。

报告文学作家疏离社会现实,原因十分复杂。其中自然免不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限制,如直接的采访耗费时间精力代价巨大、有关方面的回避阻挠等。但最为主要的是,作家在复杂纷乱的现实面前,缺少深刻整体的观察分析与把控能力,有茫然、无所适从的困惑。不能够在社会生活茫荡的时候,拥有切问近思的自觉,表现不出转释成智的能力,创作就会陷入一种近乎事务性的单纯呈现中。当然,这样的现象不仅是报告文学作家的问题,但报告文学作家既要有面难的勇气,更要有努力化解困难的力量和艺术水平。人常说:响鼓还要重锤击。即使在报告文学不断出现好作品的情形下,也还是很需要拥有重锤敲击的响声,有锥尖锋利的刺痛作品面世,这样才会引起强烈的关注效果。报告文学如果只是匍匐在现实生活的平面上,只是让自己成为一种简单与社会生活发展平行的伴随,那就很容易使自己陷入平庸轻微的场景中。在如今这个空前复杂、振荡、缺乏核心凝聚的社会现实中,正确思想精神的建设是一个沉重的任务,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可以立足现实,表达思想精神见识与核心铸造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是可以大有作为和能够出现大作品的时候。

社会的现实生活是一个庞大繁复的对象,我们虽然不能够要求报告文学只是面对那些焦点的政治、急迫的民生话题表达,可是,政治和民生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社会话题最为敏感与关注度极高的对象,也时常是报告文学展现自己个性力量的地方。当下报告文学创作在这方面的乏力是一种遗憾。如今的报告文学创作,几乎将自己的选择对象铺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政治、经济、军事、民生、文化、科学、历史等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介入表达。这本应是一个很好的态势,可是这样的表达在某些时候,被作家不经意间变成了对现实生活重大焦点矛盾话题逃逸的借口。有些作家陶醉于自己的行业、地域文化历史或科学描绘的时候,忽略了报告文学参与社会生活矛盾的特性,使自己的言说接近成为了文化历史的单纯陈列与堆砌,缺少鲜活的时代生活生气。即使某些再现强烈政治因素内容的题材作品,也会因为机械简单地重复相同主题、类同人物而给人有浮泛之感。所以,报告文学只是题材天地领域的扩大,而不在精准深刻的地方开拓,同样不易于提升自己的地位影响。

满腔热血酬知己

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现实生活是报告文学的舞台,思想性是报告文学的灵魂,文学艺术表达性是报告文学的翅膀。报告文学是这些构成因素的综合体,相互很难分开脱离。

报告文学的文学艺术性表现不足,这也是报告文学如今被一些人诟病甚至排斥的一个原因。对于这个现象,需要给予深入而个性的探讨与描述。一般读者总是希望报告文学能够击打在社会生活话题的焦点上,在人们最敏感的心弦上拨动,呼应人们的殷切要求和期待。这样的希望是正当、自然、合理的。可是,许多人似乎不大关注报告文学的社会性价值,而更多是从所谓纯粹的文学艺术性来看待和评价报告文学作家作品,存在一种强硬苛求的倾向。这种不尽深入认识和理解把握报告文学的特性品格,而任性地用凝固的传统文学艺术观念圈套报告文学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迷惑与摧毁性,给中国报告文学的现实发展制造了很多本不该有的障碍与麻烦。

对于报告文学的文学艺术性,需要有个性的阐述。报告文学是在真实事实原则基础上的文学性表达,既区别于新闻的客观真实,也不同于可以虚构的小说、戏剧影视等。只有在这样的原则基础上,才能寻找报告文学的文学艺术性途径。文学艺术性,不能纯粹地看成只是情节故事、结构叙述、细节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程度、真实的对象、思想内容的独特深刻、精神情感的趋向等,都应该是文学艺术性的必要组成部分。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从来都不是没有内容的锦绣皮囊,也不是花拳绣腿的花架子。因此,将形式表现凌驾于所有的文体表达之上,无疑是蛮横和粗暴的。

但是,不管报告文学生长的现实环境如何,报告文学自身的艺术表达却是需要认真面对和努力提升的。多年来,报告文学作家在报告对象的选择方面相对用心,总是期望走近某些个性独特的重大矛盾事件和人物跟前。可是,在这样选择的过程中,有不少人多从自身的观察感受出发,简单地用是否感动人、是否具有社会宣传价值等来判断。这样的取舍原则固然没有什么不对,但若是脱离了社会生活的现实背景,不注意题材内容的精神与情感时代特性价值,就容易使自己跌入平庸和惯常的思维表达范式当中。报告文学是对真实事实的描绘表达,但对真实事实的选择取舍却需要花费心思。只有那些呼应着社会期待和作家自己沉思与激动的事实对象,才可能具有选择的价值。像当年徐迟选择陈景润、朱晓军选择天使大夫陈晓兰等,就是作家在与报告的题材对象之间有了一种很强的彼此呼应,题材本身包含了很丰富的社会性,作家又可以借其激情尽兴地言说自己的社会思考和主张。报告文学创作从开始选择题材,就需要作家将思想文学的典型化逻辑手段融入其中,艺术方式的开始同步于选材甚至更早。

有很多的创作现象说明,报告文学作家是被真实的事实捆绑着手脚在行动,所以行动呆板、缺少生气与变化,显示不出作家的才能表现。报告文学是一种具有规定性的创作,不能虚构,只能在题材人物真实活动的范围内展开,甚至有时只是在社会环境允许的语言范围内表达,这些都对作家构成困难和压力。但是,真正的大家永远不会受拘束和局限,而是努力调动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我们报告文学作家,在文学艺术创作的自觉和用心方面畏怯和懒惰,在努力进行文体探索方面投入心血不足,确实创作中存在简单、粗鄙、模式、随意的表现,较少显示出艺术的魅力。其实,报告文学创作在主题的提炼深化、在细节的采集运用、在组织结构情节、语言表述风格等方面,都存在不小的腾挪空间和艺术表达的可能性。我曾经认为并反复表述: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现实生活是报告文学的舞台、思想性是报告文学的灵魂、文学艺术表达性是报告文学的翅膀。报告文学是这些构成因素的综合体,相互很难分开脱离。在呼吁报告文学文学艺术性改变和提升的时候,就是期望报告文学能够调动文学艺术性的机能,使自己振翅高飞,在现实社会的天空舞蹈出属于自己的个性风格与独特的形象作用。

一种相思 两处闲愁

在当下,一些人将文学与人的精神情感和真实的生活撕裂,变成了纯粹的玩闹,以博取笑声与掌声。这是文学的陷落和悲哀,也是中国优秀文学传统的断裂和危机。

当下报告文学所展现的状况,其实是一个十分丰富的对象,足以经得起系统宏大理论的研究面对。这无论是在传统接续还是现实总结认知方面,都需要理论批评的走近与研究。

其实,中国文学有很强的写实传统。从先秦散文开始,以至唐宋元明的许多大家文章,许多被认为散文的作家作品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即使明清之际小说兴起,这样的文脉也依然未断。《三国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甚至《红楼梦》,不都有很强的纪实的影子吗?当代小说《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红岩》《创业史》等,其纪实性特点也是分明的。可以说,写实是中国文学的根系之所在。可是,在西方的文学观念渐渐传入中国之后,似乎写实就成为了落后传统的对象,而把虚构提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前些年,有人甚至将西方的先锋、现代、魔幻等手段推崇抬高,甚至唯其独尊。近些年,又有人在建设所谓“小说伦理”的旗帜下,经营诸如悬疑、穿越、盗墓等概念,将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隔离,将文学与人的精神情感和真实的生活撕裂,变成了纯粹的玩闹,以博取笑声与掌声。这是文学的陷落和悲哀,也是中国优秀文学传统的断裂和危机。

报告文学是建立在写实性上的文学表达,报告文学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有丰厚的土壤。这种写实理论观念长远而坚实,但是需要很好地阐发、总结、更新与推广。可惜这方面的研究探讨活动稀少,深入程度欠缺。比起报告文学创作的收获来说,报告文学的批评表现薄弱,未能及时系统地给不少包含了丰富内容的作品以理论解读与阐释,报告文学的理论建设和深入发展不够。点评欣赏不少,及时推荐很多,可在理论观察、归纳上展开讨论和总结批评的比较稀少。总的来说,理论还缺乏对丰富的创作成果以很好的统御和注解,引领不力。特别是报告文学面临诸如“非虚构”、“纪实文学”、“报告小说”等看似新锐概念的烦扰情景下,更是需要自己的坚定守望和清晰态度,而这正是需要很好辨析用力的地方,甚至比创作本身的发展更为重要。

现实的报告文学处在一个蓄势待发,希望无限的良好阶段。人们万万不要因为现实报告文学创作的不尽理想,而对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强烈个性力量和发展空间产生怀疑、动摇。以写实为核心的报告文学在纷乱的当下,在人们渴望真实、真相的社会环境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功能价值,会给伟大的作品和伟大的作家提供成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