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彤彤的姐》(17)

　　菊香不做声了。其实这个情况菊香心里应该是明白的，并不会觉得突然，只是求证一下而已。我讨好似地伸出胳膊要揽过她的头，她猛然用力把我推开了。你怎么啦？这些年，我天天替你担心，替你愁，愁你是死了还是活着，愁你在外受苦。没想到，你在外面风流快活哩，怪不得这么多年不肯回家。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回家？我在外当然是受苦了。哪里光是风流快活？我们一直靠乞讨过日子，居无定所，好多时候饭都吃不饱，天天想家，想你和孩子，我容易吗？你是说我在家容易了？当年听说你在麻池被红军镇压了，我差点儿哭死。这些年，我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都是一把屎一把尿的，我容易吗？你妈生病，精神有问题，一直是我照顾她，帮她看医生，过了一两年她才看起来正常了。她还常常跟我吵嘴。我容易吗？别的女人都有男人在家，家里有个主心骨，我呢？我男人不仅指靠不上，还在外面跟别的女人一起风流快活。天哪，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哦？还不如死了的好。菊香大声地哭了起来。你声音小点儿好不好？让妈和孩子们听到多不好。菊香却仍然不管不顾地大哭着。我妈在“笃笃”敲门。你们怎么啦？没什么事儿，您去睡吧。我妈责备我说：你出门这么多年，菊香也不容易，你把她照顾好，别刚到家就哭的哭喊的喊。我妈明里是在责备我，但我听出这里面也有劝说菊香的意思。菊香撒泼似地对在门外的我妈控诉说：您儿子在外面做的好事。我则在内心里对我妈解释：妈，不是这样的，真不是这样的。

　　2

　　我在礁石堆里醒过来了，我的双脚浸泡在冰冷的江水里。这时已是深夜，我睁开眼睛，看到月亮很圆，明亮得像一只黄灿灿的铜盆。清江还在优雅地唱着一支很古老的摇篮曲。这时我已经想起了行刑队的麻袋，想起了我们被装进麻袋里从悬崖上往清江里扔的情景，想起了柚子头塞在我手里的无柄小刀。是柚子头这小子救了我。覃国华老师呢？他还活着吗？他有这种幸运吗？恐怕难。如果没有这种特殊的解救，他只有死路一条。他应该已经沉入江底，被大鱼吃掉了吧？

　　我曾救过柚子头一命，现在柚子头也救了我一回。一命换一命，我跟他是两不相欠了。但是我想起他就不是滋味儿。是他亲手枪杀了黎步咏、江河两位红军英雄，这使他在我眼里变得邪恶和污秽。虽然我知道他也是在执行上级命令，他也不得已，但是他的手上毕竟沾满了鲜血和罪恶。而且我在想，胡天康、田宜生为什么要这么仇恨黎步咏和江河们？这究竟是为什么？是为了红军的发展吗？可是我相信“红六军”失去了黎步咏、江河之后，只能是群龙无首，只能是灰飞烟灭。田宜生现在当了师长了，显然他是一个受益者；而我突然想起，我和柚子头在县城里打开监狱门，扶着他走出来的情景。他浑身是伤，皮开肉绽。他在监狱里会那么坚强吗？他会不会经不起严刑拷打而叛变？而胡天康出示给我看的黎步咏写的那封莫名其妙的信，是不是一种栽脏陷害？是不是敌人设下的反间计？这些问题，只是一种朦胧的想法，而且过于复杂，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实在想不清楚其中的奥妙……

　　我挣扎着站了起来。我在想我该往哪里走。我现在什么也不是。既不是国民党的人，也不是红军的人。我分别是他们双方的敌人。国民党和红军，谁见到我都会要杀我。满世界的人都要杀我。这一刻我特别想念我的亲人们，我妈，我老婆菊香，我的双胞胎儿子，我想见他们了。但是我能够回去吗？我已经是一个被执行了死刑的“改组派”。现在佷山镇是红色苏区的地盘，如果让赤卫队员发现了我的踪迹，不仅我会被重新抓起来杀掉，而且恐怕还得连累柚子头。当然打死我我也不会说是柚子头暗中助我逃命。我是谁？我为什么会活着？这显然是一个问题。反正，我不能回到佷山。于是我作出了一个决定，远走高飞，逃到一个没有人能够认识我的地方去。现在是乱世，到处都在打仗，红与白两个颜色的党在打仗。将来或许会有一个党派最终胜利，掌握天下，但是我现在不再想投奔哪个党派了。我跟着世勋叔叔懂得了封建地主阶级是腐朽没落的阶级，事实上我背叛了这个阶级；但是在红军中我却无法洗清我的富农阶级血统，正如我无法洗清屁股上的胎记。所以我大概什么也不是了。现在我唯一知道的只是我还活着。那么我现在该往哪里走往哪里飞？

　　我想到松滋王家场。我妈的娘家在那里。但是我妈只晓得她是跟我外婆一起从王家场逃荒来的，却记不清她老家具体在哪个村，有些什么亲人了。王家场只是一个方向，是陌生的，但是现在在我心里，它却是一块最亲切、最母亲的土地了。我决定投奔王家场。没准儿我能在王家场发生什么奇遇，可以找到我妈的娘家，认识她娘家的亲人。如果能找到，我或许可以有所依靠，先在那里安顿一段时间再说。

　　饥饿教我学会了乞讨。我是绕道五峰，一路向东，再向北，沿途乞讨着到了松滋县王家场的。到了以后我才晓得，王家场在长江边儿上，面积好大，而且百分之八十的当地居民都姓王。我想我的妈呀，我要找你的娘家，好比大海捞针。没事儿，那我慢慢找吧。好在王家场不会有人认出我，我倒是能够放心了。我开始给人打短工，做地里的活儿。我不会干活，老是遭到主人的喝斥，看你一副造业相，但干活却像个少爷，头去腰不来的。你这样的人，饿死活该。我听到“少爷”这个词儿，就心惊肉跳。“忍”字头上一把刀。为了活着，我得忍着。有一天当地有一家老了人，请我们都去帮忙，那天我的任务是劈柴烧开水。主家请了几个坐堂师傅打丧鼓混夜，我到了下半夜没什么事儿可做的时候，不免凑拢去听他们唱歌。当地兴的是坐丧，而我们清江流域兴的是跳撒叶尔嗬。我看到那位掌鼓师傅真的很棒，他打鼓的时候，进入到一种忘情的状态，充满力量，到了鼓声激越处，他蹦跳得老高，整个身体有一种天然的协调感，太美啦。至于他的唱腔，我觉得他唱得好像一般吧，但人们还是听得津津有味儿的。我不免技痒难熬，便上去帮了一嗓子，结果掌鼓师傅很吃惊地问：小师傅是哪里人？唱得很好听哩。怎么有这么好的嗓子？你单独唱一个？我想起了村口的古槐树，便唱了一支“高高山上一树槐”：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攀槐枝望郎来，娘问女儿望什么，我望槐花几时开，稀乎说成望郎来。那天晚上我接连唱了七八支歌。后来我说我还会跳。我说我们那地方老了人都是跳撒叶儿嗬的，年轻人非正常死亡则不能享受这样的礼遇。我们觉得人能够活到自己老死，那是一件多么荣幸的事，所以我们不喜欢那么悲悲戚戚的，而是很热烈地跳着舞，欢送亡者驾鹤西去。于是掌鼓师傅让我跳给他们看，我就跳，跳“凤凰闪翅”、“燕儿含泥”、“猛虎下山”、“犀牛望月”、“牛擦痒”等等。看来这事儿对他们很稀奇，他们没见过这个，所以他们跃跃欲试地站起身来要跟我学跳撒叶儿嗬。

　　因为露了一手，所以我便幻想着加入王师傅他们的六合班子，并为这个想法激动着。加入他们的班子，可以隔三差五地混上一餐饱饭，比我现在这样干力气活要轻松得多。虽然要熬夜，但我年轻不怕这个。再说，遇上经济稍微好点儿的人家，还会封几十文钱的利市钱，反正我也没有什么要花钱的地方，慢慢地就可以存点儿钱。而且我听说王师傅还是一名甲长，跟他混熟了他可能照应着我这个外乡人。后来再遇上他的时候，我便对他说了这个请求，但他却不肯同意，他说他这个班子人员都是相对固定的，我加入的话大家不见得会同意。我好不气馁，后来有朋友点拨我说，王甲长在当地是有人望的人，你比他还会唱，岂不是会抢了他的风头？再说，你也该孝敬孝敬他，拜拜土地嘛。我这才开了窍，于是把身上仅有的几十文钱都买了礼品，登门拜访，王师傅总算没有让我失望，爽快地同意再有什么红白喜事的时候便邀我。后来他真的开始邀请我参加了。我便有一些机会一展歌喉并挣一点微薄的利市钱了。有了几块钱的积蓄的时候，我便自己做了一把三弦琴和一副云板，我开始弹唱南曲给人们听。渐渐地我觉得我像个流浪艺人了。虽然艺人算是“下九流”，属于民谚说的“王八、戏子、吹鼓手，坐阶沿，喝冷酒”的范畴，但是我还是感到艺人的受人尊敬。那位王师傅后来待我倒也不错，有时候会招呼我到他家里住几天。他几次对我说，你在当地有什么困难，遭谁欺负，尽管对我说，我保证摆平。我一直对他隐瞒着我的逃亡身份，幸好他也不多问我什么，反正这年头逃荒逃难的人也多着。他家里并不富裕，只是能勉强遮蔽风雨，但在我看来就是天堂。他家里有一个比我小几岁的儿子叫二蛋，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一脸的麻子，个头矮了我一大截，而且是个瘸子，说话还有点儿结巴。看到他我就想起我婆娘菊香了，她也是个瘸子呀，所以我觉得格外同情二蛋。

　　日子这么浑浑噩噩地过着，我离家算起来又是两年多时间了，家里人一定以为我早已死了，骨头都打得鼓了吧？我当流浪艺人走街串户，消息还算灵通，我听说长阳的苏维埃政府、农会等已经被湘鄂西特委宣布解散了，长阳苏区已经彻底垮掉了，红色政权丢失了。虽然这些坏消息是我早就预料之中的情形，但我还是感到震惊和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