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因多次参与里下河文学研讨而结识了仁前兄（他60岁后以笔名“刘香河”著文，下文我便以其新笔名称之），但我们真正的交流，其实还在文字上。当我读到其小说中巨细无遗的民俗描写，感动之余突发奇想，邀请他在《大家》开设了“醉岁月”专栏。如今，将这些专栏刊发的非遗散文结集成册通读，依然能感受到他重建传统理想与价值的良苦用心，以及地方性写作的巨大能量。

虽然我不是里下河人，但在阅读刘香河这些非遗散文的过程中，内心不断唤起某种社会情感，或者说“共同感”。这种“共同感”并非需要通过外力干预才能辨别的情感，而是对自身民族性、历史性的自我指涉。在刘香河的散文中，他试图建立某种内在的生命联系、一种朴素而深层的情感联系，以及对地域文化的缱绻之情。尤其在很多非遗亟须抢救的当下，我们必须以地域性、空间性的视角，来重新调校文化观念上的偏差。

尽管如此，非遗在刘香河笔下，不是委顿的，而是生命之花的缩影。他似乎不是从遗产的角度，而是以稚子之眼眸，去重新发现那些新的、唯一的元素。“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与“旧”在这些散文中，成为辩证的统一体，既要确定这些非遗在人类学与民俗学上的经典位置，精确地分析这些非遗在地域文化乃至民族文化场域中的具体性与独特性，同时，也在时间性的溯本求源中，寻找地域性传承的不二法门。

作为一个在水乡成长起来的作家，倘若从记忆中打捞这些非遗在心头留下的印痕是容易的，但刘香河没有为了满足个人的怀旧情绪，而建立一座单向度的“文化后花园”。他选择在某种整体性中，去探索非遗技艺的内涵。然而，如何将这些非遗对象，以新的视角呈现出来，并非易事，这不仅是知识的再造，也是一种空间的生产，它既对应于每个非遗对象外在的技艺经验结构，同时，也内在于社会空间的结构之中。

正因如此，刘香河没有采取批判性的视角，而是选择了立体的人类学的视角，我们或可发现，刘香河笔下的这些非遗对象，并没有局限于一时一地，也即是说，他所采用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时空性的角度，而是包含了周围的印象、影响与观念构成的整体观感。《拆除藩篱，让生命信马由缰》虽重点落笔于泰兴花鼓，却先后比较了安塞腰鼓、苗族芦笙舞、孔雀舞等民间舞蹈形式，从中得以窥得此类非遗的整体风貌。《妙手生花》中的“泥塑”与“吹糖人”，其实并非仅里下河所有，但是，在刘香河笔下，这些非遗技艺推己及人，让其以特有的文化景观的方式，深深嵌入精神血脉之中。由此我们看到，非遗并不是通过一个匠人的技艺和地域因素构想出来的，而是基于社会心理构成、历史乃至于非遗自身有关的一切所决定的。《盛开在民间沃土之上》中的“锣鼓书”、《脱胎换骨的转化》中的“烧窑”，均探讨了在“无土时代”，随着“文化复古”之风兴起，民间非遗的活化与转化问题。从这些片段化的生存场景中，我们既能看到传统生活里温馨的人伦与充实的劳作，也能感受到从前现代农耕文明向现代社会过渡时的“自为”与“自得”，这体现了刘香河慕古却不泥古的创作态度。

非遗并非遗落之物，而是深深扎根于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空间，让我们一次次领略热烈的生命情怀。在《在旧时光里沉醉》一文中，我们既能看到会船、庙会、说鸽子等令作家痴迷的地方风俗，也能读到水乡日常中蕴含的诗学与美学内涵，尽显百态风情。当这些鲜活丰富的日常场景扑面而来，我们获得了一种基于地理与空间维度的审美体验。这些散文既保留了具有历史纵深的文化原乡印记，又承载了多元的审美信息，搭建起作家与世界交流的桥梁。这或许就是我们在读刘香河散文时，既感受到在历史与当下穿梭的眩晕感，又产生深切共鸣的原因所在。

《舞出生命中的汪洋恣肆》中的“打莲湘”与“千户狮子舞”，《唤醒儿时的味蕾》中的泰州嵌桃麻糕和姜堰薄脆，还有《这一凿，生命如花》中的“石雕”与“木雕”等等，无不展现出普通人的生命理想和诗性情怀，也凸显了日常生活中的精神自足性。尽管作家的笔墨集中于某个对象，但字里行间却是那些难以释怀的情感，以及现代人对文化家园的精神渴求。由此可见，尽管非遗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历史与当下的重构，但它依然持续构建出不断变化的参照框架，传统在这一框架中被不断重新组织。在此意义上，刘香河既直面非遗的“现场”，也在寻找赋予其“有机身份”的途径。因为只有当非遗获得当代人的认同，并融入当代生活，其内在精神的当代性被发掘出来，才能从流行文化的包围中突围而出。我认为，刘香河的散文中潜藏着某种对话关系：既与传统的连续性和承继性展开对话，也与以消费文化为代表的当代流行文化进行对话，试图将人们从“欲望的迷途与甜俗的虚幻中唤醒”。

或许，刘香河这些非遗散文写作的意义就在于，经由非遗重申文化机制的调节作用。当我们与非遗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时，更需要与它展开某种内在的对话与交流，凭借天然情感、文化习俗、传统习惯等，构建一种缄默共存的交往关系。唯此，我们才能学会在瞬息万变的当下发掘精神的宝藏，拥有更为宽广而澄明的生活空间。

（作者系《大家》杂志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