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乡赶大集
今年“五一”前夕，我在故乡南山小住，其间，在朋友引领下，去赶了两个大集。此地是高密最南端，毗邻胶州。胶州、胶南（现改为黄岛）、平度，当年与高密一样，都是归昌潍地区管辖的县。它们被划归青岛，对这件事，高密人很羡慕，所以隔一段时间网络上就会出现高密即将划归青岛的“传说”，我知道这不太可能变成真事，但还是希望能变成真事。平心而论，潍坊这几年发展得也很好。这里能生产世界上最好的柴油机，能制造数控机床，能生产床上用品、劳保用品，农业有扬名世界、改变了老百姓生活的塑料大棚，各行各业都有亮点，还能把多种形状、充满想象力的风筝放上天，但高密老百姓还是梦想着能成为青岛人。这没什么道理好讲，也很难评价是好还是不好。其实，在这个人才流动、交通便利的时代，高密早就有很多人在青岛或其他城市工作、生活，至于有没有当地的户籍，目前好像还是个问题，我想用不了多久，也就不再是个问题了。
我赶的这两个大集，一个是胶州的铺集，一个是胶南的泊里集。两个集都很有名，在网络上可以搜索到它们的信息。当年在农村劳动时，我赶过集。有时是跟着爷爷去，有时是跟着生产队里的干部去。跟着爷爷去是卖干草，如果交易顺利，爷爷会买两个炉包犒劳我。跟着生产队的干部去买牛或者买马，可以挣五毛钱的补助费。这些经历早就转化成了我的写作素材。但我好像从没赶过高密境外的集，因此这次跨市赶集使我这个70岁的老头竟像孩子似的兴奋。
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不来山东不知道路好”的说法，时光流逝30年，全国各地的路都很好了，山东的路自然更好。人口的流动越来越频繁，跨县、市打工早已是普遍现象，跨国打工也不是新鲜事。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地区与边界的概念越来越模糊，只有我这般年纪的人，还把这些看得如此重。这种心理自然是建立在当年人口流动少，交通、食宿都不便利的情况下，因此，我前边所说的高密人梦想着划归青岛的事儿，其实与年轻人关系不大。他们都是满天飞的鹞鹰，根本没有老人们那些因历史造成的固执想法。由此我又联想到，当年农村青年寻找结婚对象的范围很小，一个村子里，大部分人家都沾亲带故，这其实是个很可怕的现象。改革开放之后，人们走南闯北，选择结婚对象的范围大大扩展，天南海北，毫无血缘关系的年轻人结成夫妻，这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好事。
带我去赶集的老郭，妻子就是胶州人，他对铺集周围的情况十分熟悉。他向我指点介绍着路边的那些工厂与企业的历史与现状，言谈之中流露出几分沧海桑田的感慨。那天正逢廿四节气的“谷雨”，路边大片的麦田里麦苗青青，长势良好，远处的树林里不时传来四声杜鹃节奏分明的叫声。地里的喷灌机正在喷水。水肥充足再加上品种优良，小麦的亩产大都超过千斤，这在过去，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时候小麦亩产两百斤就算是大丰收。人老了，就喜欢回忆陈年往事，而且动不动就拿眼前的事与那些往事进行比较，比较之后就感叹，基本是感叹做梦也想不到的巨大变化，当然也有些今不如昔的无奈。这些无奈的感受，主要集中在对食物味道的评判上，譬如过去的猪肉比现在的猪肉香，现在的鱼不如过去的鱼鲜，当然也知道这种抱怨没什么道理，用大量的化肥催起来的庄稼与用配方饲料养出来的禽畜，产量大幅度增长，生长速度大大加快，但品质必然下降，这也是甘蔗没有两头甜的道理决定的。当然，我也坚信，科学家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总有一天会培育出两头都很甜的甘蔗。
铺集是一个规模不小的镇，集市设在镇中央的一大片空地上并往外扩展溢涨到几条街道。距离集市几里路时，就听到了集市特有的喧闹声，再往前走一段，就嗅到混合着炸油条、蒸包子、红烧肉、馒头、烧饼、海产品、蔬菜等食品的气味。这是生活的声音，也是生活的气味。行人与车辆插花似的交织在一起，男男女女，熙熙攘攘，以中老年人居多，很少看到年轻人，几乎没有孩子。我曾多次说过我的感悟：好的小说应该像一个热闹的集市，有喧闹的声音，有复杂的气味，有斑斓的色彩，当然，最主要的，是要有形形色色、生龙活虎的人。
我们先逛了肉市。猪肉、牛肉、羊肉，都白花花、红殷殷、颤巍巍地悬挂在支架上。操刀卖肉的有面孔红润的中年妇女，有头发斑白的老人。我向一位卖肉老人问肉价，他说肥肉十三元一斤，瘦肉十六元一斤，排骨十八元一斤。我奇怪地问：“排骨竟然比肉贵？”那卖肉老人道：“你这个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当家过日子的。肉比排骨贵，那是多少年前的黄历了。”他接着说了一段顺口溜：“过去排骨随肉卖，肥肉卖得比瘦肉快。如今排骨与肉分开卖。排骨贵过肉，天天吃不够。肥肉稀烂贱，只能把油炼……”他的顺口溜让大家快乐，我们的笑声使他受到鼓励，于是他又抛开卖肉的话头，说起当下农村的热点问题：“生女欢气生儿愁，养儿爹娘做马牛。娶儿媳妇花销大，先买轿车后买楼……”那个卖肉的妇女用大砍刀把排骨干净利落地剁成小块，装进塑料袋，放到秤盘上，然后对那位买排骨的戴着墨镜身穿黑色夹克衫的中年人报出钱数。那人用手机扫了卖肉妇女的二维码，嘴里嘟哝着：“愁什么？有人有世界，无人万事空。能生抓紧生，听说市里出台了政策，生三胎的奖励十万元呢！”卖肉老头道：“做梦吧你，生三胎奖十万？”卖肉妇女道：“果然还是大青岛好！”墨镜男道：“难道你不是青岛人？”妇女道：“要是不就好了吗！管他怎么的，先生个三胎领十万元花着。”墨镜男道：“看看，早就知道有人会这样想，所以那政策也定得高明，十万元怎么可能一下子发给你？一年发一万，十年发完。”妇女道：“政府果然聪明！”于是大家一齐笑了。
卖菜的与卖水果的混杂在一起。菜与水果品种繁多，五颜六色，除了本地产的，竟然还有海南岛的新鲜椰子与来自拉美的香蕉，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新品种。这商品丰富背后的支撑是便利的交通与快捷的物流。故乡的茂腔有一个著名的超长的唱段叫《赵美蓉观灯》，那剧中人物赵美蓉在元宵节的闹市上看到了各种灯，有历史人物，有神话传说，还有地里长的、树上结的、海里捞的，都做成了灯的形状。什么“茄子灯紫莹莹，芫荽灯蓬松松，黄瓜灯一身刺，萝卜灯红彤彤……蟹子灯横着走，扭扭嘴的是海螺灯。黑鱼灯七个星，跳过龙门的鲤鱼灯……”，这段戏上了年纪的人都能唱几句，但年轻人很少有人对茂腔感兴趣，自然他们也不会知道这个著名的唱段。我左顾右盼着摊位上的蔬菜与水果，心里回响着这个著名唱段的一句句虽然十分乡土但却生动活泼的唱词。
当年集市上的人要大声叫卖招徕顾客，现在，代替人吆喝的是录音机与电喇叭，它们机械地重复着单调的话语，是那样的令人厌烦，但又不能不听。摊主们都把自己的喇叭声调到最大，于是大家共同制造出喧闹的市声。
路边的一个卖豆腐沫子的摊子吸引了我们的目光。他没用电喇叭为自己做广告。我们靠上前去，欣喜地看到，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那盘团团旋转着的石磨，是由一辆三轮车上的小电机带动着的。这辆三轮车既是他的交通运载工具，又是他工作时的动力。这巧妙的设计，显示出摊主的聪明与智慧，又透露出几分机械化的小幽默。所谓“小豆腐”，是将豆子在清水中泡胀后放到石磨里磨成糊状，这就是豆腐沫子，将这豆腐沫子与菜叶子放在大锅里煮熟，就成了营养丰富、特别开胃的小豆腐。如果再放上一些骨头一起煮，那味道会更加鲜美，营养会更加丰富。之所以叫小豆腐，是因为在我故乡是把那种用卤水或石膏点出来的豆腐叫作大豆腐。
过去这种推小豆腐的石磨，只能是靠人来推动，现在用电催着它转，虽然算不上大发明，但大大提高了效率且十分有趣，就像一个人设计了一套装备来摇动蒲扇为自己扇风一样，风力肯定比不上电风扇，但看上去很好玩。摊主年龄比我大一岁，白头发，红脸膛，思维敏捷，干活麻利。我不知道他每个集市能卖多少斤豆腐沫子，所以也就不知道他每个集市能挣多少钱，但从他的言谈话语与表情上可以感受到与猜测出，他的生意不错，生活也不错。我不知道将一盘石磨变成机械化的生产工具，这构思、设计是否出自他的头脑，但他是受益者却是无疑的。我买了十元钱的豆腐沫子，用塑料袋装好，一起来的朋友抢着扫了二维码。卖豆腐沫子的老汉比我年龄大，但身体与精神都比我好，为什么？他吃得肯定不如我吃得好，但他吃得肯定比我健康。他肯定不锻炼身体，但他一直在劳动，劳动者光荣，劳动者健康，劳动者万岁。尽管大家都知道用笔杆子写文章也是劳动，但农村上了年纪的人总是认为那算不上劳动，只有汗珠子落地摔八瓣儿才算劳动。我记得多年前陪我老父亲看电视，电视里是一个交响乐团在演奏，他好奇地问：“这些人不劳动，吃什么？”我说，“这就是劳动啊，而且是很辛苦的劳动啊！”他说，“再苦也苦不过农民啊！”当然，我父亲生前就改变了他的看法，因为农业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劳动强度大大减轻，连推小豆腐这样的劳动都机械化了。
我们在集市上，竟然看到了一个凿石磨的。这是一个古老的职业，与磨剪子抢菜刀一样古老，但生意似乎更少，因为石磨的使用者比剪子与菜刀的使用者要少得多。那也是一个看上去年逾70的老人。他用锤子敲击着凿子与錾子，加深了磨盘上的沟槽。这是个看似简单但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石磨粉碎粮食，全靠两扇磨盘上的方向相反的沟槽的研磨，浅了不行深了也不行，角度不对也不行。我很感兴趣地近前看，同行者说：“看拉屎的也别看凿磨的。”我知道这句话的意义。我在桥梁工地上当过小工，知道石匠工作时溅出的石片很可能伤人。有一些古老的行业，随着生产与生活的改变而消失。当机器磨刚刚兴起时，人们感觉到进步带来的喜悦，但当机器磨在加工过程中使粮食的原味受到损害时，人们又开始怀念石磨加工出的粮食的味道。这也是文学作品中经常表现的情节。
我们在铺集上只逛了一个多小时，看到的商品已令我眼花缭乱。第二天，我们又去了胶南的泊里，这个集的规模比铺集更大，知名度也更高。
我在泊里大集上看到了一种耘锄，估计是为庄稼追肥时豁沟用的。类似的农具我在农村时见到过，但现在的农民对它进行了改造：将当年的沉重的铁的引导轮，换成了像自行车轮子一样的充气胶皮轮，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前进的阻力。除此之外，我还发现很多小农具，譬如锄头、镢头、镰刀之类，都有了材料与形状的改变。那些锃明瓦亮的锋刃，让我想象出使用时的快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一件顺手的工具，对于劳作者来说，那是太重要了。
然后我们去了与农具市场相连的锅市。各种锅，传统的铸铁锅、现代的合金锅，大大小小的，在阳光下闪烁着各自的光芒。我有一个关于锅的问题，几十年了，问了很多人，查了很多资料，一直未能解决。民间对锅的型号，以“yin”来区别。我看到有些人将“yin”写为“印”，譬如八“印”锅，十“印”锅，十二“印”锅。这个“yin”，到底是个什么单位？是长度还是容量？有人说“yin”就是“仞”，一“仞”等于八尺（周制）或七尺（汉制），那十八仞要多大呀，显然不对，也有人说“yin”就是“人”，六“yin”锅就是六个人吃饭的锅，十“yin”锅就是十个人吃饭的锅，这显然也不对，因为一个连队一百多号人，也只用一口十八“yin”的锅。在铺集的锅市上，我就问过卖锅人这个问题。他对各种型号的锅的尺寸了如指掌，但说不出这个“yin”到底是个什么单位。旁边有位教师模样的人说，“yin”，会不会是指英寸？英寸“Inch”的读音与“yin”很接近，但一英寸只有2.54厘米，显然又对不上。泊里集的锅市比铺集的锅市大得多，锅的种类也比铺集多。我用同样的问题问卖锅人，他们也与铺集的卖锅人一样，对锅的尺寸了如指掌，但对“yin”是什么单位，则说不清楚。按照他们报出的各种锅的直径计算，“yin”显然不是一个长度单位。一位卖锅的中年人道：“听老人说，一个人每天的饮水量就是一‘饮’，这说明‘yin’是一个容量单位。”但细想又不靠谱，因为人的平均饮水量是多少，实在是个比较模糊的数据。站在卖锅人旁边玩手机的小姑娘突然说：“我搜到了。”她对着手机念道：“一印等于100两水（老秤），约等于现在的3.74公斤。十印锅，就是能盛37.4公斤水的锅……”这的确比较靠谱，“yin”，不是长度，而是以水的重量来表现的容量。以老秤计算，说明“yin”的称谓历史相当久远。按此数据，我们计算了一下几个型号的锅的容量，然后根据水的比重折算，得出的结论基本靠谱。可见网上确有高人，可见许多问题可以用手机搜索得到答案。那女孩告诉我们，“yin”写作“印”，而为什么100两水叫作“印”，这个问题手机上搜不到答案。我非常高兴，困扰了我许多年的问题终于在大集上的锅市里解决了。当然，在别的地方也可以搜索解决，但在锅市上，由一个看热闹的小孩子帮助解决，则别有一番意味了。在回家的路上我想，古人称出100两的水倒在锅里，锅上必会留下痕迹，这痕迹，会不会就是“印”的由来呢？
我们还逛了鸡市。各种各样的鸡，纯白的，纯黑的，羽毛斑斓的，还有一笼一笼壮硕的红毛大公鸡，它们比赛般地引颈长鸣，把整个鸡市搞得朝气蓬勃。鸡市里还掺杂着卖鸽子的，卖鹌鹑的，还有卖鹅卖鸭的。我问一位卖鸡人，有没有卖小狗的，她说有啊，就在前边。
长方形大木箱里，有数十只不同品种的小狗，围着很多人看，有年轻人，也有老人。一位老太太问：“有阿拉斯加吗？”卖狗人说：“有啊，这只就是。”一位年轻姑娘问：“有巴哥吗？”卖狗人说：“你眼前那只就是。”我指点着箱中的小狗，问它们的品种，卖主报出一个个花哨的名字，都是洋种，我很感慨，这是一个农村的大集啊，竟然有这么多的洋狗。
漫长的鱼市不能不提。我曾经写过一篇题名《鱼市》的短篇小说，描述了我想象中的春天鱼市的繁荣景象。在我的想象中，春天的鱼市上最多的是带鱼，银光闪闪，连成一片。但现在的鱼市上，鱼虾蛤蟹，品种繁多，难以尽述。卖鱼人说，眼下正是鲅鱼的旺季，鲅鱼肉味鲜美，肉厚刺少，青岛地区流行着鲅鱼旺季女婿买鲅鱼孝敬老丈人的习俗，结果把价格哄抬了上去。其实，在我的记忆中并无这种习俗，是近年来才兴起来的，归根结底还是日子富裕了，一些新民俗就被发明了出来。新民俗坚持几十年，也就变成了老传统。
在鱼市中央的一块空地上，十几个人围着三个民工打扮的人。在他们面前，摆着一个沾满泥巴的乌龟状的东西，好像是玉雕的。其中一个人说，这是他们三个人在施工时挖出来的，因为三个人不好分，只好卖掉。……围着的人都不吭声。我举起手机欲拍照，被他们制止。我观察了一下围观者的表情，知道大家都心中有数，这样现编现演的小把戏，已经骗不了任何人了。一个观者突然说：“文物所的人来了！”那三个人丝毫不慌张，那位主讲者道：“文物所的人来了也不怕。”我问：“你们为什么不怕？”他们突然笑了，一个说：“我们知道是假的，你们也知道是假的，文物所的人更知道是假的，怕什么？”于是大家都笑了起来。
尽管现在大多数东西都可以在网上购买，但赶大集还是有独特的乐趣，因为赶大集不仅仅是为了买卖。大集是经济活动，也是文化现象。很多东西的意味，其实是需要环境的衬托才能显示出来的，譬如泊里大集上的海鲜炒饼，大锅朝天，敞篷通风，烟熏火燎，大呼小叫，在浓烈的香气里，用粗瓷大碗端到糙木的桌子上，再开上一瓶啤酒，吃，喝——似乎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吃得香，喝得美，如果挪到豪华饭店里，也就没有味道了。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