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唐布拉》(35)

　　志锐大量继承了边疆文人采用的诗中加注方式，把诗和散文变成一个有机整体。志锐强化了竹枝词的诗性功能，他常常直接切入所要关照的对象，用赋法使诗句简洁明了。志锐竹枝词在清代文人竹枝词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可忽略，在描绘地域风土方面，无可取代，为我们研究当时蒙古族生活，还原蒙古族社会，提供了最翔实的第一手材料。

　　巴彦岱的王蒙

　　王蒙是大作家。他是世界知名的作家，更是新疆伊犁的作家，尤其是巴彦岱的作家。

　　王蒙在新疆伊犁巴彦岱生活工作了8年，他在巴彦岱曾经担任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副大队长。王蒙热爱伊犁，他说：“伊犁是好地方中的好地方。”“伊犁是个充满了人情味的地方。”王蒙是伊犁的儿子。

　　王蒙让巴彦岱名扬全世界。王蒙曾经自称是“巴彦岱人”，所以说，王蒙是巴彦岱的。

　　2013年5月，“王蒙书屋”在新疆伊宁市巴彦岱镇落成，王蒙回到他曾经生活了8年的地方，参加了书屋落成仪式和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发行仪式。在这里，他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他去拜访当年的老邻居，像一家人一样，用流利的维吾尔语亲切地交谈。

　　时间回溯到遥远的1963年12月。王蒙和妻子带着孩子离开北京，来到了新疆，那是新疆最冷的季节。寒风大雪并没有吓倒王蒙，不久，他就以极大的热情和百倍的决心，下到了生活的最底层。王蒙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开始在伊犁巴彦岱公社毛拉圩孜大队劳动锻炼。王蒙与维吾尔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按王蒙自己的话说，他在那里与群众“同室而眠，同桌而餐，朝夕相处，亲如一家”。

　　王蒙可是“少共老革命”，他22岁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那时，他已经是有8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然而，就是这篇小说给王蒙带来了灾难，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王蒙成了“文艺界的大右派”。

　　其实，王蒙不是被“发配”到新疆来的。他作为“右派”，很快就被“摘帽”了，本来他可以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当老师，但是，他自己坚决要求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才来到了新疆伊犁。从这也可以充分看出王蒙“少共老革命”的本色。

　　王蒙来到巴彦岱，他在巴彦岱工作生活的8年中，与那里的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在《故乡行——重访巴彦岱》中曾深情地说，这是一块“在我孤独的时候给我以温暖，迷茫的时候给我以依靠，苦恼的时候给我以希望，急躁的时候给我以安慰，并且给我以新的经验、新的乐趣、新的知识、新的更加朴素的与更加健康的态度与观念的土地”。

　　来到巴彦岱，王蒙首先遇到的就是语言交流的困难。当他与维吾尔朋友碰杯喝下一杯杯白酒的时候，当他看到他的维吾尔新朋友说笑唱歌的时候，当他听不懂维吾尔那动听的民歌歌词的时候，他真是焦急万分而又无可奈何。

　　王蒙决定要赶快学习维吾尔语言和文字。于是，王蒙在巴彦岱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刻苦学习维吾尔语言。他说：“我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当命运赐给我与维吾尔农民共同生活的机会，政治风暴把我抛到我国西部边陲伊犁河谷的边缘以后，我靠学习维吾尔语在当地站住了脚，赢得了友谊与相互了解，学到了那么多终生受用不尽新的知识，克服了人生地不熟的寂寞与艰难，充实了自己的精神生活。”

　　了解王蒙的人都说王蒙绝顶聪明，但是，人再聪明，如果不刻苦学习，想很快学会另一种语言，也是不容易的。王蒙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当地维吾尔群众学习维语，房东大婶、队上的老大爷、小学生，都是他的语言老师。他干活学，走路学，吃饭学。他还利用晚上时间读维文版高尔基的《在人间》，维文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中诞生的》。就这样，王蒙克服困难，很快学会了维吾尔语。他颇为自信地说：“我终于可以说我多了一个舌头了。和维吾尔人在一起，我同样可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也可以语言游戏，话外含音。”“不仅多了一个舌头，也多了一双耳朵，你可以舒服地听进另一种语言，领略它的全部含义、色彩、情绪。”“多了一双眼睛，读懂了曲里拐弯由右向左横写的维吾尔文字。更多了一个头脑一颗心，获得了知识、经验、理解、信任和友谊。”

　　王蒙一旦精通了维吾尔族的语言和文字，就有了进一步接近和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的机会。王蒙是我国当代的文化人中最主动亲近少数民族文化，并站在文化的高度、精神的高度和爱的广度介绍维吾尔民族的作家。

　　在那过去艰难困苦的岁月里，王蒙在伊犁，在巴彦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王蒙精神宝库中的维吾尔文化，成就了他的辉煌。他对维吾尔文化的发现和理解是独特的。王蒙感悟到的最深的一点就是维吾尔人对生活、对生命的热爱，他发现，维吾尔文化中体现了最起码的对生命的尊重和敬意。维吾尔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特别是对待困难和挫折的态度，不断陶冶着王蒙的情操，潜移默化着王蒙的精神世界。王蒙惊喜地发现，维吾尔是一个乐观的民族，善于词令、笑谑、唱歌，特别是维吾尔人的幽默，化解了现实的沉重和苦难。这对王蒙以后写有关伊犁的作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王蒙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以真挚的人文关怀，十分准确地介绍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文化活动、宗教习俗、劳动生产、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情况和成就。他所使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小说、散文、评论、演讲等。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介绍、宣传维吾尔文化，同时，他也尽可能地创造机会，保持与维吾尔族的精神联系，以不断丰富自己的库存。

　　王蒙写新疆生活的著作被翻译成维吾尔文和英文出版发行了，维吾尔人可以从王蒙的著作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也知道了王蒙真实而准确地把他们的生活介绍到了全世界广大的使用英语的国家。要知道，这是汉族的一位著名的大作家真心实意地对维吾尔人的介绍和宣传，新疆的维吾尔人怎能不把王蒙当成自己的贴心贴肺的作家呢！

　　王蒙离开新疆以后，仍旧对新疆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还是孜孜不倦地积极介绍、正确评价维吾尔人的生活和文化。他总是以一颗善良的、公正的心，发现维吾尔民族的美好品质。当然，王蒙对新疆其他的少数民族，只要是他所熟悉的，他都能积极认识并高度评价他们的民族文化，进而十分友好地宣传他们。

　　现在，我们不妨从王蒙的创作实践来看新疆的生活对他的不可磨灭的影响。

　　从29岁到45岁，王蒙在新疆度过了人生最宝贵、最艰难、最奇特的16年。他借小说《光明》里一个人物的话，表达他那时的境遇和心情：“他好像一条正在畅游的鱼儿，突然被抛到了沙滩上。他生命的汁液并没有枯竭，他没有变成一块僵硬的鱼干。因为他的妻子濡之以沫，更因为即使在沙石之中他始终依恋着、追求着大海、雨露和每天清晨从万顷碧波中跃动而出的金红色的太阳。”

　　王蒙来到新疆以后，政治运动一波接着一波，他没有办法进行文学创作。及至到了“文革”期间，王蒙连“钢笔”也丢失了。这足可以想象王蒙内心世界的彷徨与苦闷。

　　但是，王蒙毕竟是一个大智慧者，磨难并没有使王蒙变得消沉，而使他变得更为乐观、豁达、宽容。他从维吾尔人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和敬意中，看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维吾尔人的乐观和幽默，化解了王蒙现实的沉重和苦难，王蒙从维吾尔人的智慧中汲取了战胜磨难的精神动力，他的磨难成就了他的智慧，成就了他日后文学创作的辉煌。

　　王蒙从人生的低谷中奋然前行，他不断让自己向人生更高的境界攀登。我们可以说，在新疆的16年，重塑了一个新的王蒙，说在新疆的十几年对王蒙的影响，超过他的青少年时代的革命经历，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

　　“四人帮”覆灭之后，王蒙的创作爆发了“井喷”，他不断发表令人惊叹的作品，不断在小说创作领域引起“爆炸”性效应。他不断地给当时的“文学热”加温，使文学的热度持续上升。当时，曾经知道王蒙的人惊呼他“复活”后旺盛的创作激情和创造力；不知道王蒙的年轻人以为文坛上突然冒出一匹“黑马”。王蒙在中国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首开“意识流”手法之先河，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写作技巧的开拓者。文学青年们惊呆了，不知道“意识流”是何方神圣，紧接着，模仿“意识流”的小说就在文坛大行其道。王蒙还倡导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

　　王蒙以其超人的精力和创造力不断抛出新的作品，这些作品几乎都能产生轰动效应。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一部部抛出，中篇小说《布礼》《蝴蝶》《杂色》《相见时难》《名医梁有志传奇》《在伊犁》系列小说相继发表、出版，确立了王蒙在中国当代文学上公认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