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46)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其实，那时制度并不多，条文也简单，没有长篇大论，语言朴实无华，大家一看就懂，却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这样的小事都讲到了，以致在人民军队中出现“落地红枣也不吃”、“不吃人民苹果”等故事，受到苏区人民的普遍赞誉。违反群众纪律者，轻则受到批评教育，重则受到处分。在这种严格的制度下，想腐败都无法腐败。

　　一方面廉洁自律，一方面厉行节约。在毛泽东的指导下，1932年2月17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第3号通令。《通令》要求，所有地方的预算、杂费、特费等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员一律裁减，甚至一张纸一支笔都不要浪费，以免多耗经费。要存在着节约一文钱即是对革命工作有一分帮助的观念来实行广大的节约运动，来积蓄金钱或积蓄粮食以供给红军发展革命战争之用。毛泽东不仅倡导节俭而且还以身作则，他身上穿的衣服总是缀有好几快补丁。他喜欢夜里工作，按规定可点三根灯芯，可他只点一根。每天晚上都在一盏豆大的菜油灯下，伏案办公，直至深夜。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强调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之坚决、成果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单从《红色中华》报报道可见一斑：中央各机关仅在1934年4月至7月，行政费就减少30%，共节省经费8　7896万元。

　　1934年3月18日夜晚，一封特殊的联名信，引起了《红色中华》报编辑们的注意：

　　《红色中华》报编辑同志：

　　我们是从白区来的，我们在苏区没有分田，但是我们为着革命战争，使我们能在持久战中取得彻底胜利，愿意：

　　一、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饭，好打胜仗。

　　二、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

　　我们要求其他白区来的同志和在苏区分了田的同志，都同我们一起，来响应红色中华的节省号召！

　　签名人：左觉农、陆定一、余长生、邓颖超、博古、刘群先、陈云、毛泽覃、朱琪、覃伯益、林恺、郭香玉、刘自升、彭懦、廖昔、成仿吾、刘素珠、罗迈、阿金、潘汉年、赵婉媛、陈一新、贾拓夫。

　　1934年3月17日

　　看到这由23位领导同志签名的短信，编辑部的同志激动不已，他们随即以《中共中央机关外籍工作同志给本报节省运动号召的回答》为题，组成一篇短文，发表于3月20日的第164期《红色中华》报上。苏区广大干部群众看到这封特殊的联名信，深受教育。

　　在各级领导的带动下，群众纷纷投入节省运动，仅瑞金县苏维埃在1934年3月间就裁减人员280多人，节省粮食4000多斤。三、四、五3个月，全中央苏区节省光洋80万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高兴地说：“在节省80万元的号召下，各级行政经费一般的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以上，实现了每人每天节省二两米、一分钱又一个铜板。”(《中央苏区的反贪污反浪费斗争》，《光明网》。)

妇女部长周月林

　　“一苏大会”召开前夕，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大会(史称赣南会议)在瑞金叶坪召开。会后，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任弼时为组织部长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任命周月林为妇女部长。

　　1932年3月，作为妇女部长的周月林和总务厅厅长刘开巡视石城，因为石城“闹鬼很凶”，县苏维埃政府迟迟不能成立。在经常“闹鬼”的一座大庙，周月林和刘开看到，从土豪那里没收来的粮食、衣物之类堆成一座小山，贫苦农民却没人敢来领取。因为大庙屋顶常常会有石头砸下来，据说是鬼神恼了。一时人心惶惶，各项工作难以开展。

　　周月林和刘开察看了大庙周围环境，又遍访了周围的群众，渐渐心中有了底，认为不是“闹鬼”而是有人捣鬼：有人利用封建迷信阻止群众分享胜利果实，阻止红色政权苏维埃的建立。两人商量后周密地部署了一个行动。

　　一天，庙内再次“闹鬼”，一队红军来了个突然包围。搜索后发现，庙顶的小阁楼上，堆满了一堆大小石头。当抽动阁楼上一块活动的隔板，石头就会掉下来。随后又抓到了制造落石的几个坏蛋，周月林和刘开要求这几个人将功赎罪，拿着喇叭游街，称大庙里不是鬼神显灵，而是自己装神弄鬼，破坏苏维埃政府的成立。这可一下子把石城的群众发动了起来，地主老财们的东西被分得一干二净。4月9日至12日，石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石城抓“鬼”，只是周月林苏区初期工作的一个故事，她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苏区妇女的翻身解放。

　　马克思曾引述傅立叶的一句名言：“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 　当时，苏区劳动妇女和旧中国妇女一样，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除了同男子一样深受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之外，还要受神权、夫权、族权等封建宗法压迫，受“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观念的束缚，不仅政治上毫无权力，连自己的婚姻大事也不能作主。

　　随着苏维埃的建立，苏区妇女才得到了彻底的翻身解放。

　　作为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的周月林，为中国妇女运动史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1932年2月，苏区中央提出八项紧急任务，其中一项任务就是：2月20日至3月20日须输送1万名新战士到前方，“三八节”前发动妇女制作5万双草鞋、5万双布套鞋运往前方。为了坚决完成中央的任务，刚刚走马上任的周月林在3月2日的《红色中华》上发表文章，题目是《纪念“三八”与妇女工作应有的转变》，提出今后妇女工作任务：

　　一、加强对妇女工作的指导，建立劳动妇女代表会议制度。经过这一会议来教育和提拔组织领导妇女运动的人才，造定劳动妇女代表大会的工作计划。

　　二、经过各种群众团体，吸收广大的劳动妇女组织看护队、洗衣队、慰劳队、敌情探查队等，启发和领导他们把“为本身解放而奋斗”与“实际斗争”联系起来，提高对参加革命战斗工作的积极性。

　　三、提高妇女文化水平，使她们在文化教育中来认识革命的任务和提高她们对政治问题的兴趣，帮助她们工作的进步。

　　文章最后说：“我们要牢记世界革命导师列宁同志告诉我们的‘社会主义没有妇女参加是不能成功的’。同时还应记着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与苏维埃的胜利不可分离的。”3月8日这天，6000多名妇女齐集叶坪广场参加纪念大会，会后还举行了游行。周月林手挽着自己的姐妹，走在队伍的最前列，高呼着“反对老公打老婆”、“鼓动老公当红军”、“劳动妇女万岁”等革命口号。

　　在瑞金，人们经常看到，剪一头短发，着一身戎装的周月林，骑着马往来于中央苏区的村村寨寨。

　　1932年3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解决妇女工作条块分割现状，统一领导妇女工作，决定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4月22日，人民委员会第十二次常委会任命周月林为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金维映、范乐春为委员，并通过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组织纲要》。它的任务是：调查妇女的生活，具体计划改善妇女生活的方法，向人民委员会或各级政府的主席团会议提议，提议经人民委员会或各级政府的主席团会议通过之后发生效力。“各级政府组织妇女生活委员会的目的：为使劳动妇女切实地享受苏维埃政府对于妇女权利之保障，实际取得与男女享受同等的权利，消灭封建旧礼教对于妇女的束缚，使得她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实的解放，领导他们积极地参加革命。”

　　5月初，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在叶坪召开各县妇女主任会议，周月林开始对瑞金、石城、博生等县的妇女主任进行半个月的培训，学习《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组织纲要》，要求在5月份成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并请毛泽东、朱德、何叔衡等领导人到会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