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44)

　　“选举完毕，最后是摄影。在摄影机前排列着我们中华苏维埃的领导力量，保障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力量。”这是《红色中华》一篇文章中的一句报道。周月林就坐在前排左六，梁柏台在中排左二。据她回忆，主席团也拍过一张合照。拍照时，周月林有意退到后排边上，却被毛主席看见了。毛泽东走过来说：“来来来，你是半边天的代表，应该坐在中间。”边说边拉着周月林在前排中间坐下。那时毛主席拍照一般不喜欢坐在中间，这次大概是怕周月林逃掉，竟例外在中间坐下了。“这是我唯一坐在毛主席身边拍的照片，可惜没有再看到过了。”(陈刚：《走近周月林》，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一苏大会”来不及讨论通过有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国旗的法律。“二苏大会”主席团决定对此进行讨论。会上，毛泽东首先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国旗与中国工农红军军旗式样，向全体代表作了说明，并由林伯渠宣读《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这一决定获得大会一致通过。全文如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规定如下：

　　在地球形上插交叉的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架于地球形之下和两旁，地球之上为五角星。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上则书“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地球形为白色底子，轮廓经纬线为蓝色，地球上的镰刀锤子为黑色，五角星为黄色。

　　国旗为红色底子，横为五尺，左为三尺六寸，加国徽于其上。旗柄为白色。

　　军旗为红色底子，横为五尺，直为三尺六寸，中为黄色的交叉镰刀锤子，右上角为黄色的五角星。旗柄为白色。

　　其实，1931年11月梁柏台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虽没有通过，但第四篇第八章第七十六条对“国徽与国旗”有过这样的表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规定所在地球形上插交叉的锤子与镰刀，架谷穗于地球下和两旁，地球之上及五角星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上写“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呵！”第七十七条国旗：为红色旗上加上国徽。这个图案，对18年后设计新中国国徽具有重要的思想导向和图案定式作用。

　　《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国徽、国旗、军旗的决定》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表述的国徽与国旗相比，《决定》将国徽上地球两旁的谷穗改为“右为谷穗，左为麦穗”外，进一步明确了国徽图案的细部与色彩，以及国旗的尺寸。

　　这个国徽所表现的思想是：共产党领导着人民革命，建立的是人民当家做主的苏维埃政权；由工农两个阶级为领导阶级组成的苏维埃政权，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当时，由于处在紧张战争阶段，后方经济条件有限，各根据地相距较远，从共产党领导干部到普通战士都忙于打仗消灭敌人，因此，对于国徽的图案，也没有条件认真研究……

　　人民的江山始凿于镰刀和铁锤

　　谷浪和麦浪涌动在希望的田野

　　两部一肩挑一身兼数职的梁柏台

　　承载着太多党的信任人民的期待

　　战胜了多少困难克服了多少障碍

　　忍受着辘辘饥肠经历过漫漫长夜

　　你伟大的理想溶进了鲜艳的红旗

　　你忠诚的信念织进了国旗的经纬

打响惩腐第一枪

　　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同时，也从来没有放松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反腐败斗争。

　　早在井冈山时期，革命根据地还是初创，毛泽东就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就提出了反腐败，指出必须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密切党群关系。

　　苏区地处偏僻，各种旧思想、旧风俗和旧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再加上新生的红色政权羽翼未丰，行政管理机制存在很多漏洞，给一些品行不端的人投机钻营、把持机关要津，提供了可乘之机，渐渐地酿成了一股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歪风：一是贪污。“各级政府工作人员随便可以隐报存款，吞没公款，对所没收来的东西(如金银物品等)随便据为己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二是浪费。1932年之前“各级政府浪费的情形实在惊人，一乡可用至数百元，一区可用数千元，一县甚至用万元以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三是任用私人，以权谋私。“干部的提拔引进，不是经过一定的组织系统，从政治斗争中工作表现上去选择。分配工作无原则与标准，讲派别观念、感情关系、地方主义，往往许多来历不明的分子，可以由一个负责同志的‘保荐’甚至不经过任何手续，而随便拉到党的机关里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年轻共和国，很有可能被自己所扼杀！

　　年轻苏维埃，正经历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1932年2月10日，毛泽东告诫工农检察部的工作人员：“我们党历来主张打倒一切贪官污吏，而现在贪官污吏就出在党内，出在苏维埃政府里面，我们要毫不留情地打击他们！”(王卫斌：《苏区反腐三杰》。)

　　随后，中央政府发布通令，成立临时最高法庭，法庭主席由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何叔衡兼任，委员有梁柏台、万家林、刘伯承、陈寿昌、刘振山等。何叔衡在梁柏台的帮助下，在各级党组织建立监察委员会，在各级政府设立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和裁判部，广泛吸收工农群众加入轻骑队、突击队、群众法庭和工农通讯员，一张巨大的肃贪监察网络迅速形成。

　　经梁柏台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央工农检察部增设了控告局。控告局赶制了一批控告箱，然后在各机关单位、街道路口一一挂出。控告箱用木板制成，高不足1尺，宽不过5寸，可以加锁。箱顶开有一个小口，用来投入控告材料。控告箱正面上书“控告箱”三个大字，落款“×××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制”。箱体三方书写着何叔衡和梁柏台拟定的各种注意事项，箱盖上书：“各位工农群众们，一切什么事情都可来这里控告。所写的控告意见书，必须要盖好私章才能作效力，没有盖私章的概作废纸，而且还要用信套密封好，并且要注明送某机关工农检察部控告局长收。”箱的右面写着：“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和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任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箱子的左侧写着：“控告人向控告局投递控告书，必须署本人的真姓名而且要写明控告人的住址，同时要将被告人的事实叙述清楚。无名的控告书一概不作处理，倘发现挟嫌造谣诬控等，一经查出即送法庭受苏维埃法律的严厉制裁。”(黄禹康：《“一大”代表何叔衡：与毛泽东携手开天辟地》，源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在红色政权两年多的反腐斗争中，揭露并处理了一批腐败犯罪分子。毛泽东对谢步升案、左祥云案、瑞金贪污腐败窝案等腐败案的亲自过问与关注，就足以证明我党惩治腐败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

　　出生贫穷的谢步升，12岁就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随着苏维埃临时政府在叶坪的建立，谢步升声望日升的同时，思想作风也逐渐变质。他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后，又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他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在苏区中央局任职的谢春山，却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通知瑞金县裁判部释放谢步升。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知道后，气得拍着桌子说：“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解放前，毛泽东是如何处理六件腐败大案的》，来源中国新闻网。)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生进行公审判决，判处谢步升死刑。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1932年5月9日，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开庭，经审理后否绝了谢步升的上诉，维持原判，“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点钟的时间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毛泽东亲批处死的七个犯罪官员》，新华网。当天下午，红都瑞金打响了惩治腐败分子第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