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手稿》(3)

　　隐藏的世界，帕维尔心不在焉地想着。就是这间办公室，这个监狱。他希望自己从未来过这样的世界。他拿起书桌上那张没有划线的纸，问巴别尔，“是您写的吗？”他把手稿向巴别尔递过去，他们的膝盖碰了一下。

　　“我的，”巴别尔终于说道。他整个身体似乎委顿了下来。“是我的。”

　　离他这么近，帕维尔可以听见作家的呼吸声：纯粹又是一个奇迹，见证人只有他自己。当托尔斯泰在冬天的阿斯塔波沃奄奄一息的时候，整个俄国，整个世界都一度把凝视的目光投向了这座村庄——帕维尔忍不住把他所处的那一刻与此比较，发现欠缺不少。他读到过报道，出于对这位垂死老人的敬意，铁路工程师们都停止了口哨声，生怕打扰了他的安宁。村庄里唯一的电报所被征用，为的就是发送托尔斯泰每小时的体温和脉搏报告。挤满记者、密使、牧师、工厂主、便衣官员、农民的火车离站台还有数百米就减慢到爬行的速度，悄悄地进站。车厢里一片充满敬意的安静，乘客们，好奇的抑或虔诚的，都挤在窗户旁。我还在创作，即便死亡来临，托尔斯泰在喘息之间这样告诉他的儿子谢尔盖。我在写作。

　　2.

　　第四分队的文字档案占据了地下一层的一间房间。这里曾经用来存放清洁用具和废弃的办公用品，现在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塞满了无数的绿色文件夹和纸板箱，承载它们的一层层高大的黑色金属架子也在重压下弯曲变形。小说，故事，诗歌，戏剧，电影脚本——第四分队的任务就是在这片文字的海洋中遨游，就好比帕维尔的任务就是对每一件抵达他办公桌的箱子和装订好的文件夹登记造册。他的办公桌和库提勒夫的桌子并排靠着，正正笼在那些架子的阴影下。腐烂中的纸张散发出强烈的、带着点甜的气味，其中有掺杂着另一股味儿，这是卢比扬卡作为俄罗斯保险公司全国总部长达数十年的残留。“漂白剂，”帕维尔的前任，奥姆里·阿里克谢维奇·德内金，两年半前与他初次见面时，就是这样嘴里嘟囔着欢迎他的。“以前他们在这里放了很多桶呢，你知道的，清洁用。”

　　“我想，”帕维尔的回答是，“人慢慢就习惯了那股味道。”

　　“都这么想的。”

　　德内金是个难相处的老头，六十好几了，身体结实，一头浓密而且白的像盐一样的卷发让人难忘。足足过了一个星期他才接受了帕维尔的存在，愿意告诉他这个地方有点散漫的工作方式。“很简单，”他解释说，捋平了一只眉毛。“文件进来了，你照着证据清单检查里面的东西——拘捕的官员会给你清单——确保对的上。”之后的工作就剩下把那些鼓囊囊的文件夹和箱子装到手推车里，然后在后面密如蜂巢的架子上给它们找个地方。要说文件归档的体系，那就没有了。帕维尔很快发现，某一个作者的档案可能要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才能找到。“在这里我们基本上都是自己管自己，”德内金告诉他。帕维尔注意到他跟别人说话时有一种不怎么看着别人的、心不在焉的方式，有点像走神的牧师或者教授。事实上，帕维尔后来才知道，这位老人曾经在列宁格勒，波恩和柏林的大学里教过俄国文学。

　　“你读过它们吗？”有一天帕维尔问道。他当然指的是那些手稿。

　　“有时读过一两句吧。我尽量不去读。这是一扇我宁愿关着的门。你会发现的。”

　　“发现什么？”

　　德内金，帕维尔记得很清楚，当时奇怪地看着他，“那些你不想打开的门，”他说。

　　帕维尔坐在办公桌旁，打开他的午餐，却发现和巴别尔见面后一点吃东西的胃口都没有。从家里带来的冷香肠和黑面包让他反胃。库提勒夫从餐厅回来时他还坐在那里，午饭一口没动。

　　“事情做得怎么样？”

　　“做好了，”帕维尔说。

　　库提勒夫不置可否地点点头，坐了下来。从熨得笔挺的制服口袋里年轻的中尉掏出了一根机器卷制的香烟，然后马上开始把它撕成一丝一丝的，这是他的仪式。来到这里两个月，库提勒夫从未抽过一次烟。当下苏联非常流行一种恪守严规而且自我感觉良好的苦行主义，而他就是这个教派的忠实信徒。每天破晓前，无论晴雨风雪，他都会在他家公寓附近的湖里游上一圈，然后乘坐拥挤的公交车横穿莫斯科。一般帕维尔来上班的时候，库提勒夫早已端坐在办公桌旁，厚重的脸颊上处处绽放着茶玫瑰一样的神采，日渐稀薄的头发还滴着水，绿色的短上衣上因此有许多暗黑的水痕。每天六点整，年轻的官员准时关掉他的台灯，又一次乘公交车横穿城市，回到集体公寓楼，他和他的妻子瓦伦蒂娜与另外一对夫妻合住一套公寓。库提勒夫的办公桌上有一张他妻子形象欠佳的照片。很明显他妻子的丑陋让他很自豪，他有朝一日繁衍出来的同样丑陋的孩子们一样会让他感到自豪，因为他们会接过他的班，尽忠职守地承受生活的艰辛。

　　撕烟丝的仪式过后，库提勒夫的注意力转向了巴别尔的档案。“你以前读过他的作品？怎么样？”

　　帕维尔瞪着他。“你从没读过巴别尔？”

　　“没有。”库提勒夫随意翻了翻那堆手稿。“这些都是什么玩意呀？”

　　“小说。”这位年轻官员的无知和冷漠让帕维尔震惊。“它们是些小说。”

　　“孩子读的？”

　　“不是的，”帕维尔告诉他，“不是孩子读的。”

　　可怜的德内金。他曾对他在自己身边建造的积满灰尘的文字堡垒充满信念，即使当风暴在它的围墙边上肆虐时——那些公开审判，秘密的军事三人小组，日益加剧的清洗异己，那种不知疲倦地制造流血的集体躁狂——亦是如此。他相信在这儿他是安全的，无人注目的，隐身的。他们肩并肩工作有三个月之久，可是德内金从未提及他们办公桌前堆积如山、数以千计的手稿，也从未提到过每一个箱子和文件夹所代表的那些被迫保持缄默的作家们。甚至他们曾经为人师表的经历这样的话题也小心翼翼地不去碰。对此帕维尔倒是心存感激。唯有一次德内金让他被埋葬的那部分人生历史重新出土，那是三月末一个下雪的午后，就在他消失前不久。当时他们正披上大衣准备走的时候，书架那边的一个电灯泡在铁丝罩里闪了几下，熄灭了。“‘兄弟，逝者的复活，’”德内金背诵着，深邃的眼神看着那一堆堆文稿。“‘自记忆和精神开始。’”他转身看着帕维尔。“安德烈·别雷[8]的话。他可是我个人的最爱。你读过《银鸽》吗？”

　　“没有。”

　　“几乎没人再会去读了。他也曾是个档案员，还做过一段时间的教师。”他轻轻笑了一下。“就像我们一样。”

　　帕维尔知道他讲的是个笑话，或者说已经非常接近德内金允许他自己讲的那种笑话了：之前他从未说过这样的东西。

　　库提勒夫宣布，“对了，焚化炉又好用了。你最好在它又坏了之前去一次吧。”他用靴子轻轻推了一下办公桌旁的一个箱子。“这个可以拿去烧了。”

　　焚化炉。在库提勒夫来之前，这是帕维尔尽量不去接触的卢比扬卡的另一面。可现在，每过几个星期，帕维尔就要奉命把库提勒夫从档案中抽出来的任何的文件资料处理掉，比如那些很多年前就结束调查了的旧案例，早已被人遗忘。库提勒夫漫不经心地把这种工作称为除草，仿佛这些档案就是一个荒废许久的花园。帕维尔很不情愿地把装手稿的箱子搬到推车上，费力地推到走廊尽头的货用电梯那里，下楼去了。

　　焚化室在地下半层的一个角落里，门前一条长队已经在延伸。秘书，低级官员，档案员：帕维尔数下来大约有十二个男女，全都和他一样，是个低微的工作人员。大家表情严肃，一言不发。只有那些身着制服、脚蹬高帮黑靴，看上去懒散却傲慢的官员彼此会寒暄几句，讲几个他们才能听懂的隐晦笑话，而且用眼睛偷偷地瞄着那些女人们。

　　两个焚化炉都是巨大的燃油炉。老的那个经常坏，使用历史要上溯到世纪之交，新的机器一年前刚装好，还没开过火——至少那个总是在换这个那个阀门的老机修工是这么告诉帕维尔的。帕维尔推着车子站在那儿等的时候，机修工从焚化室里冒了出来，用一块肮脏的抹布擦着因出过天花而坑坑洼洼的脸。

　　“同志们，这几天就好了，”他快活地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