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东》(11)

　　只在一瞬间，我感到自己便糖一般地融化了。她反复在说着“这个时代”，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是的，这是一个我们在大学时无法想象的时代。那时候，茉莉是一个将十字架挂在胸口的女生，是一个为了道义便可以去陪伴那位慷慨激昂的病人的女生，而在这个时代，她要一边做着经理，一边被爱。

　　“晓东，不要谴责我，起码现在不要……”她在手机的另一端发出一种不禁而出的介于啜泣和恸哭之间的气声。“我刚刚丢了儿子。”她说。

　　我当然无意去谴责她。人人都在偷窃着生活，她只是很不幸被逮着了而已。在这个时代里，我也活得看起来有滋有味，我在讲台上说油嘴滑舌的学问，我在床上，奏响一个又一个女人。那个唯一有权利对这个时代疾言厉色着去谴责的人，他失踪了。

　　十点三十分的飞机，我八点钟就要出发。

　　起来后我刮了胡子，冲了澡，然后背上包离开。

　　在前台结账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瘦削的男人。他匆匆走向宾馆的大门，手里握着手机。从我的位置望过去，黄铜门饰在朝阳下熠熠生辉，炫目极了。我看到他站在了宾馆门外的台阶上，四下张望，似乎在找什么人。

　　我紧随出去，还没有走到他的身后，就看到了马路对面的男孩。

　　马路是双向八车道，此时亮着人行红灯。男孩背着双肩包，两只手抱在胸前，一件衣服搭在上面。他安静地站在人行道上等待红灯过去，影子在朝阳下长得出奇。这时候车流还很稀疏，已经有行人自顾穿越着马路。但是他却很守规矩。绿灯亮了。我从路的这边迎着他走去。如果要从我四十多岁的所有时光中选择和截取一些永不磨灭的时刻，这一刻必定会入选其中。这一刻，那种强烈的迎着什么而去但又是不期而遇的滋味，令我悲欣交集。

　　男孩走得不慌不忙，在马路的正中与我交会。彼此错身的一刻，我的手揽住了他的肩头，用一种他根本无法抵挡的力道与巧劲，将他的方向扳转了过去。他当然会挣扎。但我的臂膀宛如铁铸。我的另一只手也已经死死捏住了他衣服下交错着的双手。他被我控制着。这只是一瞬间的事。

　　“今天你已经十四岁了。”我低声说，并没有看他，而是望着前方，拖着他走。

　　我感到这句话让他的挣扎一下子变弱了。但我依然宛如环抱着一头小兽。这时候我感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认为成年人总是可以挟持和制服一个孩子，这个规矩简直他妈的正确极了。他有些踉跄，跟着我回到了马路的对面。我们没有停下，勾肩搭背地一直向前走去。在一个早点摊前，我放松了手上的力量。他感觉到了，肩膀从我的胳膊下闪出。但他裹在衣服下的双手依然被我控制着。

　　“交给我吧？”我用商量的口吻对他说。

　　他迟疑了一下，终于决定彻底放弃。在我看来，这是个很理智的孩子，他不做无谓的反抗。他的双手抽出来了，衣服和其下掩藏着的物件落在了我的手里。不用看，凭手感，我也知道那是一把短刃。

　　早点摊卖油条和豆浆。我们在小板凳上坐下，要了早点。他动作不是很大地活动着肩膀。尽管我注意手上的分寸，但还是应当不免弄疼了他。这时候，我才有暇认真打量他。他穿着V领黑T恤，高高瘦瘦，四肢细长，额上有几粒青春痘。我知道他十四岁了，否则我不一定猜得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有种蒙昧的特质，他们正处在人生的灰色地带，像是正在渡河，过渡在此岸与彼岸之间。男孩像茉莉，同时，也像周又坚。这个认识突然让我鼻子一酸。想必他也在认真地打量着我，心里没准在想，要不了几年，眼前这个矮家伙就将不是对手。

　　他问：“你是谁？”

　　“我是你叔叔。”我用一种格外诚恳的态度回答他。

　　“我不认识你。”

　　“是的，我也不认识你。”我觉得自己眼中涌上了泪水，“但我认识你的爸爸，还有你的妈妈。”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是在陈述一个非常重大的事实，“我们是大学时代的同学、朋友。”我有一种中年男人源自挫折和困厄才有的真诚。我觉得此刻我面对着的，就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亏欠。我们这一代人溃败了，才有这个孩子怀抱短刃上路的今天。

　　男孩看到了我眼中的泪水。我的声音八成也泄露了我的心情。他可能并不理解我的伤悲。

　　但我相信，他被打动了。他将盛着油条的碟子向我这边挪了挪，自己低头去喝豆浆。“你怎么找到我的？”他问。他的声音在变声期，瓮声瓮气，似乎比一个成年男人还要沉闷。

　　“凭着直觉。”这么回答他，我没有一点敷衍的意思，我觉得，只有“直觉”配得上此刻。

　　“我还会再来。”他说得很平静。

　　“那么，我还会凭着直觉来阻拦你。”我从兜里摸出了手机，拨出茉莉的号码递给他。

　　男孩接过手机，半天不作声，只是安静地放在耳边。“妈，是我，”他终于开口了，“我很好，你别哭了。”然后又是静静地聆听。

　　我自顾吃着浸了豆浆的油条，直到他将手机递给了我。

　　茉莉在手机里哭着说：“究竟怎么回事，晓东你们在哪儿？”

　　“没事了，我们现在就回去，顺利的话，下午就该在兰城了。”

　　她还想再说下去，我摁断了信号。

　　男孩吃得不少，一碗豆浆，四根油条。这个饭量让我感到松弛了些。“好吧，我们走。”我说。

　　在一只垃圾桶旁，我丢掉了男孩衣服里的凶器。我并不想检查这把短刃，它是否锋利，能够造成怎样的伤害，这些问题都令我感到厌恶。我把衣服还给他。是一件红白相间的校服，化纤面料，一把刀塞在里面都不会觉得舒服。

　　我们站在路边打车。

　　“这几天你住在哪儿？”我问。

　　“附近的私人旅馆。”男孩穿着帆布鞋的双脚轮番在地上无聊地蹭着，“一晚上才二十五块钱。”

　　“你用什么方法把那个男人叫出宾馆的？”

　　“挺简单的，”他笑了，有些得意，露出了一个大男孩的天性，“我有我妈的手机，”他摸出自己从家中带走的那只手机，“上面有那个人的号码，我打给他，说我是莫莉的儿子，我和母亲来西安了，但是母亲摔倒在宾馆门前了，让他下来帮忙。”说完他随手将手机递给了我，我将此视作他的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他在缴械——既然他已经交出了自己的刀。果然，手机出手后，他的神情确乎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你很聪明。”我将这部象征着负担的手机装进口袋，忧伤地看着他，“这些都是你计划好的。”

　　他抿起嘴，脸上有些羞涩。“你不必这样表扬我。”

　　“但是，为什么你没有按照计划行动？”

　　“什么？”

　　“你应该在昨天行动的。”

　　“嗯？”

　　“今天你已经年满十四岁了。”

　　“今天就是我想要的日子。”

　　我吃了一惊。“为什么？你知道的，过了昨天，同样的行为，在法律上会承担不同的结果。”

　　“我就是要做一件自己可以承担结果的事情。”他的两只手扣在双肩包的背带上，望着天空，“我不想让我做的事在你们看来只是一场不用负责的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