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兰诗集《西北记》：在彼时此地“言出肺腑”
1.
“我说，我是。我说，这是。我说，此在。我说，你是。我说，就这样。”忽兰的自我确认及言说提示是切实而“本我”的——不论是“我”还是我说出的“你”，都立足于“此在”并不断被以“这是”的方式肯定着。这，或许正是一种极具前在性的忽兰式诗意定位。
诗人的确应当恒久成为“等待确认”的人，而诗同样也是一种对精神原乡的确认与找寻。所有环绕我们灵肉的时与地，都在以变动印证着种种自我的存在。而且，也正因为“时”、“地”的瞬息幻变，我们实际上大多只是活在“彼时此地”或者“此时彼地”——我们是某一时刻生命及诗意梦想变化的承担者、见证人，我们以一己之执念，触碰并试图留存一部分时空的浩阔。
所以，诗人的见证与承担总显得有限而可贵。
忽兰说：“《西北记》是等待，寻找，遇见,辨识……”，这些核心词使这部诗集找到了极具活力的诗意流向，也让“寻找”获得了一种原发性力量。诗集《西北记》里始终隐现着一种稳固的精神地理框架。从总体上看，忽兰诗歌中的地理性是其诗意的一个重要立足点，也是一种抒发由头及延展方向。
忽兰很注重抒写一种超出生活的变动不居感。她的诗里，常常会出现“离开”“前往”“探访”“去往”“扑向”“追赶”等等与行走有关的词，这种种的“走出”与“回望”，不断照应着异地与故土。而且，她所注重的也远远不只是场域的变化，更是时间的迁移、流逝、回环。因此她才会在诗里这样说：“往西，再往西，往昔……”，真切道出了时与地在人的生存中的类同性变化及感悟。
每一个诗人都在寻找并确立自己的腔调。忽兰的腔调呈现出一种非常浓烈的“边地性”，她始终在以“生养地”赋予的声口说话——“一个布尔津女人/额尔齐斯的嗓音”。忽兰诗歌的抒发方式是炽烈的，而语言则显得内敛、平实、质朴，且又带着许多不确定性，仿佛每一个字都自带触须，都在努力将自身的诗性尽可能向另一种空间延伸。忽兰的诗句常能在看似不经意的交错中，构成一种意义及情调上的互补。她的语式、调性，与许多人比较生疏的中国西北角的地域风貌及习俗密切相关，也恰当的传达出了一种对本土性的撷取与张扬。
2.
西伯利亚的切近与远，是忽兰诗意的一个主要契入点。她说：“平凡的人向它望去，就有了朝圣之心。”。她逐一打量这片土地上的各种事与物，寻找一份独属于自己的“沉思和了然”。她不狭隘，不偏执，她深信这广阔的大地仍将属于时间、历史，属于诗的灵魂与挚爱——“我突然鼻子一酸，明白这样的爱就是致命的扎根。”
一个人总会与一片土地达成某种“一体性”。在忽兰与西伯利亚之间，这种“一体性”是率真、深厚而不容置疑的，所以她才会在《西伯利亚之子》里，这样坚决的“以风以雪以霜以冰以长河/以白熊，最后以北极星/起誓”：
“不得白白辜负暴风雪的锻造”；
“……既然诞生于此/便不能白白地辜负，不能，永不！”
“在我的世袭之地/灰灰草从远方来/到远方去”——忽兰的《大地》、《风》、《蓝河》《雪花》等一系列作品，主旨同样明显的指向故土和既往的年岁。
土地与时间总是神圣而严肃的。来处与去向，彼岸及寸心，爱或悲悯，舍弃和追索…… 忽兰通过调遣深入灵肉的大量“西北物事”，为我们构建起了一种极具“异质感”的诗性境地。
在那些寻常草木与山川风物间，我们与诗人一起面对并思考人的存在、命运和环境，并不断强化着一己的现实省悟及自我体认。
忽兰笔下总有异地与故土在对应、交融。她的抒写是连绵的，给人一种自然而然的滚动型节律。她的诗里有许多非逻辑的东西，她总在省略一般性的叙述和过渡，形成了一种耐品的“自发性诗意”。她诗歌中的边地生活与人的形象和想象是相称的。她让西北成为了一种冒着鲜活生命力的语言可能。
“我不能相信灵魂已不完整的我”，忽兰的诗歌中隐含着一种深层次的宗教感。她努力保持着对万物的虔敬及对时间辙痕的警醒。同时，她也在保持某些严正的决绝与坚毅。一方面，是“认认真真作神的孩子”；另一方面，也痛感于“弱者可以不幸福/被吞噬，消失，消亡，甚至不纪念——/等同于纳粹设计的高端和底端——吃和被吃/保存和滚蛋，工地和集中营，地毯式搜索，灭绝……”沉吟里，她在找寻刻骨而入心的神性。
当然，她也在留心“这上帝的别有用心”。
3.
忽兰的诗，也有着单纯而朴实的童话因子。
在词语中发现自己洁净的心地，在诗中接近神奇的事物或者时间，在诗中找到与过去对话的方式。《照亮》一诗结尾“童话”般的疑问，带给人的是一种心有不甘的沉重。《荒原》中，魔法师和精灵映射出“荒原”在现实和童话时代之间存在的龃龉。还有《屋顶的诺亚方舟》、《那里多么柔软》等……实际上忽兰的许多诗写都在童话维度上运行，所以才能在神秘中显出简单，在简单里贴近源自心灵的真正意义上的神秘。
一些词在忽兰笔下重新获得了衍生性和自动组合功能，诗意本身也因此具备了一种带入感。也许并不经意，却让词呈现出了茁壮的生发力量，让诗写者找到了诗性之源以及朝向。
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忽兰比较擅长将诗意“场景化”。她的笔下有扎实的细节、有精微的物象描画、有心理的有效推进、有极富牵引性的氛围营造。
忽兰的诗常常有一种奇特的节律性，能抓住人打动人。《弦月里的浓汤》在各种“物”与“你”的联系中，始终穿插着一种“浓汤”声息，让诗意聚合成一种“混响”。而诵读《故乡以北是西伯利亚》，则会让人品味到一种语词之间的音律性互补。
忽兰是一个执着的叙述者。的确，她总是在叙述。她极少选择对话的方式，她只是在说着。这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自白”，一种常常罔顾他人的自我倾吐，不藏掖，但总有着理性的纹理。
而你，必须倾听，必须接受倾听。
生命感。本我意识。沉重及自我确认……忽兰在诗中建构着自己的“灵性自然”。她诗歌的地理性超越泛化之美，形成了一种让“此在”恒在的定力。
“我不活在此世——我在此世耐心活着”，这样的矛盾是安慰还是警示？
但诗人是自信的。
她说：“人站在这一切事物的中间/世界踏歌而行，却永远在”。
她又说：“这是我的——‘时候’/它来了，举着马灯。”她还说：“一个人的所言，皆应出自肺腑”。
而正是在这样的言说中，诗人终于完成了对自己的准确定位：
“远眺并当然地等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