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唐布拉》(34)

　　飞梦到神州！

　　志锐于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秋抵达伊犁，这是他第一次到新疆。按清朝体制，领队大臣只管带兵，对朝中大事及地方政务均无权过问，也不得单独向朝廷递送奏折。一向关注时事的志锐在伊犁任职期间深居简出，寡于言语，终日饮酒作诗排遣内心郁闷。但身处逆境中的志锐坚信“不久当有边事，为朝廷忧，会得当以报，犹吾志也”。他假借外出行猎之事，用心审视伊犁各地卡伦、鄂博，将各处山川隘口和险地要塞烂熟于心。

　　1904年4月，志锐被派赴喀什噶尔清理伊犁、喀什噶尔中俄边民纠纷积案。新疆自光绪十年建省以来，南疆中俄边民互控积案从未审理，历年既久，文牍愈繁，审理结案有极大难度。然而志锐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将所有积案迅速清理完毕，共结案1968起，而且基本照顾到争执互控双方利益。为此他获得中外边民的交口称赞，也使得企图借此大做文章的俄方官员无隙可乘。志锐高效干练的断事能力，给朝廷留下深刻印象，成为日后东山再起的重要资本。

　　志锐在会办中俄伊犁积案时，也奉命与俄官员商议选派留学生事宜。1903年，新任伊犁将军马亮奏请在伊犁开设学堂，堂名为“养正”，由志锐兼任总理学堂事务。获准后即在伊犁挑选满蒙幼童10名、青年学生2名，派佐领一人管理，由志锐带领到俄国七河省会阿拉木图安置学习。第二年志锐赴喀什办案取道俄境时，还专门考察了留学生情况。伊犁养正学堂于1904年春开学，分为满、汉、蒙、俄4种语言班授课。志锐离任时，各班学习大有进步，赴俄留学生也成效可观。

　　志锐戍守边塞，空存大志，始终没有施展宏图的用武之地，但他从未中止过对国事的忧心，不断提出一些很有见地的策论举措。

　　例如，志锐多次上疏直言消除满汉隔阂，恳请朝廷实行“融合汉满”，他说，因为对汉人和满人“一切功名，享权利、沐恩泽之举”不平等，以至于汉人“积忿难平，争心更炽”，这对朝廷实在不是好事情。再如，志锐曾5次上疏纵论西北边务，提出“弭边患、御外侮、筹饷练兵以救危局”的主张，对于外敌，他力主迎战，并请缨领军。伊犁孤悬西域，紧邻沙俄，地广兵单。志锐所辖索伦营负责伊犁河北岸沿边防务，关系紧要。他虽是被降职使用，又无上奏之权，但依然关注边防，披览舆图，考察山川，呼吁警惕沙俄的侵略。

　　1903年夏，俄国与日本为争夺在我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剑拔弩张，伊犁人心惶恐。为加强边防，安定民心，他陪同马亮出惠远城，过伊犁河，抵格登山，归途翻越乌孙山，巡查锡伯营各牛录营地。俄国与日本交战失败后，摊派过重，人心悲怨，伊犁近边一带十分紧张，志锐巡阅索伦边界卡伦，并以狩猎之名亲访边地情况，“伏思邻邦多故，边防宜严”。

　　还有，他多次陈述外国人士到新疆“游历”弊端。当时在新疆“游历”的外国人，或者借传教办学为名，传播“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潮，或者利用各种形式的探险旅行、考察，进行文化侵略、资源掠夺，甚至间谍活动。这些行为给新疆留下诸多遗患，造成巨大损失。

　　1906年春，志锐调为宁夏副都统。1908年冬，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光绪之弟醇亲王载沣摄政，特旨召志锐进京，此时距1894年出京已过15年，8个月后授杭州将军。

　　辛亥革命前，新疆革命党人积极活动，力图推翻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为稳定边陲，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决定起用时任杭州将军的志锐。58岁的志锐十分清楚自己即将面对的形势有多么严峻和凶险，也预感到清王朝的灭亡只是旦夕之事，但他没有丝毫犹疑，慷慨赴命。

　　入京觐见时，志锐再次条陈自己“弭边患、御外侮、筹饷练兵以救危局”主张，认为只有强大的军队才能够挽救清廷。同时还奏称“边防危急，财政艰难，责任虽专，事权不一，欲期整顿，必须变通”，促使清政府对伊犁将军职限进行了新疆建省以来的再次调整。他久在边疆任职，最关心的是筹饷练兵，但国库空虚，根本无法支付饷银。为此叹息“今日之事不可为，世受国恩，唯欠一死”。

　　1911年8月，志锐冒着酷暑西行。出关前，遍写家书以告亲朋，表示世受国恩，入仕30年来，又屡遭贬谪，报国之心始终未酬，值此国家危难时刻，只有以死相报，“以身许国，不作生入玉门关想”。

　　按清政府规定，任职伊犁的官员到职时限是8个月，当时许多官员视西北新疆为畏途，常迟滞拖延甚至借口种种拒不到任，而志锐却日夜兼程，整个行程只用了3个月时间。

　　10月志锐进入新疆时，传来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有人劝其少留，以观形势发展，但志锐不为所动。到达乌鲁木齐后，出于对伊犁新军的不信任，志锐立即着手组建自己的卫队，并企图以此作为基本力量。

　　11月，志锐到达伊犁惠远城，就任伊犁将军职。当时长江流域革命形势高涨，各地纷纷响应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伊犁，“人心浮动，风声紧急”。为遏止革命之火在伊犁的蔓延，志锐在极短时间内，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当时《伊犁白话报》为革命党人控制，是向各族人民宣传革命的舆论阵地，志锐下令停办。因各地响应革命的多为新军，志锐对伊犁新军心存疑惧。他借新军士兵与武备学堂学生殴斗事件，撤销武备学堂，并将新军弹药全部收缴入库，并迫使伊犁陆军协统领杨瓒绪辞职，还以避免冲突为由下令撤销伊犁陆军混成协建制，强行遣散士兵和官佐。志锐还召集旗人保卫惠远城，并调集蒙古官兵千余人屯驻伊犁河南岸。

　　由于这些措施操之过急，又缺少善后措施，致使当地形势迅速激化，造成了兵怒民愤局面，反而促使革命党人加快起义步伐。比如，对于遣返的官兵，志锐不仅不发盘缠及安家费用，还要求将所穿皮衣皮裤全部缴回存库。在杨瓒绪及各方苦求下，志锐表面收回成命，事实上却在官兵返家途中设卡，以武力强迫他们脱下冬装，致使部分官兵冻死于荒郊野外，而大部分官兵因无冬装只能坐困军营。在此情况下，所有官兵当然怨恨至极。同时，志锐又向军民强行高价出售毡帽，可能是为了紧急筹措军饷，但这种高利盘剥和敲诈勒索，无异于白日抢劫，民间也怨恨不满，并同情裁撤官兵的处境。杨瓒绪趁机派革命党人积极活动，将管理南仓军火库的黄立中拉入革命队伍，并取得宗教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同情，伊犁革命运动至此基本酝酿成熟。

　　1912年1月7日，伊犁革命党人在惠远南门外炮营开会，公推杨瓒绪为总司令，决定当天夜晚12时发动起义，不料会场中有两名士兵逃走，革命党人恐事泄露，改为9时起事。

　　在革命党人准备起义之前，志锐已接告密。但志锐以为，城内外都有满蒙兵驻守，又有军标50余，兵力不下数万，震慑有余，且新军弹药已被收缴，故态度镇静，未加防范，直到接到会场潜逃的锡伯士兵密告后，才意识到局面严重性，仓促防范。他一面急令满、蒙驻防各盟旗练军入城防护，同时向城内各旗兵发枪，许以“厚发薪饷”，试图阻止起义。

　　但为时已晚，调遣军队命令尚未发出，革命军已提前发动起义，先是占领南军械库，从库中领取充足的弹药、武器，军威大振，以此攻取了各个战略要地。入城各军先攻将军署，志锐亲兵仓猝应战，先在署前房上与革命军死战，后不支，将署门紧闭，由墙隙射击抵抗。革命军冒险绕攻，纵火攻入将军署。

　　志锐见大势已去，由后花园越墙逃到一个协领府内。那协领恐受牵连，向起义军告密。1月8日晨，起义军将志锐捕获。革命党人先是推举志锐为都督，志锐坚决拒绝，又迫令他赴商会，也被拒绝。革命党人就将他拖至钟鼓楼东侧钱局前枪决示众。清廷闻知后，追谥志锐为文贞，追赠太子少保，遗骨运回北京，葬在沙沟村。志锐的死，标志着清朝伊犁将军军府制统治一个半世纪历史的终结。

　　志锐作为满族官僚贵族，反对辛亥革命，生命也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终结，这并不足惜，但他支持光绪帝亲政，尽心为国守边，关心国事，敢于直言，应该适当肯定。

　　志锐是清代重要的竹枝词作家，其创作的《廓轩竹枝词》百首具有重要的价值。就史料价值而言，它作为研究清代蒙古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资料，补正史之不足；从文学角度来说，它是清代文人边疆竹枝词的代表，其诗性功能远超过一般文人竹枝词，展现了作者的心路历程，凸显其人作品魅力。

　　志锐竹枝词既继承了清代文人边疆竹枝词的传统，又有其独到之处。形式上，志锐的竹枝词通俗清新、轻快活泼，读来朴素自然，婉转流畅，其中大量采用民间口语、俗语、俚语，甚至少数民族语，更为当地人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