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3月29日，中国作家协会“万水千山总是情——欢迎港澳作家回家”活动在京启动。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40余位来自香港、澳门的作家和文化界人士通过文学畅谈、创作研讨、名家对话、文化之旅等一系列活动深化交流。气氛热烈，如坐春风。正如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宏森致欢迎辞所言：“中国作协的大门，永远向作家敞开！”作家朋友，欢迎回家！本期刊发部分参会作家感言。

——编 者

明月何曾是两乡

□何冀平

回家，从来是游子的祈盼。中国作家协会邀请港澳作家回家，香港澳门一行43人前往北京。原以为是一次例行的官方访问，但从接到通知那天起，就感受到不同，细致周到贴心，每一个细节都关照到了。

初春的北京春风拂面，桃花红玉兰白，黄的是迎春，绿的是杨柳，在花树围绕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和所有书记见面，主席进了会场不上台，也不直接就位，走过来和每一个“回家”的作家握手。从她暖暖的手里接过牌匾，上面镌刻着我参加作家协会的天数，写着“您以优秀作品，点亮万家灯火，我们以文学名义，向您致敬”。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宏森走到我面前，照例举起酒杯，竟能记得我剧本的台词，而我记得的是，他主管电影时，等待立项的导演陈可辛和我不知前景忐忑不安，他主持审阅了电影《投名状》的剧本，批准立项；我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60周年撰写话剧《甲子园》，发表我剧本的是《人民文学》，书记处书记兼主编施战军仍清楚记得当年，款款讲述着十多年前看过剧后决定发表的细节，在《人民文学》发剧本非同小可，我当时惊喜得有些惶恐；《十月》杂志社，是发表我第一部剧本集和小说的刊物，恩谊绵长。总编辑说，当年为了剧本中的一句台词“炉肉”，他们走访了北京老字号的大厨；出版我最新一版剧本集《疏影暗香》的作家出版社社长也在场，各大刊物的主编、各大媒体、身在北京城的名作家、名编剧都来了。

每一程都有中国作协的书记陪同，活泼爽利的联络处主任热情得如同一团火，随行的记者手快脑快，一会儿一篇文，记述着我们回家的一点一滴……

现代文学馆送给我的作品“入藏证书”，文中写到“您的作品由我馆珍藏，将传之永世”。证书题头竟是邵燕祥先生的诗，我和燕祥先生是忘年交，他一直关注着我，惦念着我到了香港怎样写作、怎样生活。我留存着他给我的亲笔信，如同家人般的嘱咐叮咛。他走了，想不到在这里看到他的诗，不觉热泪满盈。

“引来茫茫九派百川水，汇成浩淼的文学海洋，作协像一座活动的火山，一个生长着的矿藏……二十世纪中国文明的敦煌……有声无声的呼唤，心灵会把心灵叩响……”。

纸短情长，写不完说不尽短短3天满溢的深情，一言一笑，亦诗亦韵，感动着“回家”的每一个人。

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回家，因文学之名

□穆欣欣

如果四季有表情的话，微笑当属于春天。

3月22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一期名为《文学馆的春天来了》的视频特别好看。文学馆院子里的玉兰花和一同入镜的丝丝垂柳，在蓝天、风中、阳光下笑意盎然，摇曳生姿。

那天，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在微信上一句“来看花”，我的心先飞回了北京。

我曾经是澳门驻京机构的外派工作人员，后来在北京安家，做了北京媳妇儿，北京一住就是十多年。记忆中每年一到三月，家门前那株玉兰，如约开花，我形容这是京城早春里的第一抹笑容。

春天的北京，成了花海。识花如认人，奈何我患有“脸盲症”，记不住人脸，也分不清花容。在我眼里，唯独玉兰，有很高的辨识度。玉兰有绰绰仙姿，她的向上生长之态，有恰到好处的骄傲。对于这个世界，不讨好、也不低就。

今年，是我从北京搬回澳门的第九个年头，却从未停止过对这座城市魂牵梦萦的思念。这份思念里有玉兰花。

一周后，我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不专为看花而来，却也为看花而来。

3月29日，我们43位港澳作家应中国作家协会之邀，在北京开启为期三天的“作家回家”活动。加上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纪念，“回家”恰逢其时，别具意义。

三天活动行程，尽显中国作协设计用心。除六场文学畅谈交流外，我们游故宫、过后海、穿烟袋斜街而行、赏什剎海夜色；走进天津，参访冯骥才文化研究院、梁启超故居、李叔同故居，还聆听了一场82岁高龄的冯骥才先生讲他对民间文化守护历程的讲座。与紧凑行程并行的是媒体采访安排，让我们尽可能地在媒体上多多宣传港澳文学的现状和未来，让更多读者认识港澳文学和作家。

首日活动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进行。文学馆所在路段被命名为“文学馆路”，可见这座城市对文学的尊重。进入文学馆，站在洒满春日阳光的院落里迎接我们的中国作协全体书记，和那些早在一周前就隔屏见过的玉兰花，是映入眼帘的第一道“回家”的风景。

李渔在《闲情偶寄》里形容玉兰：“千干万蕊，尽放一时，殊盛事也。”

我曾无数次回自己在北京的家。这一次，玉兰花见证，我们以文学的形式回中国作协大家庭、中国文学的“家”，殊盛事也，当为盛事！

高尔基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文学是以人为描写的中心，探索和表达人性。“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伟大文学作品，无一不是以悲悯之心写人。我们读过的文学作品，必然是为细节的描摹而感动、而记忆。因文学之名的“回家”活动，同样是以细节温暖和感动着每一个回家的人。

会场内的欢迎仪式，铁凝主席目含温情，走到代表团每一个人面前，亲切握手并说 “欢迎回家”！我从宏森书记手上接过中国作协颁发的入会纪念牌，上写“今天是您成为会员的第5031天。您以优秀的作品，点亮万家灯火，我们以文学名义，向您致敬！”我既为自己是作协大家庭的一员而骄傲，同时又为自己未能写出好作品而惭愧。回澳门后，我把这块纪念牌放在书桌上，用以时刻提醒自己不辜负作协会员的身份。文学于我，是阅读经验和写作经验叠加成的人生经验，并成为我的人生底色，它让我知道这世上有很多远比金钱珍贵的东西。

此次，我们也应中国现代文学馆之邀带来个人作品入藏，同时带来了前辈作家们有温度的手稿、信札捐赠给文学馆，它们和文学馆90多万件藏品团聚，让澳门文学以回家的形式汇聚到中国现代文学百年文脉之中。主持《澳门日报》副刊多年、也是代表团成员的汤梅笑捐了前辈鲁茂、穆凡中的手稿；80多岁的李观鼎先生也捐出了自己的手稿。《澳门日报》两位老社长李成俊、李鹏翥的手稿，我多方问道求索不果。捐赠藏品中如果没有两位老社长的手稿，此次“回家”，终觉遗憾，难称圆满。

我想到自己珍藏有两位老社长的信函，便询问王军副馆长文学馆是否也收藏信札，他很快回复说“意义重大”，嘱我一并带上，并且建议我向媒体多讲讲两封信札背后的故事。

澳门文学特色之一是副刊文学，绝大多数澳门作家从副刊“豆腐块”写作起步。《澳门日报》的文学副刊一办数十年，培养了众多作者。每年报庆日，报社邀约众多副刊作者餐叙，是延续至今的传统，有宴开20席的壮观场面。在纸媒面临巨大生存压力的今天，有些地方纸媒取消了副刊，而《澳门日报》的副刊仍然是我们发表作品的主要平台。这当居功于李成俊、李鹏翥两位老社长开拓性的建树，也有现任社长陆波的坚守。此次我们也代表报社向文学馆捐赠了澳门回归祖国当天的一整套《澳门日报》。

我珍藏的第一封信函，是李鹏翥先生的。

1997年，我出版了人生的第一本小书《戏笔天地间》。我把新书送到报社楼下转交李鹏翥先生。几天后，我收到先生的回信，很是惊喜。我没有想到时任总编辑的先生日理万机，会把默默无闻的小辈的书当成一件正事对待。信中先生称我为“欣欣小妹妹”，理由是称“欣欣小姐”太见外。我更没想到他说书中文章很多已在报上“先睹为快”。那时感觉我爸常常对我耳提面命：“文章发表了就会有人读，一定要认真对待你写下的每一个字”的此言不假。当然，“文字清新，见解也新”，实在是先生对我的鼓励和谬赞。他称赞封面选画和设计都好，询问出自何人手笔，并说：“窃以为找一个近于米芾风格的更配合文风，这可能是苛求，或吹毛求疵了。一笑。”

第二封信的日期，是2013年5月21日，落款人“李成俊”。

澳门基金会联合作家出版社、中华文学基金会于2014年在内地出版第一套《澳门文学丛书》，含20本老中青三代澳门作家文集。逾九十高龄的李成俊先生委托我从他的三本文集中精选文章合成一册，作为《澳门文学丛书》之一册。书出版在即，信是响应我索要作者相片和简介文字等要求。然而，先生在信中特别说到，要我执笔代写后记，以便向读者说明全书“装修”过程──“这才恰当”；还说道：“书名除作者外，还应列明编者欣欣。未悉以为然否？”这其中体现了先生对人的尊重，眼中看到的是我努力的过程；对我未能尽如人意的编辑水平，却宽容以待。书出版了，我没有遵先生嘱咐写后记，更不敢在作者名之外加上自己的名字。

在选编文集过程中，我除了担心自己力有不逮、达不到先生要求外，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愉快的阅读历程。先生是老报人，笔下也是现今难得一见的报人文风。给我的信，通篇以“弟”自我谦称。书名为《待旦集》，因作者有过东江游击队战斗经历、后来又长期从事报业工作，对“枕戈待旦”终生难忘，对“审稿待旦”记忆犹新。忆人、忆事以及战场上的峥嵘岁月，经过时间的淘洗沉淀，下笔成文，举重若轻，更为澳门新闻、文坛的历史补白。据说先生可以背诵《红楼梦》的章节段落，文集中收有论及芹翁“笔误”的文章，实可视为“红学”研究成果。

两位老社长都曾是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每年来京开两会之便，会邀约我夫妇小聚。有一年，李成俊先生一落座，便念道：“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然后看着我问：“我怎么想不起这几句词曲的出处来？”先生是有心考我吧？这出自清孔尚任《桃花扇》剧末套曲《哀江南》，描摹沧桑兴亡，说古，也论今。它和《长生殿·弹词》，我视为词曲双璧。

文化传承，重要的是精神的传承，传承前辈作家处世的谦和之心、对人的关爱之情。如今，这两封信札被安放在最应该安放的地方，也是回“家”。写到这里，我想起回家之行在最后一站李叔同故居看到的文字：“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五年之约 玉兰之盼

□谭健锹

记得2019年春天，北京还是有点冷。那次下了飞机已是晚上，往城市中心的一路不算颠簸，当我哆哆嗦嗦地披上棉衣走出汽车时，安定门的城阙雕塑已在万家灯火中渐渐合上疲惫的眼睛。

每次出游，每到一个或熟悉或陌生的城市，我都喜欢延续晨跑的习惯。三月的北京之行，自然也不例外。刚跑出酒店不远就看见一丛灌木，上面叶子不多，但枝端有许多粉红色的花，不约而同地朝着一个方向，活像一捆捆箭镞，带着向往阳光的执着，整齐而不失烂漫，迫不及待地含苞欲放。

忍不住，一向五谷不分、对植物并无特殊爱好的我居然用旧手机拍了下来，放到微信朋友圈，并随口问了一句：“这是什么花？”

就在我从河边跑到东土城路时，一块醒目的牌匾紧紧抓住了我的眼球。只见上面有六个红色大字：中国作家协会。

凡是喜欢阅读或写作的人都不会对它陌生，我也如此，但说起来有多亲切，也谈不上。只觉得，我和它似曾相识，而距离感还是横亘在眼前，在心头。有那么一剎那，我停下奔跑的脚步，想走近大门瞧瞧，然而这个冲动很快就被心头那句“不自量力”的自嘲，扑灭了。

是的，我只是文学爱好者，写作者或许称得上，但作家配不上，何况如此崇高的殿堂，焉能是我辈进入之地？

匆忙间，我收拾了羡慕和不舍，调头跑回下榻处。半路上，我吃了一回咸咸的、不太适合南方口味的豆腐脑，让喜好期待的灵魂再次颤抖几下、冷静几下，算是把自己好高骛远的情绪沉淀了一番。

2019年三月底那次北京之行最大的收获是游览了地坛公园，以及参观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每个行动都是独自的，都是内心的自觉，我从不觉得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文学和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也是在孤独和寂静的加持下，从世俗走向精神彼岸的。

现代文学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门口巴金先生的纪念手印。我拍了下来，从此，凡是有邀请我去澳门学校给同学做写作阅读经验分享，我都会把这珍贵的手印照片列席在幻灯片里，让澳门的师生感受文学大师的气势和魅力。

而当我徜徉在地坛的黄瓦红墙间，在郁郁葱葱的老松下，在宽阔平整的祭坛上沉思时，与地坛结下不解之缘的史铁生坐着轮椅的背影彷佛不时在我眼前晃动。他带着微笑，微笑里镌刻着思念、苦涩和坚强，在这春天的晨光中，永远挥之不去。

说实话，第一次邂逅中国作家协会，我心头并没扬起多少天翻地覆的感动，毕竟那只是一场可有可无的偶遇。日子还是照样过，风浪坎坷几许，人生在战战兢兢中也几度差点翻船。谋生，看书，写作，自己的生活依旧一如既往，不知道是惊喜还是遗憾在前头等待着。

就在几年后快要忘记与中国作协的偶遇时，也许是我这些年得过一些写作奖项、出过几本书，澳门基金会吴志良主席推荐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而入会的另一名推荐人，是穆欣欣女士。

忽然间，我想起当年在东土城路跑步的情景，想起邂逅中国作协的那个片段，还想起当天出门时我在朋友圈里发的那个询问花名的疑问。当时欣欣姐是最快回应的，她说：“那不就是玉兰花吗？”

世事就是无数巧合的结晶，是无数偶然性和必然性的逻辑混合。年华逝去无声，我经历了人生的跌宕起伏，品尝了酸甜苦辣，疫情、工作、家庭，没有一件事不揪心，好朋友好同学的撒手人寰更令我肝肠寸断。可生活不能停摆，前行不曾停步，写作也依然在夹缝里顽强地萌发冲动，哪怕断断续续、磕磕绊绊，也总觉得这是我活下去最大的期待、最有趣的不舍。

春节刚过，欣欣姐便通知我一起去北京，参与一趟港澳作家的“回家之旅”，而我们要回的“家”正是中国作家协会！

五年了，又是一个难忘的春天，又是那些光秃秃的枝条，又是那些婀娜的绿色垂柳，又是为我敞开大门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又是那一丛丛烂漫的玉兰花。

所不同的是，这个三月，比五年前暖和多了，而且，我不再孤独地走在陌生的路上，不需要用怯懦和自卑打发哀怨和艳羡，因为，有一大群来自港澳的同道陪着我，一同回家。

这些年，文学没有忘记我，是因为我没有忘记文学。疫情后有几次北京之行，我都会在工作之余发掘北京的文学气息。于是，鲁迅故居和鲁迅博物馆、老舍故居等等，都留下我的足迹。

这回北京之行，高潮无疑发生在故地重游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里。当日，高朋满座，朋友们济济一堂，畅所欲言。窗外，粉红色的玉兰花苞耐不住寂寞，也纷纷把小脑袋聚起来，热情地伸向窗前。

隐隐地，我感受到命运中有一段神奇的约定，有一个奢侈而不敢大胆开口的愿望，而含蓄的、气质卓然的玉兰花却在替我大声说出，她领会了我的情愫，说出了我的期盼，道出了我的心里话。

随后两天，不管我们一行走在六百岁的故宫里，走在钟楼、鼓楼、什剎海的侧柏下，还是依偎在天津的海河边，一股浓厚的家的感觉总是不时油然而生。是啊，文学，是我们的回家的路，是我们回家的桥，是我们回家的指路灯，是我们寻找家的方向。

北京，除了承载历史之重，还蕴含着文学之美。清晨，我依旧溜出酒店，在那些胡同里慢跑穿行，健身之余也在不断深化对北京的印象。就是那么一条很不起眼的总布胡同，东端的巷陌深藏着五四运动赵家楼的遗址，中段镶嵌着李济深先生的故居，西端又比邻着协和医院当年的宿舍群以及蔡元培先生故居。而一缕东边的阳光，一辆飞驰而过的打工者自行车、一条跟着主人遛弯的小狗、一声带着京味儿的小吃店吆喝，都能瞬间激发我下笔的冲动。珍惜这些灵感的源泉吧！

对我来说，文学的第一角色是治疗师。生活和工作，本质上都是残忍的，跟命运搏斗，跟死神赛跑，没有万事如意，一个人没有苦闷和辛酸是不可能的，而文学恰恰能部分地治愈我的种种心理不良反应。我深知，医生在拯救别人照顾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像一根蜡烛被燃烧，而且越烧越快，但正因为如此，内心深处的火苗借着文学之焰才会燃而不息。很多时候，阅读和写作，能让我静下心来，反思自己和周遭的碰撞。

回家之旅，不仅让我重新认识了不少港澳作者同行，也让我结识了身在北京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有的甚至在极短的时间里成为我的莫逆之交，我们一见如故，有聊不完的话题，有说不尽的天下事，从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蒲宁到萧洛霍夫，从《复活》到《罪与罚》再到《静静的顿河》，从伏尔加河到黑龙江，从赵佗到汉武帝，从司马迁到陈寿，从《史记》到《三国志》，从当年学习俄语到今天的文艺创作，直到深夜，他送我回酒店，彼此才依依惜别。

原来，五年前的邂逅，还是一颗文学种子，今天，它萌发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约定。这场约定，没有因为自己的懒惰而泯灭。还好，我终究有毅力和勇气一直向前走，尽管我依然不敢自称作家，我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还好，我到底有那么一群志趣相投的伙伴陪伴着，不管他们是在身边，还是在天涯海角。

这个春天，玉兰花依然盛开，我第一次走进中国作家协会的办公大楼，为一场五年之约划上一个圆满而深情的句号。

写一封家书介绍代表作

□陆奥雷

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万水千山总是情——欢迎港澳作家回家”系列活动，在北京和天津短短三天里，港澳作家和内地作家、编辑、出版人和机构领军人得到大量互动机会，不只台上对谈、围坐分享，还在游览采风过程中闲聊、合照、手机通讯互加关注。内地朋友交上了，澳门作家之间也增进了友谊，而对文学、特别是文学作品的讨论，限于时间和彼此了解不深，只是刚刚开始。

内地主讲人的分享，大多是在内地有过评论或得过奖的作家。但作为一个起点，我大概了解到内地同行对港澳文学的认识有多少，方便我们和家乡父老知道以后要在哪方面多做工作，为的是我们下次再回家，对彼此有更好的了解，可以有更多话题。

其实，澳门近年还是出了不少优秀作家和作品。讲澳门小说，不能不提李尔的《浮城》、太皮的《神迹》，还有寂然的《有发生过》和梁淑淇、李宇梁的所有小说，在澳门皆赞誉有加，是一时之选。讲澳门诗歌，除了姚风和袁绍珊，卢杰桦的《等火抓到水为止》和贺绫声的所有诗作，亦值得研究和传颂。谈穆欣欣，代表性还在散文，林中英《人生大笑能几回》、黄文辉《不要怕，我抒情罢了》、龚刚《乘兴集》等，也很值得向内地朋友推介。而要了解到澳门文学，李观鼎的文化散文集《三余集》更是必读之书。

还有如孟京、李懿等一长串后起之秀，要讲澳门文学，认真起来也可以凑个“一千零一夜”，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文学故事。

始终，中国文学开枝散叶、处处繁花，优秀的孩子那么多，我们不主动写家书送回家，族中的亲友们又怎可能知道，在澳门，有着这些有趣的文学兄弟姐妹呢？这封“家书”，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