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51)

　　1930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郑重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观点。毛泽东言行一致，一有时间，就不辞辛苦地在群众中做调查，了解群众状况，获得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那时，毛泽东觉得自己对于中国的富农问题还没有完全了解，对于城市商业状况也是门外汉，因此决定利用红四军在寻乌周围各县分兵做群众工作的间隙，选择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县城作一次调研。调查工作前后共花了10多天时间，毛泽东恭恭敬敬地向参加调查座谈会的破产了的商会会长、穷秀才、失业小官吏和县、区、乡三级苏维埃干部请教。半年后，毛泽东整理调查笔记，写出了长达8万余字的《寻乌调查》报告。毛泽东对这次调查十分满意，后来他高兴地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关系，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

　　除了寻乌调查，还有兴国土地法、兴国调查、吉水东塘等处调查、吉水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调查、分青和出租问题在吉安的调查、江西土地斗争错误问题在吉安的调查、在永新等处对分田后的富农问题调查、兴国长冈乡调查、上杭才溪乡调查等。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所作的调查目前保存下来的就有11个，这些内容翔实、准确的报告既为根据地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也为苏区广大干部深入调查作出了示范。

　　在毛泽东的教育影响下，从1929年到1932年春，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和地方各级党政干部，兴起了一股调查研究热潮。尤其是红军中各级政治机关，更是把调查根据地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当作自己一项重要任务，主动自觉地去完成。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以及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等一大批同志，都像毛泽东那样，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坚持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

　　由于调查工作的深入，党和政府不仅了解了群众的需求，也获得了开展工作的方法。土地分配、苏维埃建设、扩红等工作能顺利开展，调查研究的作用功不可没。调查的大范围开展，也密切了党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使“注重调查”成为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重要内容。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可喜的宣布：“苏维埃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是比较密切了”。

　　毛泽东在开辟中央苏区时就提出，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他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提出了“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问题。他要求：“对群众的从土地搭配、劳动互助到柴米油盐问题，从妇女生孩子到学生读书问题，从修桥补路到防病治病问题等，都应当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只有“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广大群众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沙洲坝，沙洲坝，有女莫嫁沙洲坝，天旱无水洗手帕。”沙洲坝曾经干旱缺水，那里的人吃的是又脏又臭的塘水。也曾有人做过挖井解决饮用水的梦，可是一来穷，没人敢当这个头；二来又迷信，听风水先生说，沙洲坝的龙脉是条旱龙，如果打井打坏了龙脉，十邻八乡都要遭殃，所以没人敢冒犯。1933年9月的一天，毛主席和警卫员一早就拿着锄头、铁锹在池塘边的一块草地上干开了，机关同志和老表听说毛主席在挖水井，全都赶来了。毛主席一边干活一边对乡亲们说：“我先找个有水源的地点，定个位置，破个土。我知道你们怕得罪旱龙爷，可我不怕，如果旱龙爷怪罪下来，让它来找我好了。”就这样，在毛主席的带领下，没几天工夫，一口直径85厘米、深约5米的水井挖好了。世世代代喝黄泥汤的乡亲们，手捧甘甜的泉水，眼里流下了感激的泪水，心里记下了毛主席的恩情。

　　1933年7月以后，梁柏台将司法部和内务部搬到沙洲坝附近的松山下村杨氏祠堂，几十户人家世代吃着一口水塘，塘水越来越脏，干旱时村民得赶10几里外去担水。而离松山下村不远的最高法庭驻地东坑村，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我们在两村中间挖口井，这样村民就方便了。”梁柏台这一提议得到了何叔衡的赞同。他俩一起选好了井址，然后带领司法部、内务部和最高法院的干部一起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看到这个场景，两村村民也纷纷加入到挖井的队伍中来，经过连续几天的奋战，一口井水清澈甘甜、井栏殷红光洁的水井，终于呈现在村民眼前。从此，松山下村和东坑村的村民吃上了清洁甘甜的井水。

　　1933年春，内务部代部长梁柏台代表中央到瑞金指导春耕生产。他每到一处，插秧薅草挑粪样样都干，还教妇女插秧。每次下田干活，他总是把裤管卷得高高的。大家都说他不像领导、知识分子，倒像个农民。他听了高兴地说：“我也是种田人呀！”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走了，毛主席也走了。国民党反动派杀回瑞金，井是毛主席挖的，反动派白天把井填了，夜晚群众又把井挖开，三填三挖。恼羞成怒的反动派下令“谁挖井，就杀谁”，但乡亲们不屈不挠，每到晚上仍悄悄来到井边，陪伴红井，思念远征的亲人，盼望红军早点回来。

　　1983年10月3日，新昌县党史办的陈刚来到松山下访问，村中的老人还特意陪他来到那口水井边。“这就是梁部长帮我们挖的水井。尽管解放后六十年代初新挖了水井，但很多村民还是愿意到这里来担水，因为这口井水是甜的。”陈刚看到，井水还是那么清冽，喝一口是那样甘甜。村民杨荣林当年还小，但他对陈刚说，一次自己捧着饭碗，从家里边吃边逛了出来，恰巧碰上正端着饭碗的梁部长。梁柏台微笑着，招呼着，将自己碗里仅有的几粒豆子，用筷子划到小荣林的碗中。

　　中共苏区中央局旧址，这是一栋江南典型的两厅一井民房，建于1924年，房主谢深兰居住之初，家中经常出事，便迷信此房风水不好，就闲置不用，搬迁它处居住，后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驻地。当时，在这楼上居住和办公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任弼时以及部分工作人员，楼下是群众住房，那时，这些领导人经常和群众促膝谈心，了解和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关系十分融洽。毛泽东发现一楼居住的谢大娘的房间很暗，即使在白天也得点煤油灯才能干活，就让贺子珍叫来当地的木匠，自己亲自设计，将屋面部分小青瓦换为玻璃瓦，再把楼板锯成天窗，光线通过玻璃瓦照在天窗中，进入了谢大娘的家，谢大娘白天做事再也不用点煤油灯了。

　　国民党军的经济封锁，加上战争的频繁，苏区的给养经常出现困难。苏区干部带头节俭，反对浪费，真正形成了廉洁自律之风。当时在待遇上，领导和群众都是一样。食堂里吃什么，就都吃什么，从来不搞特殊化。群众和干部之间，只有职位上的高低之分，没有生活上的好差之别。

　　毛泽东不仅是党的一系列优良作风的倡导者，更是行动的楷模。早在井冈山时期，身为井冈山最高领导者的毛泽东，就毅然废除中国数千年旧军队官兵不平等的腐败恶习，在红军中带头实行官兵一致。瑞金时期，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个儿又高饭量又大，但他的粮食定量只及普通战士的3/4。长征路上过草地时，辣椒是个宝。警卫员设法为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多领了20个红辣椒，被毛泽东严令其如数退回。警卫员不以为然，毛泽东严肃指出：“我们是红军，作为领袖怎么能搞特殊？”警卫员没法，只好照办。

　　一次，张闻天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主任徐常山到瑞金县检查食盐采购情况。工作落实后，天色已经很晚，县总社主任周宗源已经准备了客饭，只见张闻天从挎包里掏出一个草编饭袋，朝桌上一搁，笑着说：“老周，别忙乎了，我们都自带着干粮呢！”

　　周宗源一看，原来他们带着几颗红薯。“张主席，我们再穷，一顿便饭还是供得起的，再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客饭。”

　　张闻天坚决地摆摆手说：“别再说了！同志，眼下红军饿着肚子在前方打仗，我们后方机关的工作人员应当千方百计节省，支援前线。”

　　周宗源只好无奈地说：“那我去把红薯热一下。”张闻天笑着同意了。(毛瑞明：《吃的故事》，中国瑞金网。)

　　曾任兴国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妇女干事的危秀英回忆说：“那时，干部是不允许吃群众的饭的，都是自己带米带饭包，放到老百姓家去煮。也不吃老百姓的菜，自己带点包菜、霉豆腐。每人一双草鞋、一顶雨笠，艰苦得很。”这样，梁柏台和周月林每次到基层调研视察，总是随身携带着干粮袋的细节，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