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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的《在伊犁》各篇章集中发表于1983年至1984年间。如同《青春万岁》里的中学生人物群像，《在伊犁》中的维吾尔人物群像也仿佛天然生成。这些人物的日常生活、朴素观念，他们身上真善美的精神以及纯粹的人际关系，让人物自身与作者回归了本真的“自己”。

那位让“我”感激不尽的穆罕默德·阿麦德，无论遇到什么波折，始终热情、礼貌、谦和、文明。他天资聪颖且好学，爱看电影、读书，也爱唱歌跳舞，对生活满怀希望；然而在他人眼中，他却因不爱劳动、行为风格被误解为“性别模糊”，常遭取笑与轻视。他注重维护民族团结、沟通民族感情，同时不畏权势，敢于和工作队干部据理力争。自身生活艰难时，他仍送来鸡蛋关心“我”的身体，并信守承诺；追求诗意生活与爱情的同时，还竭力成全意中人玛依努尔的婚姻选择。他对妻子阿娜尔古丽照顾有加、倾心付出，始终心怀理解、感恩。即便心怀流浪的梦想，最终也选择回归故乡、面对祖国。阿麦德身上充满矛盾与挣扎，却始终凭借劳动自食其力，尽显高贵品质。正如他敬畏的诗人诗作所言：“烛光虽小，却照亮了一间屋子——因为它正直；闪电虽大，却不能留下什么——因为它弯曲。”在“多普卡”队进村的特殊背景下，王蒙笔下的阿麦德展现出正直特质，这不仅是对他人的照亮，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当时特定氛围的一种消解。

木匠马尔克看起来像个“傻郎”。因被阻拦去早市卖货，他会耐心地与民兵辩论；因口粮被扣发，他也敢激昂地与队长理论。马尔克不仅有着匠人极为严谨的敬业精神，还对“有男有女才成为世界”的人性命题有着敏锐思考。更甚者，他还以颇具禅意的方式，提出了“人是什么”的终极之问。他说，人是沙子——风往哪里吹，便往哪里去；若没有风，原本不相干的沙子，也无法汇聚到一起。这“人是沙子”的说法，恰好呼应了房东老大爷穆敏“人就是带傻气的种子”的论断。“沙子”与“傻子”，看似偶然巧合，实则异曲同工。

有着“淡灰色眼珠”的阿丽娅，展现出端庄、慈祥、悲哀与矜持。她深知自己身患疾病，因此想在世时为马尔克寻觅一位伴侣，而黑眼珠显得格外大的爱莉曼姑娘正是最佳人选。可马尔克这边，却在忙着张罗卖房，只为给阿丽娅凑钱治病。爱莉曼也为了马尔克，拒绝了一个又一个求婚者。这三个人物，就这样彰显着各自美好的心灵与深厚的善意。阿丽娅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马尔克与爱莉曼成婚。她表示，如果马尔克不忍心在她还在世时先办理离婚手续再与爱莉曼结婚，那么，他们俩需向她保证，在她离世后的3个月内完婚，如此她便能含笑九泉。然而，马尔克犯了“傻气”，无论他人如何劝说，始终没有顺从阿丽娅的心愿，最后回归木匠本行。爱莉曼同样犯了“傻气”，因爱而不得，一气之下嫁给了给人沉重压抑感的老裁缝阿卜杜拉赫曼，令人唏嘘不已；最为博爱悲悯的阿丽娅，又何尝不是清醒自觉地犯着最大的“傻气”——坦然面对死亡，无所畏惧，一心成全所爱之人。马尔克、阿丽娅、爱莉曼既是三个“傻子”，又是三粒“沙子”。他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无法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但每个人的灵魂，都深深震撼着我们。

房东大娘阿依穆罕历尽苦难，饱经沧桑。她失去了父母、姐姐，也失去了所有孩子，只能依靠苦茶填补生命的空白，将最快乐的时光都留在了苹果树下。而穆敏老爹，虽缺乏认识世界的文化知识，却不乏洞察世事的实践智慧。他郑重地谈到“想死”，认为人应该时常想到死亡，如此才会心存敬畏，不去做坏事，只做好事，坚守正道。这不正是“向死而生”的体现吗？他们不贪婪、不懒惰、不嫉妒，既不疲沓浮躁，也不尖刻软弱。读者总能从回忆他们的过程中获得启示、汲取力量、得到安抚。人物的内在品质在此升华。

“好汉子”伊斯麻尔同样是个独特的人物。从其完整的生命历程来看，他并非简单的“野心勃勃”，而是复杂多面的“智勇双全”。伊斯麻尔是干农活的行家里手，也是颇具领导力的管理者。他狠抓劳动纪律，积极推广技术革新，既能说会道，又敢于实践；但他也会紧跟形势、见风使舵，甚至存在多吃多占的行为；在受到批判时，又善于认错、主动自我检讨。正如作者对其人生的总结，他宛如一个演员，登台表演时有声有色、叱咤风云、不可一世，戏散卸妆、收起行头后，便心平气和地换上普通衣衫，融入人群之中。

王蒙的写作回归了最为可靠的“真实朴素”，于看似毫无技法之处“还原”人物形象。《在伊犁》融合了源于生活本真的诗性语言、叙事散文的笔法与“非虚构”的方式，构成一篇篇饱含“土地”深情的人物传记。“土地”与“人物”共生共存，在作者心中皆具神性意味。如王蒙所体会到的，这是一块——在“我”孤独的时候给“我”以温暖，迷茫的时候给“我”以依靠，苦恼的时候给“我”以希望，急躁的时候给“我”以慰安，并且给“我”以新的经验、新的乐趣、新的知识、新的更加朴素与更加健康的态度与观念——的土地。王蒙的“在伊犁”岁月，真正实现了“思想改造”，并在此过程中凝聚成更为永恒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