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彤彤的姐》(35)

　　收养发儿，既是对田钟乐人格和美德的精彩刻划，同时也是命运在这里草蛇灰线，埋下的千里伏笔。羊角岩不会让读者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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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斗会还在继续进行，并且达到了某种效果。批斗会结束后，李光明宣布：把大地主、坏分子田钟乐押到区政府，听候处理。散会后，李光明安排由胡秘书带着两位民兵，先把我押往区政府。我预感到我可能回不来了——我有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问题，在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里得不到一个好的结果。路过我家门口的时候，我对胡秘书说：我要回家看看，耽误一小会儿。胡秘书犹豫了一下，不过还是点头同意了：时间不能太长。我很感动。胡秘书名叫胡学环。他没有得到李副区长的指示，擅自同意我回家看看，无论出现什么状况，他都是有重大责任的。我对他说：你放心吧，几句话的事。

　　我被反绑着双手，心想这回准是生离死别了，但我故作轻松地对我妈说，他们通知我去区政府把几个问题说清楚，没什么大不了的，您别担心，我明后天准会回来。我妈都吓得快要晕过去了。这些年，我妈就是这样跟着我愁过来的。这次土改，已经听说别的地方有在批斗会上当场打死地主的消息，还有更多公开镇压地主的消息，我现在这个样子，她能放心吗？但是事已至此，也不是我妈能够左右的，她只能痛苦地等待着结局。这时我妈背在背篓里的田明发看到我，却乐了，他挥舞着小手，“爸爸”、“爸爸”地叫着，声音像刚蔫了花的黄瓜一样脆生生的。他的笑容多么天真可爱呵，这给我心里一种清凉的安慰。

　　我不忍心多在我妈面前呆着，这太残酷，于是到里屋跟菊香告别。她在床上躺下了，蒙着头。刚才她肯定已看到了我被批斗的情景。作为婆娘，这样的情景肯定使她感到蒙受羞辱了。我很抱歉，可我又怀有一丝对她的怨恨，我在心里说：哼，你他妈委屈？斗争我的时候，最得力的弹药就是你的叔父瞎瓜提供的。我晓得我这么说对她不公，因为瞎瓜一家人毕竟跟她在感情上并不很亲，而现在我想她心里也是难受的，所以我把自己复杂的情绪强咽下肚里，真诚地对她交待说：这次土改，我看来没有好果子吃。估计我们的土地和房子都会被没收，我的命也可能会不保。如果我被怎么了，你早点儿打主意，另外嫁个男人过日子吧。这辈子你跟着我受屈了，你多担待点儿。

　　我没听到她说什么。但是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听到她似乎是咬着被角发出了像母狼一样的哀嚎，让我的心一阵颤抖。

　　到了区政府，我被关押在一间牢房里。这间牢房曾是郑孝雄关押过覃国华老师的牢房。我晓得覃国华老师在这间牢房里是受到了特殊礼遇的，但是他从这牢房走出去以后，最终还是被红军当作改组派给镇压了。我想，这回我的生命也算是走到了尽头。委屈吗？当然委屈，但是想一想黎步咏，我又有多大的委屈？黎步咏师长、江河政委对革命贡献那么大，还不是上面人说他是改组派就是改组派，说杀就被杀掉了？我一条贱命，又算得了什么？虽然我还是留恋生命的，但我的活头儿已经是赚出来的了，我何怕之有？对于死亡，我倒是有那么点向往，有那么点跃跃欲试，因为我想，玉露在黄泉路上等我已是五六年了，这回，我终于可以跟她去团聚了。她一个人在那边太过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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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要死了，我特别想念我的双胞胎儿子，不觉泪流满面。他俩双双失踪几年杳无音信，文道是一直没收到他的来信，文德则是自他在南京发出那封信后便再没信来，估计他俩多半不在人世了。这些年战乱，该死了多少人呵，所以死亡实在乃是稀松平常之事。如今除了我妈，人世间我究竟还有多少可留恋的呢？我也想念怀勋，三个孩子中，总算有他活着，并且有出息了。他是烈士遗孤、红六军军长后人，他有出息是应该的，没出息倒是老天不公平。

　　第三天上午是万人公判大会。看守我的民兵告诉我大会的会场设在烟台子。烟台子是一个好地方，临着清江，地势显耀，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好法场。许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郑孝雄斩杀我叔叔田世勋，我曾在这里陪斩，那次把我吓瘫了，吓傻了，吓得尿裤子了，想一想真是惭愧。

　　公判大会定于上午十点钟举行。那天我记得蓝色的天幕上飘荡着一团团洁白的云彩。我在想喊几句什么口号？我该喊几句“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说明我对这个红色政权是有感情的？但是我又觉得不恰当。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是人民的敌人，是坏分子，喊这样的口号有不伦不类的感觉。喊这样的口号就能证明我的无辜了？

　　我没想到，我命不该绝。这天到了十点钟，我们还没有被押出牢房。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我才晓得，那天恰好县委书记徐诗力同志来佷山检查土改工作。他是九点半钟赶到的，副区长李光明迎接了他那一行人，并向他汇报说区里马上要开公判大会镇压恶霸地主，徐书记便亲自过问要执行枪决的是哪几位地主，劣迹如何？他听到了我的名字，连忙说：田钟乐？田家坪的？当过红军的那位？李光明汇报说：是的，就是他。徐诗力马上板着脸说：你们荒唐不荒唐？您的意思是？田钟乐的情况，我是晓得的。他在解放战争中帮我们送信，策反了沈大熙，他是立了大功的。我们怎么能杀有功之臣呢？跟他同来的县民政科科长也说：田钟乐的大儿子田文道，是光荣的解放军连长，他最近在贵州剿匪中英勇牺牲了。我这次随徐书记来佷山，其中一项工作内容正是要到田钟乐家登门致哀，送烈属证的。这样的同志，怎么能当恶霸地主杀掉？李光明犹豫着说：可是，他当年被红军肃反，给他逃掉了，所以他有历史问题，再说他真是地主，而且他的小儿子田文德是在国民党里……我们不晓得他大儿子的情况……民政科长冷冷地说：你就按徐书记的意见办吧。

　　这天的万人公判大会比原定时间延迟了半小时，还是正常召开了。另有两位恶霸地主像死狗一样的被拉出去执行了枪决，而我则捡回了我的性命，还受到了徐诗力书记的接见，并由民政科长给我颁授了一份红胶壳的《烈属证》。但我却忘了对徐书记和县民政科长说感谢，因为一种突如其来的悲恸像尖刀一样扎在我的心里。我得到了我的大儿子文道的死讯了。为什么死的不是我？我想死，却为何已经两次三番地死不成？我宁愿用我的死亡来换取文道的活着。他那么年轻，那么鲜活，怎么竟死在我的前头了？

　　第五章 大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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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家坪大队五生产队的食堂，是由原来的田氏宗祠改造而成的。五队二十四户八十八口男女老少都统一在这里进餐，不需要付钱，一日三餐听到食堂敲钟来吃就行了。各家各户的炊事工具，包括锅碗瓢盆，全都上交到食堂里统一使用。食堂每天像赶集一样热闹，每次钟还没响，人们便已经迫不及待地等着开饭了，天井里一片敲击碗筷的声音，像是一场狂欢。这是田家坪自古以来没有过的景象。按需分配呵，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已经实现了呵，人们自然都兴奋不已。都敞着肚皮吃，比着赛吃，一些人撑得像孕妇一样直不起腰来。

　　我说的是贫下中农的生活。他们欢声笑语，非常幸福。我是富农，不属于他们中的一员，但是我也很受他们情绪的感染，只是我看不惯他们的浪费。他们把吃不完的饭菜到处乱丢，地上到处都是，食堂事务长田疙瘩时常嘴里不干不净地责骂那些丢饭菜的人，但没有人听得进去。简直是暴殄天物呵，这是要遭雷打的呀——这句话让人想起郑孝雄的死法来。从小我爷爷就给我灌输要节约粮食的观点，我认为永远是不会过时的。当然这些话只能藏在我的心里，我是不能有丝毫的吐露的，否则那就是罪状，就是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对新社会的仇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