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说虽是虚构艺术，不像散文、诗歌那么直接，但终究会暴露作家的生活底色、情感底色和价值底色。发掘这些底色，其实是评论的一大乐趣。对于新作《望穿秋水》，尽管缪俊杰再三强调“这不是自传，个人色彩很少，人物没有原型”，但缪公的一些底色，通过这部《望穿秋水》以及之前的《烟雨东江》，已然约略托出。

《望穿秋水》是作者前一部长篇小说《烟雨东江》的姐妹篇。这两本书共同结构出一个客家书写系列，前者或可称“颂”——关于“脊梁”的书写，后者或可称“风”——关于“基础”的书写。

地理的迁徙产生文化的迁徙、精神的迁徙，在离乱中迁徙、漂泊和择地扎根的中原汉人后裔，凭借坚韧执著的生存意志以及对汉儒文化不遗余力的承传，形成了独特的客家群落和文化气质。在今天，客家文化也在不断地被改造、被消解。用一句流行的话叫“故乡在沦陷”，关于客家的文字书写一直不多，将要沦陷的故乡需要怎样的书写？

缪俊杰是赣州定南客家人，赣南是他的第一生活现场，在《望穿秋水》中占据了基本笔墨。表面上，长篇小说《望穿秋水》圈出了赣南和台湾两大生活地点，当然还延展到武汉、香港甚至海外，但这些都是配料。对于刘求福流寓了30年的台湾，作家通过一个人的足迹，还原国民党底层官兵辗转来台后的“荣民”生活。小说中描写的生活细节和情感形式，基本是赣南客家生活的台湾版。这种虚构逻辑是符合当时人物的身份和经历，“盐米古道”上的挑脚佬、文化程度不高的刘求福，被国民党抓壮丁到台湾之后，在拮据的经济条件下长期保持着简朴的赣南乡下的生活方式和姿态。因此，小说看起来写了两大场域，其实还是以赣南为主体。在历史变迁的潮流裹挟下，一对微如草芥的青春恋人音信不通30年，一个在乡，一个去乡，在乡者在命运的百般播弄中坚守，去乡者在辗转不定的流徙中执著还乡，“乡”是贯穿始终的叙事依据。

小说写出多舛多变的命途遭际，写出变迁中的不变的人心，写出了安营扎寨的客家文化本质。对于赣南客家文化的自觉传播，作家这种显而易见的自觉，一方面源于客家知识分子的自觉，一方面源于“记忆自觉”。客家知识分子的自觉相当于“族群自觉”，是文化层面的自觉。“记忆自觉”是先天的，是一个作家的写作密码。写作中的这种“记忆自觉”，确证了写作这种精神活动的表达、宣泄和记录功能。“记忆自觉”沉淀为DNA，如影随形地潜伏，被誉为写作的“根性”。根性可以分解为很多可以溯源、延展和探研的底色。

小说写作有两种，一种是“私”小说——只写写作者本人以及与其有关的生活，一种是“公”小说——对他人生活的张望和想象。虽然写小说之前的缪公，“元身份”是理论家和评论家，但沉潜的文化DNA，看来无法改变。作为“公”小说的《望穿秋水》不像“私”小说那样直接，但作家对于他者生活的各种想象、虚构的依据仍然来自于其客家生活经验，比如对于饮食起居、婚丧嫁娶、生产教育的铺陈，不厌其详，津津有味。但小说不是风俗史志，文化的大幕拉开后，要写出人际关系中人物的行动逻辑、性格气质、命运遭际。坎坷际遇和生存压力形成了客家人性格中的坚韧和耐受力，比较起普通汉族人，他们生存危机感强烈，能吃苦，有开疆辟土意识，常年流徙的生活也使他们对故土和故园异常眷恋。比如刘求福，在台湾漂泊30年期间，始终不曾婚配，不愿定居，望穿秋水也要回到家乡，从大的心理动机看是客家文化“原乡”集体意识的驱动，从具体的情感对象看，是对母亲罗草花和初恋姚玉珍的牵挂。刘求福的还乡也是对伦理和道德原则的回应——回应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为了突出这种情感取向，小说有意从外部环境“制造”了诸多困难和矛盾，包括男女双方遭遇的各种物质和精神的困难、诱惑。这是文学的“曲折”。

在刘求福的还乡中，我最欣赏最后一笔。经历种种曲折回到家乡的刘求福，看到年老色衰的姚玉珍，第一眼是意外和失望。这种情感经验的表达，忠实于现实生活，是贴切的。30年不见，对女方的记忆还停留在青年时期，用记忆咀嚼时光的刘求福，掺入了强烈的主体愿望，对于人物的形象和双方关系产生了特殊的美感。留在家乡的姚玉珍既串联了30年的历史动荡，又串联了客家具体而丰富的日常生活。但时间本是无情物，加上遭遇各种生活动荡，姚玉珍的容颜体态必然“惨不忍睹”。刘求福情感发生起伏是一个正常人的正常反应，能够看到并表现这种起伏，是作家现实主义写作精神的锐利和高明。怎么处理这种起伏，故事走向哪里，是作家的价值立场的体现。小说的结局是，一家三口认亲并团聚，这种处理基本上符合人物性格逻辑、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克服种种困难最终还乡的刘求福，其儒家文化底色驱使他在义利之择中选择义。这个底色也是作者的价值底色。

刘求福二弟刘求禄身上的无情、冷酷、自私，寄托了作家对人性中恶之极致一面的批判。饶是这样，小说还是写到了刘求禄和妻子高盼枝之间的温情。作家这么写，源于对现实人生的深刻认知：再恶的人也有自己的生活，也有爱人，他们甚至会被传统意义上的好人爱上。不过，抛弃母子情谊和兄弟情谊的刘求禄，折腾来折腾去，最终也没有从生活中格外攫取到什么，晚年依然踉踉跄跄地生活。在刘求福的另一个弟弟、知识分子温求寿身上，作家寄托的是坚忍、善良和责任的道德高点。通过兄弟三人最终结局的描写，作家动用文字表达了价值判断——善恶有报。

很多作家的短板是生活积累不够，而对缪俊杰来说，庞大的经验库存也部分地伤害了小说的叙事节奏，如果能够删减掉一些枝蔓人物的篇幅，在主要人物的细节描写上多花费一些笔墨，小说的结构会更加清晰突出。至于小说中关于客家历史和文化的种种描写，看似闲笔，却妙在丰厚，是我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