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52)

　　1934年春，为了克服困难、节约经费，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和中央土地部副部长胡海等高级领导干部，带头不要公家发伙食费，自己从家中背米到机关吃。在他们的带动下，家住苏区的本地干部，都自觉地回家背米背菜吃。苏区山歌中唱的“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那是实实在在的事。1935年初，刘启耀被敌人打散。他靠着乞讨，四下寻找组织。但谁都不知道，刘启耀腰间竟藏有党组织委托他保管的金银。两年后，他联络一批隐藏在地下的苏区干部，成立了中共江西临时省委。这时，才将金银取出来用于革命活动。(刘衍志：《苏区精神永不朽》，原载《江西农大报》。)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国苏区代表周和生(有时写作周和森)在大会上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七年》的报告，介绍了中国苏维埃的七年发展历史和苏维埃政府各方面的政策，其中热情洋溢地说到：

　　苏维埃政府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所希望的政府，同时苏维埃政府真正做到了中国人民所最希望的廉洁政府。它的每个工作人员，无论他担任任何工作，他的生活费不能超过工人农民劳动所得的生活费水平。政府一切收支完全是公开的，统一的，有预算决算的。财政的支配不允许个人操纵，贪污浪费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在江西、湖南、河南各个苏维埃区域，因为敌人的不断进攻，经济封锁，或是水灾而致粮食缺乏，经济困难等，因此许多政府的委员及工作人员完全不支任何报酬而纯粹尽义务。在中央苏区、湘鄂西、鄂豫皖苏区，则有过一时期每天只吃一顿干饭，一顿稀饭，或减少食米分量，或只吃两顿稀饭，自己栽菜，这样节省出粮食借给前线战士。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曾经感动了千百万劳苦群众，而得到了他们的热烈拥护。并且对于人民日常发生的问题，无论事之大小，总是随时发生随时解决，不要人民一再催请，更不需人民费用分文。

　　苏区党领导开展的这些廉政建设运动，不仅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作风，而且创造了有史以来最为廉洁的政府，为我党我军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扩大了政治影响，赢得了群众的赞誉和拥护，使共产党和苏区政府从本质上区别于国民党及其领导的政府。

革命受阻鹏折翅

　　1931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陆续向中央苏区派出“钦差大臣”，开始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

　　他们一到苏区，就指责由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中央苏区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是“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因而要对苏区中央局实行“改造”和“充实”。到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他们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实际上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他们又剥夺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毛泽东回后方，负责中央政府工作。这样，毛泽东就被排挤出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历史选择：长征中的红军领袖》。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

　　1933年1月下旬，正当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处于关键时刻，以博古为首的中央首脑机关从上海来到了瑞金。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共临时中央合并，从此博古负总责的中共中央局直接领导苏区的工作。

　　博古原名秦邦宪，与王明、张闻天等人是苏联留学期间的同学。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年9月—1935年1月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毛泽东本人在被剥夺了党和军队领导职务，专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情况下，又在1934年2月1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闭幕后，被免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毛泽东只成为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被彻底架空了。

　　以前是高朋满座，如今门可罗雀。毛泽东怕牵连别人，不再和同志们讲话，把自己完全封闭了起来。这种难熬的日子，贺子珍觉得心酸。但周月林不管，照样往贺子珍家里跑，拉着贺子珍说说笑笑，给她一些慰安。

　　梁柏台工作虽然越来越忙碌，但心情越来越沉重，觉得这样下去是要出大事的。自己也是留苏回来，算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但马列主义只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有旺盛的生命力。毛泽东创立了工农红军，开辟了井冈山道路，总结出一整套理论，指导全党从大革命的失败中重新站立起来。而一些留苏干部来到苏区，虽然也满怀对革命事业的一片忠诚，虽然也学习和研究过马列主义，但不经过实践检验就咿哩哇啦地下车伊始，这与真正的马列主义背道而驰。每当想到这里，梁柏台不免忧心如焚。

　　周月林懂得梁柏台的心思，总是柔声地劝慰自己的丈夫：路遥知马力，烈火见真金，毛主席肯定会回到领导岗位的。

　　梁柏台长叹一声说，恐怕要用鲜血才能换来惨痛的教训！

　　周月林听丈夫这么一说，心情也变得沉重起来。

　　前线司令部里虽然已见不到毛泽东修长消瘦的身影，听不到毛泽东充满辣味的果断而又幽默的湘音，然而由于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红军中的深刻影响，领导这场战斗的周恩来、朱德、刘伯承仍按照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挥作战。从1933年2月中旬起至3月20日，红军接连在黄陂战斗、草台岗战斗中大胜蒋介石的军队，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第四次围剿惨败后，蒋介石于1933年10月初，又在庐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与会者分别是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的省主席、部队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专门部署第五次对苏区的围剿。

　　第五次围剿计划名曰“铁桶围剿”：计划由150万国军，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目标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在指定的某一日同时从四面八方突然合拢包围。蒋介石亲自对包围进行严密部署，指着地图上许多编了号码的格子说，某某部队何时何地到达地图上某个格子所规定的位置，就必须立即布上铁丝网，预留缺口，装以鹿砦、拒马，构筑火力网及碉堡。包围圈一旦完成，各部每日向瑞金中心推进7—8华里，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5公里筑一道碉堡线，构成极为严密的火力交叉封锁网。每月推进25公里，6个月后便能进逼到瑞金，届时再在瑞金四周竖起300重铁丝网，30重碉堡线，以及难以计数的障碍物。为了防止红军突围，调拨了大量美国军用卡车，已有1000辆美国军用十轮卡车运到南昌，并随时分配到各部待命。

　　在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蒋介石派出12个师的兵力与红军纠缠，迷惑红军，一俟包围圈形成，这12个师随即撤离，同时立即断绝这里一切除军事需要以外的交通，以封锁苏区的消息，断绝红军的一切物资来源。

　　如此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自然不可与前四次“围剿”同日而语。蒋介石在致“闭幕词”时兴奋地说：“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的决策，毕其功于一役！”(《蒋介石“铁桶围剿”计划外泄始末》，源自《人民政协报》。)

　　当然，这个“铁桶”计划很快被周恩来得知。

　　1933年9月下旬，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博古便把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指挥权轻易地交给了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打响后，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实行“短促突击”的战术，以图阻挡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攻，致使红军的每一次战斗都陷于被动。

　　由于对形势的估计不同，在军事斗争上，则出现了以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采取游击战争的老办法”，和以博古、李德等人坚持的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战略与战术上的“激烈冲突”。

　　这时，尽管毛泽东在军事上已经没有发言权，但他仍屡次向中央建议：面对强敌，红军必须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而博古、李德等人极力主张实行消极防御的方针，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全线出击”。红军屡战不胜，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博古李德等又实行节节抵御的军事保守主义，致使红军屡遭重挫。

　　一次周月林半开玩笑地问博古，“这里的许多决定是怎样做出来的？”

　　博古认真地回答：“是根据共产国际和王明同志的指示作出来的。”

　　“共产国际和王明远在苏联，怎么能作出指示？”心直口快的周月林禁不住追问。

　　“我们通过电报把这里的情况向他们汇报、请示，他们也通过电报指示我们开展工作。”博古耐心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