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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及其文学创作作为中国文学的宝贵财富，吸引着诸多学者奋力开掘、探寻深意。对于研究者而言，采取何种方式深入探寻鲁迅作品世界的“中心”是重要的研究前提。张春燕《鲁迅话语系统研究》一书聚焦鲁迅的“话语”系统，研讨鲁迅话语的发生、建构、生成和范式，以此抵达鲁迅的文学世界和精神内核。

关于鲁迅的话语研究，李长之《鲁迅批判》、徐麟《鲁迅：在言说与生存的边缘》、钱理群《与鲁迅相遇》、郜元宝《鲁迅六讲》、孙郁《鲁迅话语的纬度》、朱崇科《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及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已有论述，但从话语系统整体出发来考察鲁迅的生存体验及精神原点，《鲁迅话语系统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在前人基础上，该书着重关注鲁迅的话语体系如何建立起来、生成了何种话语体系、建构出何种话语范式及其生命存在形式等议题，以开放、多元的学术视角考察鲁迅话语内部的动态生成，由此体现出三大特点。

突出“铁屋子”意象与“异乡人”身份在鲁迅话语建构的重要作用。书中将“铁屋子”视为鲁迅对生命个体与世界关系的建构，通过“铁屋子”寓言勾画出鲁迅话语系统的图谱。“铁屋子”凝结着鲁迅话语的“多面体”。首先，“铁屋子”作为其话语体系的核心，其构成元素在鲁迅话语世界中不断复制、变形和位移。“铁屋子”意象在鲁迅作品中屡见不鲜，诸如故乡式“铁屋子”（鲁镇、S城、未庄、吉光屯），公共场所中的密闭空间（咸亨酒店、茶馆、社庙），房屋式“铁屋子”（祖屋、土谷祠）以及狭窄逼仄的意象（“棺材”“坟墓”“独头茧”）。其次，“铁屋子”在有限空间中呈现复杂的关系结构，它蕴含着自我和世界的对立与同源、“铁屋子”的价值构成与“铁屋外”价值构成的对峙和抵抗、清醒者与“铁屋外”世界的关系、自我与“吃人的我”的关系等。最后，“铁屋子”又是中西交汇、新旧交错的“时空体”，既是中国近代遭遇的象征，又是个人精神的困境，充斥着启蒙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对峙，也同样指向哲学性的个体精神状态。因此，“铁屋子”结构成为鲁迅国民性话语与个人性话语关系体系建构路径的原型。同时，“铁屋子”中的异乡人与鲁迅话语空间的建构密不可分，作者在书中讨论“清醒者”与“铁屋子”的多维空间，而故乡作为“铁屋子”的重要变体，是鲁迅生命体验言说的出发点，“清醒者”即为“异乡人”。鲁迅小说多以“我”的还乡为线索，形成了不同关系交织的小说网。作者归纳出“我”与故人、故人与故事、“我”与故事三种稳定的结构关系，每一种关系维度上都形成独立的话语场。在“我”与故人关系中，以理性视角建构启蒙话语下的对象，又被故人的映射反推到自我存在的荒谬境遇；在故人与故事关系中，故事在言说着故乡的人生境遇与生命悲剧，又将故事的讲述者带入无法挣脱的亲缘关系中；在“我”与故事关系中，“我”拒绝与故事交流而阻断传统因袭，又从故事的亲缘中实现自我与故乡的修补。在还乡小说的建构图式中，鲁迅话语建构中的自反性力量得以凸显，而言说主体“异乡人”身份愈加突出。

富有创见地以“双漩涡”图式阐释鲁迅话语的“两个中心”。作者通过研究鲁迅的小说、散文与诗歌，发现对于同一命题，鲁迅往往从多重视角进行言说，其创作整体都存在着题旨的双重性，不同文本之间既有互证补充，又相互悖反。例如《狂人日记》与《长明灯》、《白光》与《孔乙己》、《明天》与《祝福》、《在酒楼上》与《孤独者》、《药》与《复仇（之二）》等作品。而鲁迅话语中的“两个中心”，就是“人吃人”的体验中心和鲁迅对于自己言说的自反中心。这两个中心共同组成鲁迅话语的整体，彼此之间不断进行话语衍生，向外推进至于无穷，呈现出“双漩涡”式的思维图式，这是作者的发现。这一体系包含三组辐射关系，其一是造境与反境，是鲁迅话语系统的初步展开，他营造出荒凉阴郁的世界，又极力突破这个世界，其话语体系内部纠结盘绕；其二是自我与反我，显示出鲁迅精神中的乖离意志，他致力于“立人”，开启民众对自我的意识，却又本能地逆反自我身份，在文本中反复出现自我厌弃的命题；其三是话语意志与反意志，鲁迅话语中的主题带有话语意志上的强力，同时主体内部又出现相异的话语因子，造成话语意志的质疑、偏离和扭转。因此，鲁迅话语的“两个中心”各自不断派生演变，彼此独立又融合互渗，造成鲁迅交错、运动的网状思想体系。通过鲁迅的话语系统，可以让大众逼近并还原他的独特精神世界，一方面是由个人的体验形成的对于吃人世界认知的恒定性，另一方面是个人意志对这种恒定性的打破，在纠结和矛盾的状态中窥见鲁迅的精神世界。作者在书中深植文本，细述历史，通过话语的细致研究形成通往鲁迅精神世界的别样路径。

从整体出发总括鲁迅话语范式并讨论其流变与整合。书中认为鲁迅的生命体系与话语体系合一，分为两大空间：“身外”世界与“身内”世界。鲁迅建构外向的话语空间时，其话语形式表现为向外的否定性，以否定式行为和意志介入并超越外在世界。而鲁迅在建构“身内”世界时，对象则是分裂生成的自我，话语形式呈现出向内的自省和自审定。因而，鲁迅建构的身外世界具有现实性和历史性，向内建构的身体空间具有哲学性和存在主义，从中可以看到鲁迅精神结构的双重性。作者借用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隐喻精神的三种变形来观照鲁迅的话语体系，认为也存在三种话语模式：“我应该”“我不”和“我需要”。作者对此有着精彩论述：“鲁迅有着像骆驼一样的负重精神，踽踽独行于荒漠中；在荒漠之中，骆驼变成狮子，就意味着，在负重之中自我被意识到了；而赤子正是鲁迅回到自身，回到世界。这是不同于尼采的三种变形。”体现出鲁迅生命阶段不断变化的“高低起伏”状态，鲁迅经过了日本时期激昂的“向外”的社会抱负，经历了“向内”的十年沉默，再一次“向外”的《呐喊》，再一次“向内”的《彷徨》和自我争战的《野草》，在《朝花夕拾》里灵魂得到疗愈，又再次投身于世界，诞生了《故事新编》。书中将《故事新编》视为鲁迅与自己文学世界的对话，是他回归行动的自我言说。鲁迅以荒诞的言说方式来对抗荒诞的话语，是他对自己一生文学创作整体的回顾和寓言性言说。因而，作者深刻地指出鲁迅就是自己的矛与盾，是自己的系铃人与解铃人，是一个文学者最终的宿命和完成，道出了鲁迅思想变化的精髓。

在《鲁迅话语系统研究》中，作者认为真正能够通往鲁迅的思想和精神内核的路径，正是鲁迅的话语，这是破译鲁迅精神的密码。全书挖掘鲁迅文本的多重话语，在抽丝剥茧、层层追问中还原鲁迅的思维特征与精神特质，在看似熟悉的文本背后钩沉出更为厚重的思想内容。

（作者系西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