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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西方文学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动因，这在以往的文学史著述中已得到丰富的书写。“西方”“外国”“欧美”等表述频频出现，进而形成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某种共识。在这个意义上，青岛大学教授吕周聚的新著《中国新文学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11—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是在此基础上的一种学术细化与拓展，该著系统全面而又巨细靡遗地梳理了中国新文学对美国因素的选择、接受与书写。

诚如王德威在序中所言，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是“多音复调的”，这在著作的结构中得以明晰体现。该作由绪论和七章内容组成，前三章依次为“现代民主意识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个性自由与文学创新”“实验主义与中国新文学革命”，分别从体制、思想和方法三个层面阐述了美国因素对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影响；后面四章则从小说、话剧、诗歌与散文等四种文体分而论之，全书形成了纵横交织的网状结构。作者旨在探寻中国新文学与美国文学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历史联系。在问题意识的强烈驱动下，作者重返历史现场，爬梳大量原始史料，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中重审中美文学的内在关联。著作既有重返现场的史实描述，又有文本之间的精微对比；既有对新文学作家笔下关于美国的多维书写的探究，更着重阐释了中美作家之间内在的精神联系。

这就要求研究者具备开阔的文化视野，同时对美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有着丰富深入的了解。吕周聚教授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并曾在哈佛大学东亚系访学，对美国文化有切身体会。作者在比较二者的文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历史沿革、政治体制、民众信仰、文化交流等方面，为中美文学的内在关联提供了历史景深与文化背景，这在著作的前三章体现尤甚。作者以孙中山、胡适和林语堂为例，详细论述了美国式民主观念如何影响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进而成为新文学发生的重要思想驱动。作者还详细考察了杜威的“实验哲学”对中国新文学创作者们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追溯胡适对“新诗”的提倡与《尝试集》的命名等。作者指出，《尝试集》的名字体现了实验主义哲学的色彩。胡适的文学革命思想及诗歌实践也是受到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对于作为“舶来品”的现代话剧，作者详细梳理了现代话剧作家在美国留学时的学习细节：“张彭春、洪深、赵太侔、熊佛西、余上沅等人在美国留学期间，学习掌握了关于舞台布景的先进技术与方法，并将它们介绍到国内。”作者既注意到留美学生对美国戏剧理论的系统学习，也强调他们的舞台实践，并对他们回国后的话剧体制建设，包括剧本、导演、舞台布景等方面的实践进行了详细描述。这就超越了以往文学史以“剧本”为中心的叙述，更加立体地呈现了话剧发生发展的历史面貌。

从历史与文化深处发掘中美文学的内在关联，是该著学术创新的重要体现。作者认为，中美文学在20世纪初面临着共同的历史境遇与革新诉求，“在20世纪初，中国新文学与美国文学处于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摆脱传统文学的束缚、寻求文学独立，成为它们共同的追求”。这种共同追求成为中美文学发生深层关联的内在依据，并形塑了某些共同的思想与艺术特征：反抗传统、寻求文学的独立意识、建构新的语言与文体传统。例如，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出的‘八不’主义与20世纪初美国文坛上出现的意象派诗歌的‘五不’理论之间具有颇多相通之处”。如果说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是在美国文学变革的现场感同身受，那么郭沫若则是在日本以“翻译”为中介与惠特曼发生强烈共鸣，“‘自由’是将郭沫若与惠特曼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与桥梁，是郭沫若与惠特曼发生共鸣的焦点”。胡适和郭沫若对美国文学的共振性接受，构成美国文学影响中国新文学的两种典型路径。在书中，作者旨在阐明，中国新文学对美国文学的接受是与中国语境高度契合的，是基于中国现实的“传统再造”。

作者善于在精微的文本解读中洞见中美文学的思想与艺术联系，这在论述各种文体时均有精彩呈现。在论述爱伦·坡的心理现实主义对现代小说的影响时，作者以鲁迅《狂人日记》、陈翔鹤《悼——》、施蛰存《妮侬》等文本为例进行分析，洞察它们对爱伦·坡小说的借鉴。作者通过文本细读，剖析了尤金·奥尼尔剧作的典型主题（人性书写）和艺术手法（梦境、幻觉、内心独白）对谷剑尘《绅董》、曹禺《原野》、洪深《赵阎王》等现代中国话剧的影响。在“旅美散文中的美国书写”一章中，作者对王一之《旅美观察谈》、费孝通《初访美国》、谢扶雅《游美心痕》等散文文本展开细读，对其内容进行条分缕析的剖析，呈现出基于历史现场的美国认知与文学体验。在此基础上，作者将中国现代旅美散文概括为“不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也不是一种闲谈草木虫鱼、喝茶聊天的美文创作，而是带有一种明确而又强烈的实用主义目的的文化书写。”这既准确体认了旅美散文的内容特征，又对其创作意图与文化功能有了新的认识。

作者还注重对美国因素“间接影响”的幽微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以往的文学史表述进行纠偏。譬如关于现代话剧，作者指出，“中国现代最早的戏剧演出活动尽管出现在日本，但与美国戏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重新辨析“美国”与“日本”在现代话剧建构过程中的源流问题。对于现代诗歌中象征主义的溯源，作者提示我们注意爱伦·坡对中国现代派诗人的影响是经由法国“中介”产生的，“中国现代主义诗人是通过波德莱尔、马拉美间接地受到了爱伦·坡的影响，在李金发、戴望舒等人的诗歌中能够看到爱伦·坡的影子——唯美、神秘、颓废，充满象征意味”。对美国因素“间接影响”的幽微洞见，澄清了新文学发展因素中的源与流问题。

某种意义上，《中国新文学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11—1949）》建构了一种基于中美文学的“比较诗学”研究范式，这种范式意味着新文学研究版图的重要拓展。这既召唤着学界对新文学中其他国家因素的溯源与阐释，更指向整个20世纪的新文学乃至新世纪以来中外文学的交流与互鉴问题。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时代语境下，该著提供的文化视野与学术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作者系山东大学诗学高等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