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人人都在什么力量的支配下

——读莫言《生死疲劳》札记

一

《生死疲劳》写中国农村半个世纪的翻天覆地，折腾不已，非大才如莫言者不办。以文学写历史，文学如果孱弱、驯服、低眉顺目，就只能是服侍历史。这样的服侍我们见多了。我们也见过了一些对历史使性子的，往往不过是在服侍时候的使性子，小性子而已。我们何必读这样的文学，而不直接去读历史？可叹我们也未必有多少写出来的这五十年生死疲劳的历史书可以一读。那文学就更不必对那些概念化的、官样化的、空洞的没有血肉的历史叙述摧眉折腰。莫言放笔直干，让西门闹堕入六道轮回，投胎转世变驴、变牛、变猪、变狗、变猴，又变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介入和见证人间的纷纷扰扰、争争斗斗。叙述滔滔不绝，以充沛的能量，极夸张想象之能事，酣畅恣肆，穷形尽相。

二

莫言的“极写”，夸张和想象，却不离历史和生活的真实。小说的起点是西门闹土改时被杀，然后才有人畜轮回。现在的年轻人是闹不清土改是怎么回事了，历史就没给我们讲清楚。所以会有一个学生问：土改不就是土地改革吗？还杀人哪？这个问题，让我记起以前读过的两个人当时的记录。

一个是张中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他五六十年代写的《无梦楼随笔》，思想文化界才突然发现了这么一个“文革”初期已经死去的年轻思想者。一九五一年，他贫病在绍兴乡下，给胡风写信，说到当地土改的情况。三月十五日信：“这里在土改，地主跪着，流氓背枪，当民兵，威武非凡。跪着的地主大概都是作为娱乐而跪着的。尤其是地主的女儿，非叫她跪不可。”〔注：张中晓：《书信》，《无梦楼全集》，第65页，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四月十四日信：“这里土改完成了。”“评议、分配等等，大致说来是公平的。”“也枪毙了一批人，其中有××（他是东关人）的侄子。他的妻子，是一个矮小的、萎缩的四川人，这里叫她‘拗声婆’的，孤零的在哭。这个看来是很简单、笨拙的外地人，这里的人们是将她‘另眼看待’的。现在，她带着一个刚出世的孩子，顺从地、困苦地过着日子。这是一个可怜的人，平时听说她丈夫打她，不给她钱。但当她丈夫关在牢里的时候，她天天去送饭。”〔注：张中晓：《书信》，《无梦楼全集》，第72－73页，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 五月二十五日信：“现在枪毙人也太多，刚刚在枪毙人，其中一个只因为家中有一只破收音机。”“我知道，整个中国起了彻底的搅动；而，那些封建潜力正在疯狂的杀人。范围底广大固然史无前例，而发生的事件也是史无前例的。”〔注：张中晓：《书信》，《无梦楼全集》，第78－79页，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

另一个是沈从文，他随同北京的工作团到四川土改，被分配到内江县第四区烈士乡，一九五二年一月的一封家信里写道：“今天是四号，我们到一个山上糖房去，开一个五千人大会，就在那个大恶霸家糖房坪子里，把他解决了。……来开会的群众同时都还押了大群地主（约四百），用粗细绳子捆绑，有的只缚颈子牵着走，有的全绑。押地主的武装农民，男女具备，多带刀矛，露刃。有从廿里外村子押地主来的。地主多已穿得十分破烂，看不出特别处。一般比农民穿得脏破，闻有些衣服是换来的。群众大多是着蓝布衣衫，白包头，从各个山路上走来时，拉成一道极长的线，用大红旗引路，从油菜田蚕豆麦田间通过，实在是历史奇观。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注：沈从文：《致沈虎雏、沈龙朱》，《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267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时代所排定”的这项“程序”，在莫言的小说中还只是开始。大幕揭开，好戏连台。

三

第二部第十七章“雁落人亡牛疯狂，狂言妄语即文章”，时间已是“文革”初期，写的是农村集市上的游街示众、革命宣传，“打倒奸驴犯陈光第！”的口号经过宣传车上四个大功率高音喇叭的放大，“成了声音的灾难，一群正在高空中飞翔的大雁，像石头一样噼里啪啦地掉下来。……集上的人疯了，拥拥挤挤，尖声嘶叫着，比一群饿疯了的狗还可怕。最先抢到大雁的人，心中大概会狂喜，但他手中的大雁随即被无数只手扯住。雁毛脱落，绒毛飞起，雁翅被撕裂了，雁腿落到一个人手里，雁头连着一段脖子被一个人撕去，并被高高举到头顶，滴沥着鲜血。”〔注：莫言：《生死疲劳》，第133页，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随后，混乱变成了混战，混战变成了武斗，被挤伤、踩死的人数多于后来有计划的武斗。

写“文革”，这一段落如此下笔：写“宏大的声音”震落大雁，写大雁遭群众撕扯疯抢，写疯抢的人群互相伤害……其情其景，何种词语堪用？贪婪的、野蛮的、惊愕的、痛苦的、狰狞的、嘈杂的、凄厉的、狂喜的、血腥的、酸臭的、寒冷的、灼热的……平息之后，“原先万头攒动的集市上闪开了一条灰白的道路，道路上有一摊摊的血迹和踩得稀烂的雁尸。风过处，腥气洋溢，雁羽翻滚。”〔注：莫言：《生死疲劳》，第133页，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再过几章写西门牛杀身成仁，人性更是不堪形容。这头牛的能力本足以反抗，却绝不反抗；不反抗也可屈服，却绝不屈服。如此就只能忍受众人的鞭抽，被另一头牛拉断鼻子，被火烧焦烧臭皮肉。惨痛酷烈，何以忍忍。牛能忍忍，人的不忍之心却荡然无存。

四

西门闹第三次投胎，转世为猪，其时人民公社正大养其猪，可谓躬逢其盛。小说的这一部写得颇有歌舞升平的气象，月光下常天红试唱《养猪记》华彩唱段，时代的景象（幻象）和意念（妄念）跃然而出：

第一句台词是“今夜星光灿烂”，第二句是“南风吹杏花香心潮澎湃难以安眠”，第三句是“小白我扶枝站遥望青天”，第四句是“似看到五洲四海红旗招展鲜花烂漫”，第五句是“毛主席号召全中国养猪事业大发展”，接下来就连成了片：“一头猪就是一枚射向帝修反的炮弹小白我身为公猪重任在肩一定要养精蓄锐听从召唤把天下的母猪全配完……”〔注：莫言：《生死疲劳》，307页，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草帽歌伴奏忠字舞”可谓神来之笔：公猪爬跨到母猪的背上，啦呀啦的草帽之歌轰然而起，全无妒意的母猪互相咬着尾巴，围成圆圈，在草帽之歌的伴奏下，围着交配的猪跳舞。

这头位在全猪之上的公猪，技能、力量、智慧，都不可以凡猪视之。时光推移，它逃出人的管辖，到一个沙洲上一群野猪中间称王，后来爆发一场人猪大战，流落后又独自复仇，最终勇救儿童而身亡。桩桩件件，不可以常理度之。

天下可有这样的猪？当然是小说家的夸张与想象，创造了这样一头猪。但你也别以为小说家言就全不可信，就全是无稽之谈。

如果你读过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你就不会觉得莫言是瞎扯了。王小波写的可是散文，不是小说。他在云南做知青时喂过这么一头猪，已经四五岁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学会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后来它学会了汽笛叫，而汽笛一叫干活的就收工回来。领导上“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个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兜捕。它却是镇定冷静，撞开个空子跑了。“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注：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沉默的大多数》，第164—16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五

《生死疲劳》的核心当然是写人，不是写畜生。小说里那么多人物，纠缠复杂，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和那么多的事件，男男女女，恩怨情仇，难解难分。这些人物，不说也罢。

唯有其中的一个，蓝脸，与众不同。他是全国唯一的单干户，试图活在时代之外。群众集体在太阳下热闹地劳动，他在月亮下孤单地侍弄他的一亩六分地。当然为了保住他的单干，他必须付出代价。月光下他的两只眼睛射出忧伤而倔强的光芒。他挥动竹竿驱赶毒蛾，用这种原始而笨拙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庄稼。他死的时候埋在自己的土地里，墓穴里撒的是这块土地出产的各种粮食。

《生死疲劳》里的人物，活得多么闹腾啊。随着时代的变化，闹腾层出不穷，人生的戏剧目不暇接。小说的叙述太闹、太密、太多、太快、太曲折、太剧烈、太悲惨、太惊心动魄。这半个世纪的历史，不就是这样？这半个世纪的人心，不也是这样？

可是回过头来，看看蓝脸那一小块土地，上面排满了一座又一座的坟墓。算一算，有十几座吧。那岂不是，所有的闹腾都被土地吸收了，最终归于静默，静默连着静默？

莫言没有着意去写这个巨大的静默。但千言万语，所归何处？为什么要有这千言万语啊？只是为了热闹而热闹，为了惊心动魄而惊心动魄？在普通人的苦口婆心和佛的普度众生之间，是小说家和小说的大悲悯。这大悲悯连接起千言万语的热闹和最终巨大的静默。小说的台湾版比大陆版多出一个后记，其中莫言说：“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能真正产生惊心动魄的大悲悯。〔注：莫言：《后记》，《生死疲劳》，第611页，麦田出版公司（台湾）2006年版。〕由此而言，书前引的话——佛说：“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 ——并非可有可无。

沈从文感叹“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支配”，莫言也有此问，并把此一问题化为长篇的叙述所要追究的核心，有心的读者当能听到，在叙述的内部回响着这样的声音：半个世纪轰轰烈烈的大戏，人人都是在什么力量的支配下上演，跌宕起伏，一个高潮接着另一个高潮？至于什么时候才能够从生死疲劳中解脱，身心自在，恐怕还是下一步的问题。

二〇〇九年五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