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没有明天》(4)

　　余韬：“听你这么说，你们家虽然不太富裕，但是我想生活应该还过得去吧？”

　　“我爸一开始承包鱼塘是想给我妈看病多攒些钱，可是谁能想到一场大暴雨下了三天三夜，河水没过了我爸承包的鱼塘，鱼苗全部跑了。”女人已经伤心得说不下去了，泪水把脸上的化妆品融合到了一块儿，她的脸瞬间拧巴在了一起。

　　“给你纸巾。”余韬将一张带着桂花香味的纸巾递给杨子北。

　　杨子北用戴着手铐的手接过纸巾，狠狠地擦拭着脸颊。接着说：“我爸承包鱼塘的钱都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的，我妈知道鱼苗没了之后，心脏病就犯了，住了半个月的院。我妈治病也需要很多钱。家里背上了很多的债务……”

　　余韬：“别干这个了。找个工作吧。”

　　杨子北：“哼，哼，哼。有烟吗？给我一支烟。”

　　余韬从口袋里掏出了红塔山，放下正在收拾的设备包，走到杨子北的面前，把烟放到她的嘴里，然后打着火。杨子北把嘴靠近打火机，烟头和火焰接触时，余韬看见杨子北的脸上那双明亮的眼睛，透着晶莹，只是眼眶里还在不断涌出泪水。杨子北在点烟的时候，连手都没有抬，仅仅是叼着烟的嘴靠了过去，样子像一个受伤的妇人。她的指甲已经将那张纸巾戳了一个洞，并且指甲直接扎在另一个手指的肉里，血将纸巾染得犹如一块江南的蜡染布，红得吓人。

　　余韬转身离去。杨子北刚想用右手夹住香烟，可是左手也被连着拉起腾空，她忘了她还戴着手铐，左手在被她的右手拉起时，冰凉的手铐再一次给她带来了刺骨的疼痛。心痛的泪水犹如失控的水龙头，倾力地流淌着，她抬起头望着天花板上昏暗的灯。她知道，这样泪水就不那么容易流下来了。

　　余韬陷入混乱的思绪，匆匆收拾好设备。离开时，余韬在门口停住，回过头望着杨子北的背影，他想说什么，但是话又收了回去，他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天下难事，事事有因。在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还有什么事不可能发生啊？

　　电视台大楼在夜幕下，所有的照明灯将夜空点缀得分外迷人，彩色光柱交叉着，使大楼在CBD这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标志性建筑。余韬的车在大门口接受安检，他的脸上没有表情，武警麻利地验阅余韬的记者证和车辆的通行证后予以放行。余韬先来到机库，将摄像机还完了以后，直接上了十八层编辑机房。他想先看一下录像带，尽管现在他的心情很复杂，但是制片人催命的电话已经将余韬逼到了不能退缩的地步。赶紧看素材写稿，这是余韬此时此刻必须要做的。

　　稿件通过后，配音很快出现在余韬电脑的文件夹里。后半夜，余韬最后一次按下回车键以后，习惯性地给制片人拨通了电话。

　　余韬：“头儿，片儿我编好了。”

　　制片人：“好。我现在在三十一层办公室，我马上下楼审片，你等我。”

　　余韬和制片人一起将新闻初编从头看了一遍，在看到片子的最后一段时，制片人的眉头紧锁了起来。

　　“余韬。那个发廊女的采访怎么没有正脸镜头？”制片人疑惑地问。

　　余韬深呼了一口气：“头儿，那段正脸的采访有带伤，带子可能受潮了，图像不清楚，不能用。”

　　制片人：“我记着你回来的时候说采访得很好，画面质量挺好的，你现在怎么说有带伤图像不清楚了？你上坟烧报纸啊？你糊弄鬼还是糊弄我啊？没有正脸镜头，这段采访你觉得好看吗？”

　　余韬没有言语。

　　制片人：“这都凌晨了，明天十二点节目必须要播出，一会儿频道主任还要审呢。你自己看着办吧。新闻成片儿的前面部分我很满意，你自己好好想想。赶紧加上正脸采访镜头，一会儿我叫主任一起再来审一遍。别的话我不想说了，抓紧时间吧。”

　　制片人走后，余韬呆坐在编辑机房，巨大的压力让余韬开始动摇，编上正脸镜头，还是用背影和侧脸镜头？这个新闻他可是拍了三天啊。这个新闻如果没有了涉案人的正脸采访镜头，别说主任和制片人，就是他自己都觉得这是一个缺陷，甚至说是一个失误，是一个只要是搞新闻工作的人都会觉察出来的问题。余韬很矛盾，可是杨子北哭泣的样子让他不忍这样去做。

　　很快，制片人和频道主任来到了编辑机房，余韬却不在电脑前。制片人把新闻初编打开和主任一起审起了片，初编播放结束的时候，主任的表情很不自然。

　　主任：“这是余韬编的片子吗？是不是还没有编辑完啊？你看涉案人的正脸采访镜头一个都没有啊？”

　　制片人：“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制片人拨通了余韬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制片人：“这小子关机了。没事，我帮他把镜头加上。”

　　当制片人打开素材文件的时候，他和主任都发现涉案人的正脸采访根本没有。制片人来到余韬的办公桌前，愤怒地拉开抽屉，翻出了余韬的素材带。

　　素材带放进了采集机，制片人和主任都注视着屏幕，离台总编室审查的时间还有不到半小时了，主任着急地按动了快进键，可是直到素材带全部放完，涉案采访的正脸镜头还是没有出现。

　　主任板着脸对制片人说：“怎么会这样？你别告诉我他根本没有涉案人的正脸采访镜头，你不要袒护他。”

　　制片人：“主任，他……他……他……”

　　主任：“好了，不要说了，就这样吧。片子赶紧送到台总编室。还有，这个问题不应该出现在余韬身上，他不应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制片人：“我会说他的。”

　　主任：“说他？是说他这么简单的吗？他来了，叫他来我办公室。”

　　编辑机房里陷入安静，只听得到机箱里排风扇的转动声。可以想象得到，现在机房里的制片人和主任的无奈。有多年新闻工作经验的主任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余韬不可能没有涉案人的正脸采访镜头，他的直觉告诉他，余韬肯定是把采访涉案人的那一段正脸镜头全部替了下来，而且就是在刚刚。

　　主任：“他这是不想干了。”

　　主任丢下这句话之后快步离开了编辑机房，脚步很沉重。留下制片人一个人在电脑前。制片人再次拨通了余韬的电话，耳机里还是刚才声讯小姐甜美的声音。

　　制片人：“总编室吗？我是法治栏目的制片人。明天的节目我们这边好了，我给您放到了公共编辑轨道，您查阅一下吧。”

　　余韬在哪里呢？他就在电视台对面的一个天桥上坐着，手机是他离开编辑机房时关闭的，没错，素材带里的采访镜头也是他替掉的。现在的他，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怜悯。杨子北无助的样子让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法治新闻记者，忘记了自己的职业操守。他在想，自己是一个男人在盛都都是这样的不容易，更何况杨子北一个女人。他知道当一个女人肯把灵魂都丢掉的时候，是鼓起了多大的勇气，下了多大的决心，这里面一定有难以启齿的难处。他想去抚慰他这个浙江老乡，但是，他又能为她做些什么？钱，他没有，他的存款对于这件事可以说是杯水车薪，所以他唯一能办到的就是尽量隐瞒她的故事。他无法想象得到如果杨子北的父母在电视上看见自己的女儿和黄赌毒扯上关系，两位老人会是怎样的痛苦。尽管他会为她做面部处理，但是电视机前坐的是杨子北的父亲和母亲，再模糊地处理，自己的孩子老人还能认不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