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祥夫很多小说有种说不出来的吞噬感，又弥漫着暗流涌动的温暖。在那些至暗时刻，他给世人留下了逃生的通道。不确定性本来就是命运的固有属性，芸芸众生被投放到一个看不清边界的体系之中，由生至死，布满了未知、错误和漏洞，有些是个人的，有些是时代的，赦免的密码不在自我，也不在自我无限扩展的存在之中。王祥夫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作家，但同时他又是一个赤子。他带给我们的疼痛和温暖有多么直接，随之而来的触动和思考就有多么深刻。他的小说内核具有强烈的释放性，而文字又是温和克制的，这就形成了另一个反差，如同火山岩浆缓慢突围到地表，看在眼里是蔓延的灰烬，伸手触摸往往会灼伤灵魂，直到慢慢冷却下来，凝结成为会呼吸的、有硬度的生命体。这就是小说的力量。

《西北有高楼》是对近半个世纪历史的回溯与呈现（特殊年代、严打、拆迁），对他者的等待与探寻（小萨、黑猫、亲人），也是对自我的挣脱和离弃（跳楼、出家、枪毙）。小说的历史感和时代感被日常性和生活感包裹，只留下一些符号化的踪迹，在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的记忆里，与不甘的我们反复共鸣。王祥夫携带着无法愈合的伤口，把历历伤痕写进与自我的对话，就像米沃什一样。多少人终其一生，都在反抗命运给定的轨迹，努力寻找活着的真相和答案，“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历史对人的压迫如此沉重，惶恐不安的世人如何在现实的世界找到灵魂救赎之路，文学深入到每一个生命内核，发现过去与现在的内在关联，赋予时间以双重隐喻，擦去附着在万物上的细小尘埃，显露出人世温暖的光泽。

一

你是否有世界观

这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

王大义暴打朱姨，“我非要把你们的世界观给你们打过来不可！”许锁凤对不结婚的老二说：“你的世界观怎么是这个样子，现在真是一人一个世界观。”太多时候，我们也会有和许锁凤一样的感叹：面对变化太快的世界，人们只能哑口无言，要想好好生活，最好别说话。

我们经历过的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正在面对的又是什么样的世界？关心这些问题的人越来越少，许锁凤对老二说，你开心就好。老二说，现在没人提世界观这三个字了。世界变化很快，很多人不过是短暂地活在他人的记忆中，相对于有限的已知世界，他们都是未知的无名者。王祥夫尽力抓住这些在大历史中转瞬即逝的个人，写下他们曾经活过的见证，那些废墟里隆隆作响的绝望和挣扎，还有微弱的光和抚慰。

小说中的八栋楼，原本是一个小的共同体，亲戚和邻里的纽带被那个划了圈的“拆”扯断。在象征意义上，拆迁是打碎旧的世界，重建一个新的世界。作为时代的典型症候，圆圈里的“拆”，意味着与发展有关的宏大叙事；对于个人生活而言，则与被捆绑的处境紧密关联，画地为牢的单个人被模糊为集体，驱使大众放弃思考，行动统一成为机械式的社会构成。“迁”是一种流动的生存，因为迁去的地方生活便利，大院的人们觉得占了便宜，争先恐后地搬走了，老街坊会和很多陌生人组成新的社群，大院里原有的伦理关系和人际结构面临解体，又因为共同的拆迁话题而短暂地聚集，唯有大妞逸出群体成为特例，作为“钉子户”与垃圾同时被弃。叠加的时代图像看起来如同幻境，而所有人又始终置身其中。当历史记忆呼啸而至，选择关闭还是重启，或许对单个人很难产生根本性影响，正因为超越社会控制并不能带来感性解放，荒诞性有时就成为对极端理性的有效反抗。

面对生活变故，老张女人（健全人）选择放弃作为对时代创伤的回应，大妞（智障）选择固守小萨回家路径作为对时代变迁的抵抗，小说的悲剧意味是多重的。二十年过去，依然梳着辫子的大妞站在三楼阳台，眺望时代深处的雾霾，她的眼里同样布满雾霾，母亲跳楼的过往，很少在她生命里清晰回放，她的世界只剩下小萨和黑豆。变与不变都是世界常态，总有一些东西在变，也总有一些东西拖着人类的尾巴不肯放手，政治运动的后遗症是不断塑造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小说试图破解这种精神遗传编码，反思跨越时代而持续繁殖的文化病态，是向鲁迅的致敬。

小说的空间叙事具有时代纵深感。八栋楼被拆掉了门窗，所有窗子都像无尽的黑洞，黑洞里隐藏着无数人黯淡的一生。医院洗衣房，沾染鲜血的床单是青春的放纵。行刑路上，被围观的李红旗毫不在意，枪声响起，暴雨捶打地面冒起一阵一阵白烟。老旧的体育场，大妞竭尽全力抬起沉重的水泥管，还是伤了腰。院子里，王大义暴打说闲话的朱姨，所有人包括朱姨家人都冷漠旁观。大妞的房间，许锁凤端来一盆香气四溢的疙瘩汤。“清凉油”“世界观”是许锁凤和王大义的绰号，代表理性和价值判断，这对夫妇是遍地垃圾的世界里，可贵的民间正义与世俗温暖。在大妞的生活背面，李红旗一家构成了人性伦理的另一维度，他们的悲伤、愧疚和付出，并不能消解大妞和老张的悲剧。而正是对这些普通人饱含的痛苦关切，在更高的维度上，赋予写作以真正的伦理价值。

二

手心向上的静默

静默在时代内部，是茧，也是一种出离。

王祥夫写的是大时代里普通人琐碎的人生，生儿育女，生老病死，算计、欲望、亲情，买便宜的蔬菜，过世俗的日子，伴随着邻里之间的鸡毛蒜皮。那些烟雾缭绕的时代背景，旁逸斜出的欲望，忽然的心软，在王祥夫的水墨里氤氲，模糊而遥远，又真实而压抑，仿佛与活着毫不相干，又似乎揭穿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虚妄。落叶，大雪，黑夜，楼下的血迹，大妞摊开的掌心，有一些无声的控诉，更多的是淡漠，琐碎的生活细节，漫漶在主线之外，巨大的时代面具，一片一片碎裂，众生如蚁，活着如此麻木而潦草，脆弱又顽强。

大妞盘膝而坐，手心向上，她的面前缺少一个木鱼，而时代的回音，正一声一声敲打着她残破的人生。

有时候，旁观者并不能确认自我的观众身份，在自我与非我的彼此对视中，自身的经验和情绪反复转换成他者的目光，“我”被抽离出来，居高临下地看着在光亮和暗夜中若即若离的命运。社会规则把人分成了不同类别，贴上了不同标签，在特定的时间状态里，生存被封闭在沉默之中，沉默确立了新的秩序，梳着两条麻花辫的大妞于众生喧哗和塑料袋挂满树枝的世界里，君临人世，静坐成佛。小萨是另一束光，他的出生，拯救了大妞、老张、李红旗的父亲，给了他们死寂的人生以新的希望。9岁的小萨被拐走，小说到这里又出现一个剧烈的转折，等待小萨（“戈多”），成为大妞活下去的全部信仰，这个缺席的角色，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从肉身剥离的精神性，也是把虚无的精神性还给实存的过程。

社会生活对单个人的影响，多数时候是以制度的形式呈现出来，就像小说中老张被关起来，李红旗被枪毙，旧小区墙上画上大大的拆字，这些严厉的政治或者行政手段，表现为对秩序的维护，反向观察，则掩盖了某种失序，那个等待拆迁的小区，小商铺还在营业，大妞成为钉子户，拆迁被延拓了，遍地垃圾成为一种阔大而深远的隐喻。而老张被关，李红旗被枪毙，显然是历史的错误，但结局已无法更改。李红旗和大妞之间，常见的诱奸故事，但大妞不是玛斯洛娃，不是苔丝，诱奸对于她来说，没有情感介入，也没有思考参与；李红旗拒绝和大妞结婚，迅速被审判，被枪毙，不过是严打中的一个普通个案，枪声从一个平面的时代浮现出来，那些轻易结束的人生，有着如此漫长的回音。

小说是温和的，尽管死亡接踵而至，哭嚎声伴随低泣，压在烟囱上的石板，无法呼吸的王大义（人间“大义”终于死于人性的缺口，那个没有世界观的女人最终粉碎了他和许锁凤的世界），王祥夫还是眷恋细碎的日常生活中那些随处可见的温情。除夕前夜，大妞门外，大雪纷纷扬扬，张不忘（四妞）一家来敲门。“不忘”，是对家的守护，也是对历史的回应。大妞对小萨的守望，四妞对大妞的守护，同样有着不可磨灭的力量，这个随着母亲从高楼、从一个时代坠落的女孩，长大后，成了刻在亲人生命里“不忘”的力量，站在遍地垃圾之中，站在茫茫大雪之中，站在这个又喧嚣又静默的世界内心，她活着，就是一页翻不过去的历史。

三

废墟里的黑洞

文学较之历史，充满了想象、悬疑和追问，而这些追问并非生长在空中楼阁，那些源于人类自身深刻的危机，只不过一次一次以严峻的灾难和死亡爆发出来。在微观层面，个人不断地被肢解和离散，纵观历史，则布满了缺乏反思的阴影和风险，未来不可预测正如人心难以蠡测。如果说，学者的思考指向的是确定性的承诺，作家为我们标记的，则是那些言之凿凿的承诺中的虚假成分，这就意味着文学承担着更巨大的责任，对自身负责，还要对自身所在的世界负责。

小说于生死悲哭中重构记忆。被家暴的吕姨把刚出生的第五个女儿按在尿盆里；老张女人抱着刚出生的第四个女儿决绝地从三楼跳下；院子里满树乌鸦，大妞拖着捡来的垃圾一步一步爬上三楼。这其实是物理学意义上的黑洞，是生活的子弹穿过普通人的身体，留下的漆黑的空洞。小说中写到很多人的哭。生下四妞，老张女人边哭边用手使劲捶肚子，直到哭声像看不到的洪流决堤。坠楼后，四妞的哭声，在一个又一个暴雷的间隙里响起，纤细嘹亮而不容忽视。老张的哭声是突然爆发，好像不怎么会哭，只会嚎。李红旗父亲顺着墙坐在地上，没人能够听到他哭，坐在黑黑的楼道里，他咬着自己的嘴唇，血流出来了，外边黑着，楼道里就更黑，没人能够看到楼道门口坐着这么一个人，在黑暗中流泪。男人出差不在家，吕姨才可以把心里的委屈都哭出来。王大义煤烟中毒死了，许锁凤笑着笑着泪流满面。四妞站在阳台向下看，泪眼模糊地喊着妈。王祥夫写了各种各样的哭，有声的，无声的，黑白的，血色的，都是疼痛的记忆。

背对着黑夜，我们能否成为自己的光源，存在主义的影子摇曳，这个时代在摧枯拉朽的喧嚣中急速生长，很多人被遗落下来，仿佛一列高铁，瞬间穿越数十年，所有个人的记忆，能否拼接出来历史的记录？太多时候，我们被历史遗忘了，我们也报仇一样地遗忘了历史。如果能够换一种理解，我们对自我并没有深怀敌意，也没有一味地躲避历史对我们的接近，那么，是不是会有不同？

如果从泛社会学层面去看一篇小说，某种意义上，不仅仅是叙事的历史，还是历史的叙事，对个人的剥夺，转移了时代的整体倾斜感，沿着一个作家的思想谱系，寻找文学与历史的同源性，可以产生相类似的效果。这种把历史文学化的过程，替代性地解决了集体记忆的自我遮蔽，在长历史语境中，表现为叙事的微弱反抗。回到政治经济层面，小说所表现的贫困是多方面的，物质困境、情感困境、伦理困境、精神困境交织在一起，时代主题从政治转向经济，普通人依旧把自己交给社会和时代潮流去控制。回到世界观的话题，是王祥夫剥开潜在的集体记忆，寻找日常性中相对立的个人价值，并赋予其摆脱某种控制的可能性。

小说中提到了老张出家，法名妙永；智障的大妞常常默坐，手心向上，如入禅定。父亲的前史未曾展开，女儿的内心未曾敞开，似乎世俗生活还有另一个出口，然而当大妞背着垃圾，手脚并用爬上楼梯的时候，我们无法生出这是一种修行的念头，毕竟在残酷的生存面前，这点儿象征意义上的微薄信仰不足以构成稳定的支撑，只有拒绝抽象的形而上主义，才能够更真切地感受到良知的刺痛。这个世界，太多东西远远大过了我们的生命感知范围，不是对虚无的妥协或敬畏，而是要回到生活本身，尊重为了活着所忍受的一切。

王祥夫的写作隐忍，滚烫，如地表下翻滚的岩浆，他在一种很高的美的意义里行走，双脚沾满众生的泥泞，他始终质疑世间的虚伪和人性的残缺，在充满摇摆的时代，努力保持内心的稳定。这是一个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