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逐日》：探踪海内外的寻根之旅
几十年来，以小说、电视剧本创作为主体，运用虚构创作得心应手的薛海翔一改驾轻就熟的路子，在92岁的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在此十年前已经离世），“巨大的空洞和虚幻如惊涛拍岸，推着我说走就走，开始了一场搜查和研究性的旅程”（《长河逐日》后记），开启了一个红色家庭的万里寻踪之行旅。
万里寻访探求双亲生命之源
薛海翔为了弄明白“薛海翔从哪里来的一个源头”，根据父母亲的口述与很少的文字史料，分别沿着父母亲从小曾经生活、学习、工作，遭遇过“昂扬激愤”与苦难挫折的地方实地进行“田园调查”，分别飞往马来西亚的怡保、槟城，到中国江苏的涟水、盐城、徐州、南京以及上海等地，脚踏海内外，沿着父母走过的足迹实地寻访、考察、体验，以获得第一手资料，力求穿越历史的时空，真实还原两位亲人当年历经艰难、跌宕起伏的人生。
薛海翔在后记中语重心长地剖白道：“在抵达探寻的终极之处，我想得到的答案是：他们一辈是如何从社会基本粒子的原生态，一步接一步、一环一环地羽化，嬗变为他们最终的人。我希望我做到了。我做到了吗？”
《长河逐日》这部长篇采用双线交叉的时空观照，记述了父母双方的历史足印。父亲郭永绵出身卑微，甚至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四岁时在马来西亚的怡保被好心人何清哺养，16岁到槟城的报社做排字工，追随马来西亚共产党，18岁投身革命，因组织槟城印刷工人大罢工惨遭失败，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侥幸没落到日寇手中，后经香港到上海辗转到苏中地区，步步成长，由大马的浪漫少年逐步演进为职业革命者。母亲薛联，则是从江苏涟水写起，因对当时政府的强烈不满，15岁就离家出走投奔八路军，亲身经历过重大历史事件，后来在随军医疗工作中遭遇多种险情而逐渐发生蝶变，从一个寻找新生活的小镇少女，成长为技艺精纯的外科军医、意志坚定的革命者。
作家从人本维度，再现父母走过的人生路，呈现出那一代青少年如何身经艰险曲折，一步一步走向革命的生命历程；如何从懵懂无知、普通平凡的少年，磕磕绊绊、浴火重生，最终成为革命者，迎来新中国的诞生。也许他们并非英雄伟人，然而却真真实实，像许多先辈那样熟悉、那样可亲：欢乐与苦难相伴，坦诚与矛盾相融，功劳与过错交织，栩栩如生地站在你的面前。
传记叙事中强烈的“代入”意识
薛海翔在这部传记中，时时以今日之感受审视与体验当年父母那辈人的处境与心态，而不是作为旁观者追溯过往的历史。他说：“在写作中，我最喜爱的时刻是：每逢写到父母遭遇最为纠结的关头，就会将自己代入，试问如果我在相同环境和条件下，我会做什么？会怎样做？是比他们做得更好，抑或不如他们？”
如写到父亲郭永绵刚满18岁那年，作为一名排字工，作为斗争委员会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发动组织槟城3000印刷工人大罢工。他们发布新闻、发起游行，鼓动风潮，成为叱咤风云的工人领袖，各方关注的焦点人物。写到这里，薛海翔浮想联翩：“如果我们处于同样年代，我会怎么想，怎么做？我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比如这一次——我想，我恐怕也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因为这样的判断，会让年轻人在内心将自己置于更高的时代巅峰。”
又如薛海翔写到1949年5月，父亲随所属解放军部队进军上海必经的路线，查看资料发现，今日在衡山路家中寓所的窗口就可以望见那条街道。写作之际，他激动不已，感慨万端，仿佛俯首看到：“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穿着浸透汗渍和硝烟的军装，打着结实的绑腿……洪水奔腾般地向东涌去，卷向市中心，势不可挡。如果他偶然抬头，就能看见70年后的我，在高楼上凝神注视着他和他的战友的隆隆征程，目送他随着历史潮流的推涌，消失在衡山路浓荫满目的尽头，融进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世界。”
这段文字叙述父亲当年随军解放上海进城时的一段史实，作家没有停留在平面叙事，而是在寓所窗口俯瞰父亲走过的那段街道时思维飞翔，将相距70年的父子聚焦在今日时空中抒发感慨，将历史与当代时间“折叠重合，形成四维空间”，从而加深了前辈和自身的双向理解和心灵相通，给人以强烈撞击与震撼。“我们自己民族的过去事物必须和我们现代的情况、生活和存在密切相关，他们才算是属于我们的。”（黑格尔《美学》）
直面真相、甄别史实、秉笔直书
恪守真实性是非虚构写作的命脉与信条。作者所记录、叙述的事实必须符合史实、还原真相。作家信守中国史传写作“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班固语）的传统，“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钱锺书语），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追述父母双亲的历史往事。
如有一节写父亲郭永绵潜伏在敌人内部有暴露危险（叛徒指认），因而需要撤回革命根据地，对这样一段经历，从父亲当年受审查时写的文字资料看：他是请示党组织批准同意后撤回的。而20年后父亲的口述说是请示信件一直未得到上级回复，后来自己跑回根据地的。作家对这两种说法进行甄别分析，得出答案，相信应该是后一种：擅自逃离。因为在受审查阶段，说出实情，即便是事出有因，也会雪上加霜，只能那样写。而在距离那件事二三十年之后，讲出实情，时过境迁，也无大碍。作家对这样一段史实的甄别与判断显然是符合历史真相而具有说服力的。革命者也是人，在特定境况下，有这样或那样的过失不可避免，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样一段并不光彩的实情，并不损害父亲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反而使人更加觉得真实可信。
又如写母亲对解放战争时期“临朐南麻战役”的一段回忆，多年后，谈起这段经历，母亲既心有余悸，又很自豪，庆幸自己当年所在的五大队在战役中死里逃生的同时，还充当了一回战场诱饵，为战斗中全歼敌军作出了贡献（此说也事出有因）。而作家查阅史料，历史事实是临朐南麻战役是华东野战军的一次败仗，与母亲的口述相去甚远。在此书中，作家对那场战役如实记写，还原了历史原貌。如此秉笔直书，体现了薛海翔“每一时刻、每一事件，都须竭尽全力还原真实”的非虚构写作信条。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