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3)

　　“是全部内容？”她问。

　　“当然不是。黄晓洋那里，主要部分是他的日记，也只是日记中很少的一部分，最多十分之一吧。”

　　“为什么选出这十分之一？”

　　“这正是我要跟你商量的。我选它们，既不是因为它们温和(相反，富有力量)，也不是因为它们不牵涉隐私(相反，有大量隐私)，我选它们的最高原则，是怎样相对圆满地达成你的愿望。只是，你愿意做出一点妥协、付出一点牺牲吗？我的意思是，你不介意暴露自己的隐私吗？既然不是我的创作，而是黄晓洋的日记、书信等等，我就连人名、地名，都不想改动，事实上我也没有改动的权利。”

　　她暂时没回答我，点燃一支烟。藤凳旁边，小狗似的偎着一方木凳，正方形的镔铁烟盒，放在那方木凳上。她抽烟的姿态同样是安静的，烟雾很优雅地从嘴角和鼻孔里出来，形成弯弯曲曲的淡黄丝线。竹制的烟缸开始也放在木凳上，抽烟的时候，就一只手捧着。

　　“没关系，”她终于说，“既然不是全部内容，而是有所取舍，就可以将它视为一部作品。取舍本身就是创造。如果真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每个读者既是读别人，也是读自己，所以就不存在什么隐私了；至于上面有我杜芸秋的名字，那只不过是个符号，换成张芸秋、李芸秋，也是一样的。”

　　我很高兴她能这样理解。

　　“还有别人的呢？比如李教授、安志薇、你父母……”

　　“这样吧，麻烦你给我开个名单，我去做他们或他们后人的工作。三天后我没回你，就证明都同意了。本来没这个必要，他不在了，但他活过，他活着的时候有权对人和事发表看法，是对是错，而今还活着的人，可以继续辩论的。嚯，辩论这个词用得不妥，生者跟死者辩论，失败的永远是生者。这不公平。说申辩更恰当。活着的人可以申辩，即便死者说错了，也还有纠正的广阔天地。不过依你的，我还是给他们打声招呼吧。”

　　这时候是下午4点过，我感觉有些累——你跟一个脸像被大风吹过、且只露出一只眼睛看世界的女人说上两天半话，你试试看累不累！——就不想在重庆逗留，想马上回去了。

　　文博忙于接待几个台湾来的投资家，带着他们去歌乐山以北的郊外(城市正飞速扩张，很快就不是郊外了)，考察一个青砖绿瓦的地主庄园，看是否有改造成高级会所的价值和可能。我给他打过电话，就去了火车站。但文博派他手下去火车站把我拦下了，说这次太怠慢我，他一定要陪我吃顿饭。

　　饭桌上并没有那几个投资家，看来谈判并不顺当。文博暗淡的眼神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作为领导，他知道无论多么沮丧，都应该在人前及时为眼神充电，于是他的眼睛又亮起来了，兴致勃勃地问我：“聊得咋样？”我说很好。他说我让司机接我表姐去了，很快就到，吃饭的时候，你们再聊一会儿。

　　我顺便细声问了一句：“你表姐没再成家？”

　　“没有。”文博说，“我们也劝她再找个人，她总是摇头，她现在如果不拿画笔，便心若止水……”

　　正说着，司机进来了，说“秋阿姨”在画画，不来吃饭了，但她拿了个盘，让司机转给我，说盘里有段录音，是黄晓洋去世的次日，某家报社采访他最好的朋友时录的，接受采访的当天夜里，朋友反悔，没同意将自己的谈话发表，还去报社复制了谈话录音，交给了杜芸秋。可能有澄清的意思吧：尽管不同意发表，但我也并没说什么出格的话。杜芸秋让司机转告我，如果我用得着，随便用。

　　回家后，我拟了个详尽的名单，发到了杜芸秋的电子信箱里。

　　然后又等了三天，未收到杜芸秋的回话，我便放心地坐下来，开始工作。

　　在整理和输入电脑的过程中，遇到了两次意外，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更没想到的是，这两次意外不仅没影响这部书，还构成了它必不可少而且意味深长的补充。

　　文中注释，为整理者所加；某些字体的变化，也是整理者为醒目起见所作的调整。

　　——好了，现在就开始吧。

　　第一章

　　杜芸秋访谈录

　　是的，晓洋是那年秋天到的重庆。当时他研究生毕业两年，在南京某高校历史系做讲师。那半年没给他安排课，他就到重庆来了。

　　你别以为他到重庆是考察大轰炸的，他那时候的主攻方向还放在沿海战场，像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特别是南京大屠杀。他生在南京，长在南京，能在那块地面上，闻到时间深处的气息。他写过一本书，叫《南京第十三》，听上去像篇散文的名字，其实是部历史著作，也是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研究生把论文写成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书，并不多见，他不仅写了，还出版了，且很快被译成英、德、韩文，受到学界的赞誉。但他自己对这部书的评价很低，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

　　他这人，表面豁达，骨子里面其实是相当极端的。极端而且固执。

　　事情明摆着，如果他按照《南京第十三》的路数往下走，前景将是一片光明。

　　可他偏偏不那样走。

　　我曾经问过他原因。

　　他的回答是：“看上去我在揭示，事实上我在遮蔽。”

　　他这话我能够理解。跟他恋爱不久，我就读过那本书。不是他推荐给我的，他自己连样书也没留，我也根本不知道有那本书的存在，隔行如隔山嘛。还是父亲告诉我的。我父亲当时在渝州文理学院生物系当主任。渝州文理学院开始叫渝州文理专科学校，1980年升为本科，叫渝州文理学院，十多年后又叫成了渝州文理大学。有天，历史系一位老师对我父亲说：“你女儿有眼光呢，找了个才子！”

　　晓洋来重庆，是有事找生物系的李教授，我父亲接待的，父亲对他的印象很好，1米83的个头，又文质彬彬，但并不知道他在史学界已小有成就。这天父亲听历史系那位老师把那本《南京第十三》吹得天花乱坠，心想不过是同行间相互捧场，图的个让人喜欢。但他还是很兴奋，回家马上告诉了我。

　　我当时还是四川美院的大四学生，立即去图书馆借来，花一个白天一个晚上，把书读完了，从中知道了很多事。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课本上学过，我还看过至少两部以此为题材的电影、三部幸存者的回忆录，但晓洋的书依然让我震撼，让我觉得陌生和新奇。当然，我也知道还会有更多的震撼、更多的陌生和新奇，被埋在水面之下。这就是他所谓的“遮蔽”。

　　每一种揭示，不都意味着遮蔽吗，这是事物本身的法则，没啥值得羞愧的。

　　晓洋却羞愧得不行，知道我读了那本书，他很不高兴。

　　他说：“无聊。”

　　是说那本书无聊，不是说我无聊。

　　接着又强调一句：“无聊透顶。”

　　他就是这样极端。你从他的死，就知道他有多极端，多固执，多执著。他对死也很执著。他有过三次寻死的经历，两次跳水，一次上吊，两次跳水都没死成，因为他会游泳，而且还有人救他。第三次终于成功了。这三次寻死，是在八天之内完成的。执著，有时候真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