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49)

　　中央苏区的广大妇女，用她们柔弱的双肩担负起了经济建设的重任，成为中华苏维埃生产建设的主力军。

　　“1933年，长汀县种棉花500亩，1934年长汀县种胡豆、雪豆2000余担，均获好收成。”(《长汀县志》第517页。)

　　“1934年，各县响应中央号召，积极交公粮、公债粮。长汀县交10万余元(原粮折价，以下同)，兆征县交11万余元，汀东县交5万余元，超额完成任务。长汀县江坊乡被中央誉为‘完全取清公债谷子’的模范。”(《长汀县志》第517页。)

　　在失去大量男劳力的情况下，苏区妇女为根据地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了解除妇女走向社会的后顾之忧，中央苏区开始创办托儿所。1934年2月21日，梁柏台以代内务人民委员名义颁布《托儿所组织条例》，《条例》指出：“组织托儿所的目的是为着要改善家庭的生活，使托儿所来代替妇女可以尽可能的来参加生产及苏维埃各方面的工作，并且使小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与照顾，在集体的生活中养成共产儿童的生活习惯。”规定每个托儿所至多不能超过20个，最少6个以上。并对托儿所主任、看护、房子和设施，以及入托时间、卫生和健康管理等分别作出具体规定和要求。

　　就在《条例》发布的同一个月，周月林在下州村试办了两个托儿所。一个是上屋子托儿所，收托20个，其中14个是红属的孩子。另一个是下屋子托儿所，收托23个，其中19个是红属的孩子。每个托儿所除主任外，有看护4人，都是在群众中有威信年纪大一点的妇女。周月林2月27日在《红色中华》上《下州村组织了托儿所》一文中写道：“下州村两个托儿所的房子，光线还好，里面的设备有孩子们的床，高约5寸，能爬的小孩子就在床上，自己可以上下。小的睡在箩里，会坐的坐在椅上。并且群众募集了许多玩具给小孩子们玩耍。”“我相信，在工农群众的热烈赞助下，托儿所不但会普遍地建立起来，而且会一天一天的改良进步。这对于改善劳动妇女和儿童的生活，对于增加苏维埃区域的生产，以及对于革命战争的赞助都有极大的意义。”

　　中央苏区妇女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入党的妇女越来越多，妇女党员所占比例明显上升，其中兴国、胜利、乐安、永丰等妇女党员所占比例上升的幅度较大。

　　妇女干部也显著增加，江西省苏在《创办江西省苏维埃干部学校计划书》中规定，在即将应调接受培训的“三百六十人中，应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创办江西省苏维埃干部学校的计划书》，《江西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105页。)并对各县应调人数作了具体规定。原来清一色由男子担任的司法裁判工作也有女子参与其中。1933年中央人民司法委员部开办训练班时就规定不分男女性别，“而且省裁判部特别规定，某些县派送劳动妇女来受训练。”(《劳动妇女开始做裁判工作》(1933年)，《江西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111页。)同时，“江西省裁判部设置女指导员，江西第二劳动感化院设置女检察员，专门检查监狱。公略县的东固区有妇女充当看守员。此外，中央司法部还有在受训练快要毕业分配裁判工作的劳动妇女。”(《劳动妇女开始做裁判工作》(1933年)，《江西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111页。)

　　1934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找到周月林，笑呵呵地对她说，他和张闻天研究后，想把她的工作动一下。

　　周月林连忙问主席，怎么个动法？

　　原来中央政府决定成立国家医院，想让周月林去当院长。

　　周月林感到有点意外，觉得自己不懂医，怕干不好。

　　“医务方面已决定派傅连暲去负责，你主要是去加强政治领导。现在医院的医生，我们自己培养的很少，多数是俘虏过来的。要教育团结他们站到革命这一边来，让他们真正为革命服务、为红军服务、为工农服务。”(陈刚：《走近周月林》，中国文联出版社。)

　　医务人员匮乏问题是中央苏区一个异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随着苏维埃革命的逐渐深入和波浪式发展，这一问题给革命带来的困局愈发凸显。根据医务人员的培养并非一蹴而就的事实，党和苏维埃政府很早就重视敌军医务人员的争取。

　　在中央苏区，敌医务人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解放过来的战场上的俘虏；另一类是弃暗投明、主动投诚的医生。这两类人进入中央苏区的方式有所不同，前者是战场上的俘虏，是在战场失败的情况下才做出的选择，并未对国共两党作出甄别，参加红军情不得已。后者是主动投诚，对共产党领导革命有觉醒和向往。医务人员的政治立场直接关乎官兵尤其是伤病员的性命，而敌军医务人员长期受国民党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心存芥蒂。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和中央苏区领导一直予以高度重视，强调“要注意，要重视政治教育，培养红色医生”。

　　“好的，我去！”周月林一下子感觉到肩上的千斤重担，爽快而坚决地点头答应。

　　1934年5月3日，《红色中华》报道，国家医院成立，为中共中央及苏维埃与群众团体(军事机关除外)的诊疗机关。(陈立明等主编《江西苏区纪事》第374页。)

　　周月林牢记毛泽东的话语，根据党的政策，对俘虏过来的医生思想上宣传教育，生活上优待照顾。在当时生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放的伙食费比伤病员还多，还让伙房每餐给他们另炒一个小菜。伤病员的生活除米以外，每人每天是一角菜金。而周月林等医务人员的生活费，每天是五分菜金。有段时间每人每天才半斤大米，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周月林他们还要尽量节省一点米给伤病员，节省一点伙食尾子交党费、团费。周月林等医务人员的表率，深深打动了被俘医生的心。

　　搞过妇女工作的周月林，逢年过节就发动妇女慰问伤病员，送肉送蛋送蔬菜，送进了医院的伙房，饭菜的芳香弥漫在医院，也温暖着伤病员的心。痊愈出院的战士，如果有两条裤子，就要送一条给医务工作人员。因为医务人员不能接受伤病员的任何东西，所以双方常常争执不下，周月林就出面反复解释。

　　医院一边为红军和群众治病疗伤，一边提高红军和被俘医生的思想觉悟。宣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知识，以及党根据形势变化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苏区当前的斗争形势。对住院疗伤的共产党员定期开展党员教育，党支部和党小组严格执行学习制度和会议制度，规定支部委员会每七天一次，小组会每五天一次，支部党员大会每半个月召开一次。主要学习和讨论党的政治主张、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学习活动一般以班或排为单位组织进行。

　　红军伤病员中，大多数是文盲，在前线战场上，这些红军战士根本没有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和时间。因此，他们都有一种学习文化的渴望，希望在医院利用治病疗伤的机会，学习文化知识。周月林组织干部和医生，开展文化教育活动。这种文化教育是以识字写字为主，文盲伤员都特别踊跃地参加学习认字，当时条件不允许，没有纸和笔，伤病员就把地作纸，树枝当笔，席地而坐，认真练习。在医院的帮助下，有的伤员到出院时，已能够简单地书写家信了。

　　周月林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很快学会了打针、换药和接生。周月林工作很出色，毛泽东知道后，高兴地说：“周月林干得不错嘛！”

情暖革命大家庭

　　梁柏台、周月林初到瑞金时，先住在谢家祠堂，没有铺板架床，就睡在地上。邻居贺子珍来看她时解释说：“我们初到时也打地铺，现在总算好多了。”

　　但周月林看到“好多了”的贺毛房间，却是那样的简陋，一张木板床，一张木方桌，墙上挂着特制的“九层袋”，墙边排列着一对铁皮公文箱。

　　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机关迁到下肖村北约三四华里的沙洲坝村，中央执行委员会驻进了一幢分上、下两厅，中开天井的元太屋杨衍兰私宅。毛泽东住在正堂左室，斜对面右室是贺子珍和儿子住的。梁柏台和周月林住在下厅。

　　1933年6月24日小沙洲出生后，梁柏台在沙洲坝附近松山下村另找了一间房子，他一天几次去探望，用节省下来的尾子买来鸡、肉，做好后亲自送给妻子。但这时的梁柏台被中央政府任命为内务部副部长，代理部长，还担任二苏大会准备委员会主任和起草委员会主任，工作非常繁重，“他办公完了就来看我，可坐不了多久就要走，忙得不得了。”周月林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