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唐布拉》(32)

　　那时候，俄国的财政很困难，国债一天比一天多，与土耳其打了一仗之后，财政更加困难了，因而俄国人要求曾纪泽把赔款增加到1000万卢布。那时，俄国内部有事不得安宁，外部有左宗棠的作战准备，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再加上曾纪泽恪守“替国家保全大局”的信条，以其非凡的毅力和坚韧，始终如一，不为利诱，不折不挠，不屈淫威，“逐日争辩，细意推敲”，始终表现出“不肯苟且迁就之意”，极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双方正式会谈辩论有记录可寻的就有51次，反复争辩达数十万言。

　　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二十四日午后，双方终于重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此次签订的条约全称为《中俄改订条约》，用中、俄、法三国文字写就定稿，中文条约文本有数页为曾纪泽亲手所写。

　　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一)沙俄归还其强占的中国伊犁地区约2万多平方公里的伊犁等9城。但为安置“入俄籍而弃田地之民”，霍尔果斯河以西和伊犁河南北两岸的中国大片领土交由俄方管理。(二)规定“伊犁居民，或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籍者，均听其便”。(三)中国赔款900万卢布(约合509万两白银)，用以“代收、代守伊犁所需兵费”及“补恤”俄商、俄民等。(四)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在中国蒙古地区贸易，照旧免税。(五)准俄国在肃州(指肃州所属的嘉峪关，在今甘肃嘉峪关市)和吐鲁番增设领事。

　　《中俄改订条约》与俄国和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相比，除赔款增加了400万卢布外，在界务和商务方面，中国都争回了很大一部分主权。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条约是从沙俄已经到手的利益中挽回的，是虎口取食，曾纪泽实现了“挽狂澜于既倒，探虎口而索食”的宏愿。这一次谈判成为中国晚清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谈判，在外交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签字之后，沙俄代表、谈判对手格尔斯握着曾纪泽的手说，这一次商改约章是最为困难的一件事，而曾先生能办成，可见才智兼优，能成大事，我非常钦佩。我办外交42年，见到过的人才不计其数，现在与曾先生共事，才知道中国真的有人才呀！格尔斯称曾纪泽为“世界罕见的使才”。

　　这个条约比总理衙门预料得要好，朝廷内外和国际舆论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大胜利。

　　光绪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清政府钦差大臣、全权代表、中国驻俄公使曾纪泽与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重新签订的《中俄改订条约》正式对外发布。

　　此条约一公布，立刻震惊了世界舆论界。

　　英国驻俄国公使德佛椤当日向英国外交部电告此事时称：“奇迹！中国的曾纪泽已迫使俄国做出了它未做过的事，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了出来！”

　　法国驻俄公使商西由衷赞叹：“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的曾纪泽创造的都是一个奇迹！”法国籍军官日意格的评价则是：“我没有看错，曾纪泽的确是我接触到的所有外交官当中最优秀的一个！”

　　英、法、美等国的各大权威报纸均载文评论说：“中国的天才外交官曾纪泽创造了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迹，他迫使大俄帝国把已经吞进口里的土地又吐了出来。这是俄国立国以来不曾有过的事情。”

　　晚清学者俞樾用了16个字评价曾纪泽的这次外交功绩：“公踵其后，十易八九，折冲樽俎，夺肉虎口。”

　　伊犁谈判的成功，提高了清王朝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一改中国近代以来“奴才外交”的懦弱形象。

　　曾纪泽在出使英俄期间，感到清王朝顺应世界潮流的变局已经到来，清王朝这头睡狮正在醒来，“中国真醒大醒”，“无复有睡之意矣”。他用英文写了《中国先睡后醒论》的文章，发表在伦敦的《亚洲季刊》上。文章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列强对中国的鄙视，指出外来侵略足以“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中国“全备稳固可翘足以待”。曾纪泽对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满怀信心。自此文发表后，中国是“睡狮”的观念便不胫而走，成为后来百年中国寻求自强的经典比喻。在此期间，曾纪泽还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普天乐》。

　　1890年2月23 日，突患中风的曾纪泽在任上逝世，时年51岁。朝廷循例抚恤，加太子少保，谥惠敏。正当国家多难之秋，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外交家、一代外交巨子溘然长逝，令人扼腕叹息。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曾纪泽的辞世是中国外交界的重大损失。

　　曾纪泽虽然早已经逝去，但是，他在中国晚清外交领域的杰出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推翻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如果没有曾纪泽艰苦卓绝地与沙俄力争而重新签订《中俄改订条约》，那么，伊犁九城和特克斯的大片国土，就永远不是中国的了！

　　曾纪泽不愧为“外交虎口索食第一人”，不愧为“一代外交巨子”！

　　锡伯族英雄图伯特

　　图伯特是新疆锡伯族人民公认的大英雄，他的不朽功绩有200年来一直福泽着察布查尔锡伯人的大渠为证，这条大渠就是“察布查尔大渠”。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朝政府在平息了准噶尔头目的叛乱之后，接着又平定了南疆的大小和卓的叛乱。1762年，在伊犁建立了将军府，统辖新疆(当时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地区)。这两次平叛，让自诩“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大大松了口气，但是，颇有战略眼光的乾隆很自然地就想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西部边疆的安定，如果仅靠“野战军”长途跋涉作战，是不能持久的。大部队从关内到新疆，军饷、粮草耗费巨大，劳民伤财，而且军事行动往往被动。看起来，还得恢复过去“屯垦戍边”的办法。那样，军队既可以守卫边防，又不需要国家的粮饷。于是，就有了后来锡伯营的“西迁”之举。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农历四月初，清政府决定从盛京所属的17个城乡里抽调锡伯族官兵连同家属4000多人，迁移到新疆伊犁一带驻防，以增强大西北的防务。

　　农历四月十八日，在辽宁省沈阳的一座锡伯家庙里，有数千名锡伯族男女老少聚集在一起进餐。在这悲欢交集的人群里，有一位年满10岁的少年，体质健壮，聪明伶俐，他就是少年图伯特。他1755年五月初八出生在沈阳市北郊的锡伯族村屯里。这天，他也将随军西行，同父辈们一起去守卫祖国的西大门。当时，少年图伯特大概并不真正明白这次远离家乡的确切含义。

　　这支西调的队伍分两批出发。第一批于1764年农历四月十日启程，次年的七月二十日到达伊犁霍城芦草沟；第二批于农历四月十九日出发，次年的七月二十二日抵达芦草沟。途中，妇女老幼坐木轮车备受颠簸之苦，兵丁长途跋涉步履艰辛。他们都在芦草沟西北方向靠北山脚下过了冬季。他们所住过的地方至今还叫作“锡伯图”(即锡伯族人住地之意)。另外，塔城额敏西北方向的“锡伯图”，额尔齐斯河上游的“锡伯渡”等，也都是这个意思。

　　1766年，农历正月，锡伯族军民被伊犁将军明瑞调驻伊犁河南岸(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由于西迁途中死亡，人数大为减少，于是，西调的锡伯营10个扎兰被缩编为6个牛录(满语箭之意，是清朝八旗制度下军政合一的基层组织)。到1767年又增编二旗，共为八旗，组成锡伯营8个牛录。图伯特一家被编入到正蓝旗里。

　　锡伯族西迁伊犁时，清朝政府曾答应60年后调回原籍。时过30多年后，一切迹象表明，满60年调回原籍是一个大骗局。这个骗局被锡伯营的人识破了。为了民族的继续生存，为了永远保卫祖国的神圣边疆，从长远的利益着眼，他们在伊犁河南岸疏通了准噶尔时代的一条东西长180余里的大渠，引水灌田。但是，这条老渠的灌溉效益并不好，沿渠的北岸可以耕种的土地很少，而渠的南岸因为有山挡着，根本进不去水，所以，当时只能开垦了万余亩土地。可是，这时候的锡伯营，人口已繁衍至7000多人，每人平均才一亩多地，根本不能满足口粮的需要。

　　怎么办？锡伯营来伊犁的使命就是要屯垦戍边，其首要的一条就是得自己种地养活自己。摆在锡伯族官兵面前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另行开渠，扩大耕地面积，发展农业生产，以维持全族的生计。但是，当时有一些人却看不清这种形势，还傻乎乎地相信60年后返回原籍的虚假诺言，他们就没有想一想，你拖家带口地回到原籍沈阳，地没有一垄，房没有一间，你可怎么生活啊？

　　经过了30多年的岁月，10岁那年随军西迁的图伯特已经是47岁的人了。图伯特从18岁起应试而成为披甲(满语叫伍克辛，是满洲兵的总名称)，因在牛录当差勤奋，平时又努力学习，注意研究历史、地理，公余时间还从事农耕，这样逐渐由领催、防御、佐领、副总管，步步升为锡伯营总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