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53)

　　再问下去就要犯错误了，这是对中央的怀疑。周月林回到家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梁柏台，梁柏台觉得周月林的问话莽撞冒失，并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周月林却坚持认为，真正的共产党员不应该隐瞒自己的观点。远在万里之外、住在“洋房”里的共产国际，和才来不久、根本不了解中国实际的“洋顾问”李德，怎能了解苏维埃山沟沟里的事情，怎能指挥好五次反“围剿”的战争，这些人哪里有毛主席高明！

　　从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来看，形势异常严峻，当时毛泽东已经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提出：“红军主力不应再死守苏区，而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从政沉浮说博古：从“左”倾失败到坠机身亡》，源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彭德怀当时也提出红军主力向别的地方转移，打到外线去。

　　眼看前线战事的失利，想着身处逆境的自己，毛泽东总是郁郁寡欢、沉默少语，晚上有时独坐月下，仰望星空，发出声声浩叹……

　　毛泽民晚上来看望大哥，但总不见大哥的人影。心事重重的贺子珍，一边长吁短叹，一边指指屋外。毛泽民看着月光下大哥那消瘦的身影，想到革命不测的前景，不禁潸然泪下。但大哥说过：“大鹏鸟也有折翅的时候，只要它养好了伤，会飞得更高、更远……”(《毛泽东和他的儿女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他悄悄走过去，脱下上衣轻轻地披在毛泽东身上。

　　日历艰难地翻到11月，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在东方前线掉转枪口向蒋介石反戈一击。毛泽东得到这一消息，紧急向博古建议：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央根据地，集中红一、三军团和红七、九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汇合方志敏、邵式平部二方面军，兵指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区，以威胁国民政府心脏地区的方式来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这样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必将流产！博古等人把同蒋介石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的中间势力断定为“最危险的敌人”，把福建事变视为是“反革命派别骗人的把戏”。

　　看到“后院起火”，蒋介石很为恼火，从围剿部队中抽调了国军3师、9师，由蒋鼎文率领从南丰以南向闽西开进。国军进军闽西，必须经过苏区，而红一军团此时正据守在通往福建的要道，林彪紧急电告中革军委，请求主动出击，相助19路军一把。中共中央的决策是：坐山观虎斗！

　　眼看失之交臂的大好时机，面对冥顽不化的博古李德等人，毛泽东仰天长叹：若这等人指挥，红军必败无疑。那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无奈，那是眼看误入歧途而不能救的悲哀。

　　机会稍纵即逝，蒋介石集结重兵打败了第十九路军后，迅速调转枪口向中央苏区猛扑过来。直到这时，博古和李德等人才如梦初醒，意识到失掉了一次战胜敌人的大好机会。

　　这时，贺子珍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毛岸军，乳名豆豆，与“斗”争的斗谐音。豆豆体质太弱不幸夭折。无限悲伤的贺子珍找来几块木板，请人制作了一个小棺材，把孩子安放在里面。毛泽东触景生情，更是悲不自禁，泣不成声。

　　1934年4月，国民党军在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进行达半年之后，其在苏区外围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开始向中央苏区的腹地广昌挺进。这意味着国民党军的触角已经伸向苏区基本区域，国共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战争进入决战阶段。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战略位置至关重要。4月初，国民党军队集中了近11个师的兵力，向广昌推进。面对步步进逼的强敌，中革军委下定最大决心，誓死“武装保卫赤色广昌，不让敌人侵占苏区寸土”。4月10日，敌人开始进攻广昌，由于红军各部队严阵以待，英勇奋战，再加上攻城的国民党军队轻敌冒进，广昌保卫战在初期阶段曾经取得一定胜利。但是，随着敌人攻城部队的增加，形势开始不利于红军。4月27日，国民党军队集中10个师的兵力，在飞机的掩护下，集中进攻广昌。由于敌人炮火猛烈，不到半天，红军的防御工事便被轰平，守备在工事里的红军全部壮烈牺牲。在各路敌军的夹击下，红军发动多次突击，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形势危急，迫不得已，博古、李德只好命令红军退出广昌。尽管在这场战役中，红军歼敌2626人，但自身伤亡得更多，有5093人，约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作为内务部代部长的梁柏台，和作为国家医院院长的周月林，虽然没有亲赴战场持枪杀敌，但指挥着一支支后勤队伍，接纳着一批批受伤战士，常常忙得忘记了吃饭和睡觉。他俩的内心感到了一阵阵的危机，因为他们感觉到，战争从来没有这样残酷和悲壮。

　　4月28日，广昌失守。

　　5月16日，建宁沦陷。

　　至此，西起龙冈，中经广昌，东迄建宁、泰宁、归化、永安、连城，南至筠门岭一线，尽落敌手。苏区北大门失守，南大门洞开，东面长汀也岌岌可危。红军打破“围剿”已是英雄一叹，再不转移就会遭受灭顶之灾。

　　5月中旬，博古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大家苦苦商议已别无良策，最后只好“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并电告共产国际。

　　6月25日，共产国际同意这一决定。

　　蒋介石似乎感觉到红军突围的意图：

　　5月18日，电示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加强碉堡工事以防共军“西窜”；

　　6月21日，让何健下达湖南、广东联合“剿共”指令；

　　同时指挥31个师，分成六路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成群的飞机，直扑红都瑞金上空。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和红军大学附近，时时腾起爆炸的烟云。

　　从7月开始，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等党政军群领导机关，夜间转移到瑞金县梅坑、云石山一带。“国家医院原安排在云山古寺里，因改设中央政府领导住处，就分散在梅坑附近的几个小村里。”(陈刚：《走近周月林》第73页。周月林回忆。)

　　9月中旬，正在“于都调查”的毛泽东患了恶性疟疾，开始全身发抖，面色苍白，口唇发绀，持续的寒战带来体温迅速上升，蹿到40℃以上居高不下。接着面色潮红，皮肤干热，烦躁不安，持续的高热伴着淋漓的大汗。毛泽东咬牙垂泪：难道“天亡我也！”

　　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赶紧打电话报告张闻天，张闻天派傅连暲连夜赶往于都，才使毛泽东转危为安。

　　9月下旬，病情刚刚好转的毛泽东紧急建议红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歼灭之”，以打破敌人的“围剿”。但又被拒绝，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最后彻底破灭……《毛泽东和他的儿女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

　　由于中共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领导，违背和放弃了红军在一至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为实践所证明的“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的正确战略战术基本原则，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等严重错误，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被迫决定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

去留心绪都嫌重

　　蒋介石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包围，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中央苏维埃只好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4年9月中旬的一天，周月林在梅坑口碰见毛泽东，他的身后跟着几个警卫员和工作人员，那匹土黄色的马驮着简单的行李。周月林感到有些惊讶，她知道毛主席在云石山住了没有几天，又要离开。她询问毛主席去哪儿？

　　毛泽东也不掩饰，“是啊，要走了，先到于都去几天。”边说边伸过手来，握了握周月林的手轻轻地说：“看来你们也住不长喽，也得走噢！”然后说了声“再见”，挥挥手大步地走了。(陈刚：《走近周月林》，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