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彤彤的姐》(36)

　　我跟贫下中农的生活是有区别的，天上地下的区别。土改时，我因为文道成了烈士而且这个噩耗来得那么及时，而侥幸活了下来，没有被枪毙成。我的家庭成分，原本该划地主的，也因文道的死而得于降格为富农。再想把成分低成下中农，几乎是没有道理的事了，所以我对贫协已经很感激了。有点儿“因祸得福”的意思吧？但我实在不愿意要这份福，而宁愿把这份福让给我的儿子文道，让他活下来，让我自己在当时被枪毙掉。土改把我们家所有的土地、房屋、金条、银钱、手饰、自鸣钟、手电筒、柜子、床、牛、骡子、猪、鸡、狗、犁、镰刀、锄头全部当作浮财分光了，我是一无所有了。“人民公社”兴起办食堂了，最开始是不允许我参加食堂吃饭的，后来佷山公社主任李光明传达新的上级精神，对我们地主富农也要纳入食堂管理，当然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获得跟贫下中农一样的政治待遇，而是为了加强对我们的管制，不让我们继续搞私有化。总之这样我便也可以带着田明发去食堂里打饭了。大队书记瞎瓜曾宣布了纪律，要等贫下中农排完队打完饭之后，我才能打饭，而且看到贫下中农，我得低着头作认罪状，不能乱说乱动。瞎瓜虽然说不上文化水平，但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就是“举贤不避亲”，他儿子向三旭是民兵连长，而儿媳妇钱岩米则是食堂里掌勺的管理员。钱岩米这个岗位是生产队里最令人羡慕的岗位之一，不用到地里去遭受日晒雨淋，舒适轻松，而且在分发饭菜时，勺子上可以有轻有重，有多有少，算得上实权派。钱岩米长得白胖白胖的，笑起来很甜，可惜她每次看到我的时候，脸上的笑容总是会突然收卷起来，像阳光陡然躲进乌云里。我倒理解她，她能对我这样的阶级敌人保持警惕，这说明她的政治觉悟是很高的。她打给我的饭菜，总是比给贫下中农打的少多了，平均每餐饭要少一两饭的样子，更不会指望她会给我打荤菜。

　　田明发的情况比我要好一点，他虽然是郑孝雄的孙子，但他只是个孩子，是无辜的，所以被定为“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发儿还在襁褓里时，我抱着他到处寻找刚生了孩子的妇女讨一口奶吃，找不到奶时就熬米汤给他度命，总算让他活了下来。菊香过去一直不爱搭理他，所以这孩子跟我亲，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我搂得紧紧的，冬天我跟他相互用体温取暖，日子久了，便让我感觉到一种慰藉。土改不久，我跟菊香离了婚。那时宣传贯彻《婚姻法》，是瞎瓜亲自到我家里来“宣传”的。说是“宣传”，其实说是“宣布”更准确。他是以田家坪大队书记兼五队队长和菊香叔父的双重身份来“宣布”此事的。那天菊香自始至终没有说话，最后咬着嘴唇轻轻地点了点头。后来瞎瓜就帮着把离婚证拿回来了。离婚对于菊香来说，是“弃暗投明”，很好，我一点儿也不怨菊香，因为我并不觉得委屈，想一想我世勋叔叔和黎步咏，我现在什么委屈都能承受，我早已学会了逆来顺受，我反而打心眼儿里感谢《婚姻法》，它帮我结束了这一段毫无生气的婚姻。我俩已经好多年连架也懒得吵了。离婚对菊香除了婚姻上的解脱，还有政治上的解放。离婚后她被定了上中农的成分，不再需要遭受富农婆的恶劣待遇了。但毕竟这是一段二十多年的婚姻，毕竟菊香也不容易，所以我内心里有一点不忍心，但是我忍心不忍心又有何用？

　　离婚后，我把土改时安排给我们的两间偏屋让给了菊香住。菊香当时倒是犹豫着不肯接受这种安排，但她叔父瞎瓜替他做主，她只好接受了。我和我妈还有发儿没地方住了，便搬了出来，傍着西边山墙搭了个千脚落地的窝棚，然后用泥巴糊了壁缝，勉强安身。一年后，我妈病逝了，可怜她一生就只是跟我爹成亲那阵子过了几天富贵日子，后来这个家里一直灾祸连绵，到她死的时候家业全面败落。她跟着我和钟韵两个儿女愁了一辈子，跟媳妇菊香吵了一辈子。她严重哮喘时，还挨过两次批斗，有一次被晒得晕倒在主席台上。她死后连棺材也没有，只用草席简单地裹了一下下葬，好不凄凉。我对不起我妈，但是天可怜见，我实在没有办法把我妈安埋得好一些。

　　2

　　田家大院除了菊香还住着两间偏屋外，现在还住着另外四户人家。

　　瞎瓜在正东头，占了六间屋子。土改那年他家搬进来不久，民兵连长向三旭便娶了钱岩米。他俩的婚床，正是我当年跟菊香结婚时的滴水床，雕龙描凤，富丽堂皇，到土改时二十多年过去却也没怎么褪色。尽管这张床给我和菊香带来的并不是幸福美满，但是想来他俩在床上有“政治挂帅”，也许情况会不一样，毕竟时代不一样，各人的福份也是不一样的。看来瞎瓜还是很有眼光的，很早就看准了这张床，就在为儿子结婚做思想准备了。那天钱岩米嫁过来的时候，瞎瓜几个当年的佃农朋友给他特制了一个吹火筒，里面灌满了七八斤重的细沙，让他斜挎在背上。当年瞎瓜那几个朋友的儿子娶媳妇的时候，他如此地整蛊过他们，但是这次他不耐烦地推开了他们：我是支部书记，这样的玩笑开不得。这弄得大家有点儿下不来台，后来大家尴尬地笑笑，也就散了。

　　再是邓蚂蚁子一家。邓蚂蚁子过去是我们家的佃户，土改时他们作为田家坪最穷的人家，分了我们田家大院的西头正屋五间。邓蚂蚁子家兄弟姊妹七人，他是老六，这么多人口，家境自然特别贫寒了，四十三岁才娶到一个瞎子女人，生下邓美娇。邓美娇两岁上死了瞎子妈。对于她的家庭，我可没少关照，每年减租不说，邓美娇三岁时患肺热，因没钱看病耽误时间而导致了肺脓肿，邓蚂蚁子抱着她找我借钱，我借给他两块大洋，并陪着他去找了国军设在佷山镇上的伤兵医院，那里有我熟悉的医生，才救了她一命。邓蚂蚁子一直没钱还我，我也根本没指望他还，后来我怕他有压力，还专门对他说，孩子病治好了是大事，两块大洋的事就算了。邓蚂蚁子对我一直是感恩戴德的。他女儿邓美娇渐渐长大了，眉目还算清秀，给我的感觉是枯树蔸上开出了一朵鲜花。她没读过书，土改后期进了妇女识字班勉强认了几百个汉字，脱了盲。

　　还有李小虫和他老伴儿住在后院偏屋。李小虫本名叫李伟龙，但是他长相萎琐，加上胆小怕事，与他的名字极不相称，所以人们都叫他“李小虫”。这家人也是我家佃户，家世很惨。老伴儿妇科病，多年渗漏不止，失去劳动能力，多半时间在床上躺着唉声叹气的。大儿子被抓了壮丁，再没有音讯。女儿解放前被路过田家坪的国民党溃军轮奸，并且带走了，后来下落不明。二儿子自愿参加抗美援朝，却死在朝鲜战场。现在他俩都六十了，守着二儿子挣的“烈属光荣”的牌子，显得很是孤苦。

　　我们田家人，只剩下田怀勋还住在田家大院。抗美援朝期间，田怀勋从班长升到营长，在一次战斗中被一块弹片打中了大腿骨，但捡回了一条性命，伤愈后复员归来，在家里休养过一段时间，能正常走路了。他跟我的关系有点儿尴尬，本来我们是兄弟，他倒也是顾念亲情的，但他跟我常常无言以对。我很理解他的处境。他出身在我们这个家庭，按理应该至少也是个富农，但他是“红六军”军长的后人，正宗的烈士遗孤，他自己又是光荣负伤的复员军官，所以他回来后贫协把他的成分定为了中农。我们过去虽然是一家人，是叔伯兄弟，而且他是由我妈和菊香把他抚养大的，但现在因为阶级划分，我们明显处于两个阵营里了。我的成分高，他不便跟我亲近，即使我们有很多话想说，但没办法说。他回乡养伤期间结了婚，娶的是“竹林七贤”吕少南的二女儿吕芳菲。说起来他俩当年抗战时在佷山镇上看我们唱戏时就认识了。那时他俩都还小，没想到几年后成就了姻缘。不久吕芳菲生了女儿田合作。次年春节过后，田怀勋担任了佷山公社人武部长。四年后，又有了儿子田跃进。

　　3

　　在墙上悬挂了一年，一直处于休闲状态的割谷刀，被人们重新记起。傍晚时分，远远近近响起了一片嚯嚯的磨刀声。这时，瞎瓜去县里参加了一个什么会议回来，当夜召集全大队社员召开紧急会。田氏祠堂前面的台子上摆了一张桌子，桌子后面点了三盏汽灯，亮如白昼。台下黑压压一片人头，点了名，全大队八个生产队六百余社员只缺各生产队食堂里的人员和五个病号，其余男女老少全到了。李光明和瞎瓜神气地坐在主席台上。会议开始的时候，照例是民兵连长向三旭领呼政治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然后他大声吆喝道：把富农分子田钟乐带上来，向贫下中农低头认罪。

　　呼口号声刚落，瞎瓜干咳了几声，卷了卷袖子，站起来：社员同志们，今晚我们开一个很重要的会，传达县里的会议精神，召开大跃进誓师大会。你们都要认真地听，听了，马上要落实，超英赶美，连夜行动。今天，在我们大队指导工作的工作组长、公社革委会主任李光明同志也来了。下面，请李主任讲重要意见。

　　李光明拿搪瓷缸子喝了一大口水。他从“三面红旗”的意义，从中央、省、地区的会议精神开始讲起，讲到县里要求在粮食生产和钢铁产量上放“卫星”。讲到县里另外一个公社的先进典型，已经放出了亩产一万斤稻谷的“卫星”。听他这么说，群众都议论纷纷，都在小声的嘀咕着什么。瞎瓜说：不要开小会，安静，安静。李光明说：广大社员同志们，我们佷山公社是什么地方？是革命老苏区。是七十七烈士就义之地。难道我们不该发扬革命先烈的革命精神，为老苏区争光？难道别的大队能够创造出来的奇迹，不该由我们来创造？不，我就不信这个邪。我们一定可以放更大的卫星。

　　李光明所说的“七十七烈士”，是前不久在修公路工程的时候，从镇东烟台子旁的一个石灰窑里挖出了七十七具尸体，显然是“红六军”兵败而牺牲在此地的红军烈士的尸体。此七十七具尸体，应该只是“红六军”牺牲者中的一部分。这些尸体被挖掘出来时，面目早已腐朽，有的成了枯骨，所以这七十七位烈士全都无法核实清楚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