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刘云芳的童话创作显示出对“五四”时期儿童文学审美传统的继承，但更富含对现代儿童文学本体性的探求。其童话作品中的儿童视角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和复调特征，不仅更加契合儿童的想象思维，而且有效增大了叙事张力、拓宽了叙事空间；作家结合个体独特生命经验精心进行营构，通过赋予作品以丰盈的诗意与善意，形成了独具个人气质的美学追求；而在母亲身份的加持下，作家得以一探儿童内心世界的幽微和隐秘，因而在创作中较好地彰显了儿童的自我解放之“道”。将自我意识与童年精神相互贯通的刘云芳，在童话创作的现代性、审美性和价值性等方面均有所超拔，为中国童话发展进步辟出了一条新的路径。

引子

中国现代童话自“五四”时期发生以来，至今已走过百年历程。回望历史，现代童话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同时呈现出种种乏力与不足。如何更好地创造出具有中国景象、中国气质、中国精神的童话，成了高悬于每一个童话作者面前的时代之问。在此背景下，作家刘云芳的童话创作自觉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在其烛照下不断追求中国式童心解放，对前述时代之问给出了独具一格的刘云芳式答卷。

初读刘云芳的童话，我们往往会被其天真烂漫与细腻情致所吸引。作家的想象力兼具奇幻色彩与自然诗性，且都精准地与儿童思维特征相契合，令人不由得赞叹这种“细致”的美妙。然而再往下深读就会发现，原来刘云芳是个“儿童研究专家”，她对儿童心理、性格和行为的准确掌控是由来有自的——作为两个男孩的妈妈，她非但拥有丰富的相关生活经验，而且还能既沉浸其中又超然以对，从庸常的生活中敏锐地捕捉到诗意、灵感乃至哲思。这样的童话创作，既根植于作家自身的生活现实，也根植于中国儿童的生活现实。在作家的精心营构下，这些童话最终成功地将新颖的儿童视角、个性化的审美追求与襄助儿童实现自我解放熔铸一炉，其艺术内蕴至少值得从现代性、审美性和价值性这三个角度细加探究。

一、现代性：儿童视角与复调特征

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儿童叙事视角的出现具有深远意义。这不仅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全知叙事视角的突破，更意味着“发现儿童”“把儿童当儿童看”的人本主义精神终于获得了胜利。有学者指出，儿童视角是指作家“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1]。至于“儿童的眼光”，按照鲁迅先生的描述乃是：“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以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语言，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2]概括来说，这是一种沉浸式地观察自然事物并用想象将其细节无限放大的能力。在“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先驱者们就已经通过模拟儿童情稚、回归童年的低姿态等方式，以儿童主体需要为尺度进行写作了。这在叶圣陶的童话和冰心的儿童诗中都有集中的反映，标志着童话现代性的确立。如今，刘云芳在前辈童话作家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开掘，进一步擦亮了儿童视角的现代性特征。

首先，刘云芳的童话创作对“新奇”极尽追求。站在儿童视角来看，儿童对“新奇”的期盼，正是个体生命在早期阶段精神自由诉求的主要目标[3]。我们注意到，刘云芳童话中提及的事物大都是自然的、微小的。她就好像是拿着放大镜来写作，细致地描摹小蚂蚁、小蘑菇、小老鼠、花朵、树叶等日常生活中触手可及却容易被人们忽视的事物。诚然，以现实生活体验去构建“新奇”的想象，能够带引小读者更加轻松愉悦地走进童话世界。刘云芳可谓深谙此道，于是在《老树洞婆婆的故事》中，小读者们看到了因为没有伞而自卑的小蘑菇、守着秘密盒子的小蚂蚁、载着小老鼠们兜风的布鞋车等等。它们都是那么灵动、那么自然而然，仿佛都真的存在于这世界上一样。与此类似的，还有《奔跑的树枝马》中一跺脚就乒里乓啷的玻璃杯树、拉着时间磨盘的蜗牛、在巨树上开演唱会的蟋蟀先生……刘云芳不断地从那些被漠视被遗忘的生活角落里发掘想象潜能，像个魔法师似的把习以为常的寻常事物转变成超越常态的“新事物”，创造出具有自由、浪漫童年精神的“非现实”。科幻作家刘慈欣说：“想象力是人类所拥有的一种似乎只应属于神的能力。”[4]而从先验想象的观点来看，这种“神的能力”其实并不神秘，它天然地存在于人类的童年精神里，是造物主赐给儿童的“探究好奇、拓宽天地”[5]的热情和天赋。刘云芳笔下就洋溢着这种热情，挥洒着这种天赋，从而自然而然地生成了“新奇”，这是令人歆羡的。在散文集《陪你变成鱼》中，刘云芳记下了儿子无意中说的一句话：“想象力让很多事情变得有趣。”[6]这正可看做是对儿童核心审美素质的诠释——“有趣”来源于想象力带来的点铁成金的“新奇”。可以说，刘云芳的童话创作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她拥有“新奇”这样一个根本的支点。

其次，刘云芳童话中常常采用非理性的叙述方式，符合儿童跳脱的、直觉式的思维习惯。周作人指出：“任何不可能的奇妙空想，原只是集合实在的事物的经验的分子综错而成。”[7]儿童的文学想象是在经验基础上产生的，把已知的事物挪移拼凑成一种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是儿童特有的思维方式，而非理性的叙述语言正与儿童思维中所向往的梦幻精神相契合。例如在《奔跑的树枝马》中，“松鼠们打开这个苹果，里面的苹果籽竟然蹦了出来，变成蓝色的气球飞到了空中 ”[8]。寻常的事物竟是以这样奇妙的方式出场，可见作家的想象显然是无逻辑的、与日常生活经验相悖的，而这恰恰暗合于儿童朦胧不定的视物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刘云芳还会用想象力创造出新的所谓自然规律：“阳光里的光线工作一天后，便躺在青草叶子上睡觉，然后就变成了露珠。第二天，太阳会生出新的光线。小蜘蛛们就从光线里抻出一个线头，把露珠串起来，在微风里晾一个小时，就会结成露珠果，然后就可以吃了。”[9]在这里，阳光、蜘蛛、露珠形成了不可思议的连接，想象力在不断飞跃后又稳稳落地，字里行间充满了童真和童趣。像这样的叙述方式，乃是儿童视角的自然衍生，应视为儿童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组成。而这种非理性叙述方式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不仅能激发和释放儿童天性中的自由、梦幻精神，也能引导儿童用新的眼光和新的心灵去看待世界，培养儿童形成突破常理禁锢的思维能力。

再次，刘云芳童话创作的现代性还体现于儿童视角的“反现代化”意识。比如在《奔跑的树枝马》中，彩虹城的居民们因为过度崇拜科技而导致了垃圾危机，面对这一局面，科学家可卡可不但不去反思科技无限发展的危害性，竟然还公然指控画家、诗人、哲学家都是多余的，对城市的发展没有一点用。然而这位科学家所居住的蜗牛房子，窗户上却画着鸟语花香的风景。虽然这些景色连同窗户本身都只是一种布景，但还是证明了人类不能只有科技而没有美。更何况，科学家不开门还可以享受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一推开门就会闻到垃圾的臭味，这是何等的讽刺。由此可见，作家基于儿童视角，对近代科学理性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持批判态度且充满怀疑的。这一点与“五四”时期的“道德自然主义”一脉相承。早在一百多年前，以叶圣陶为代表的儿童文学先驱在所创作的童话中已表现出对当时刚刚起步的现代化的对抗态度。他们之所以会选择处在社会边缘、较少受到成人社会熏染的儿童作为审美和书写对象，亦当与这一态度有关。如今面对科技进步的加速度，比起前辈们，刘云芳在其童话中所表现出的对抗态度显然要更加决绝了。这一点可以藉由她笔下的环境塑造得到明证：童话中出现了两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地方——目光小镇、天平小镇，目光小镇是由“人类最初的和善、友爱的目光聚集而成”，但目光传递的通道难免会沾染尘土和污秽，若是长久不疏通就会导致缺水危机；天平小镇的成因与目光小镇类似，故而街道会因为居民们心态的紧张、不安而失去平衡，当这里的居民们面对来访的地球人表现出武断的敌意时，小镇就陷入了地面倾斜的危机中，而当他们的内心平静下来，把不良情绪都赶走后，小镇便重获平衡了。这里作家固然意在通过巧妙的譬喻引领小读者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但有心人仍可透过这一表层窥见作家的深心，那就是借助于儿童单纯无邪、尚未被社会规则所约束的原初生命体验，来呈现世界的残酷面目，呼唤善与和谐的回归。当然，像这样以儿童的精神清洁来批判现代社会的人性陷落[10]，本身也是一种深具现代性的文学表达。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儿童视角背后还可见到作家的成人视角，两种视角的相互渗透、交匀叠合，赋予了这些童话以鲜明的复调特征。如《奔跑的树枝马》中的主人公“花粒哑”就带有“隐含作者”的意味，正是她操纵着童话中的其他人物去冒险去游历，从而带同小读者去感受不一样的成人世界。在这部童话中，缥缈先生问了孩子们一个问题：“假如有陌生人向你们乞讨，你会帮助他吗？”住在乡下的孩子叮咚、丁妙都说会，而城里来的孩子花粒啦、花粒哑则给出了完全相反的回答：“大人们说，城市里的乞讨者都是假的，都是骗子……” 随后作家借花粒哑之口，直接说出了她本人的思考：“我们的目光看别人和善吗？好像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太看陌生人，除非他们很特别。”[11]这句话所包含的深意，显然不是孩童能认知到的。在这里，作家无需现身，读者也能够感受到她对城市中人际关系冷漠的痛心。像这样的复调的运用，既能让作家的思考得以借儿童话语表现出来，也能让儿童视角得到补充和深化，从而使得儿童视角也能传达作家的写作意图和人生态度。如此一来，儿童视角的局限性被突破了，童话的叙事空间被进一步拓宽，内在叙事张力也被有效增大了。就刘云芳的童话来说，复调特征在建构及提升童话的现代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审美性：独具个人特质的艺术追求

纵观“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对“自然美”的追求是一个突出的艺术特色。这首先是当时“人的解放”之光照入中国所结出的果实，但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诸先驱自觉对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主动进行继承的结果。叶圣陶等作家甫一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就有意识地将自然作为审美对象，说明他们早就认识到了书写自然在陶冶儿童情操、提升其文学审美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众所周知，自《诗经》以降，中国人就把山川湖泊、花鸟虫鱼看做诗性之源，几千年来早已形成重视自然美的审美传统。这一强大传统虽经历“五四”洗礼，依然成功地引导了中国儿童文学朝着文学本体的诗性美迈进。

在童话家之外，刘云芳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她对诗性美的追求是自然而然的，也是高标独具的。作为从大山里走出的女性当代作家，刘云芳的笔下极富温婉细腻的女性气质，同时又饱含淳朴温厚的乡土印记，展现出丰沛、清澈的内心世界。故乡的大山、农田、野草和大树，带给了她天然的文学营养，乡下那朴实的亲情也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她的成长，带给了她精神上长久的慰藉，并自然地外溢为诗歌、童话。由此出发，刘云芳对童话世界的描绘，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故乡、大自然以及过往人生经验所赋予的浪漫因子。她的童话书写，实则是对自我人生的诗性书写。在这样的审美追求观照下，她的童话创作便有了辨识度很高的诗性特质。

这种诗性特质首先体现在刘云芳的语言审美上。她的笔调轻盈明快，带着温柔浅近的儿童诗性之美。比如她写天上的云朵“轻轻发抖”[12]，写树上挂着“打呼噜”的叶子[13]，写“笑声在树林里飘散，有的落在树叶上，雨一浇就长出新芽；有的落在小溪里，溪水就有了清脆的脚步声”[14]……风声、雨声、草木声等容易被忽视的细碎声响，因为有了作家充满爱意的倾听，都变得清晰可闻、悦耳动听了。这里作家分明是从对自然事物的观察上获得了对生命的感知力，令人读来能够清楚地感受到陌生化的效果。

这种诗性特质除了体现在语言审美上，还体现在作品的立意上。一言以蔽之，刘云芳童话创作的立意之根本，在于诗意与善意的融二为一。以人情善和自然美为核心的乡土生活，给了作家亲近自然的机会，给了她更敏锐、更生动的眼光，也给了她满溢着善意与诗意的心灵。不同于前辈童话作家，刘云芳童话中的诗意和善意很少借助传统审美中对意象的选取和刻画，而多采用直逼内心的灵魂深思，集中笔力对潜藏在事物表象之下的旺盛生命力进行细致描摹。与此同时，这种诗意和善意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来源，那就是作家和孩子的相处。在《陪你变成鱼》里，作家记录下了儿子庭子眼里的世界：夏天傍晚的火烧云是“天上的火锅打翻了”[15]，下雪天是因为“天上有人在熬大米粥”[16]，夜空中的的星星则是“外星人在夜里点起灯给那些消失不见的宠物和亲人做一个记号”[17]。这些独属于儿童的本真的、天然的联想简单质朴，却饱含着一个孩子满心的善和诗，读来令人心生感动。刘云芳把它们引入童话创作，不断地向着儿童返璞归真的审美经验靠近，摹写儿童视角下细微的生命韵律与自然美感，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童话审美：在她的童话世界里，似乎大自然每一分毫的微小颤动的背后，都有着神奇的脉搏跳动与因果轮回，冥冥中所有的一切似乎突然都有了力量，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总在相互交织，创造了自然与人间一个个美妙的相逢。这些相逢貌似是作家信手拈来的，但其实无不发自她心底的善意与诗意。明乎此，也就抓住了通往刘云芳童话世界的锁钥。也正是基于此，刘云芳的笔下才会喷薄出这样洋溢着温柔敦厚之美的哲思：“目光小镇街上的房子好像在不断地哈气，所有人和其他生命的呼吸也在不同地方撞来撞去。”[18]

世界儿童文学之父安徒生虽以童话闻名，但其实他首先是个诗人，同时还痴迷于剪纸艺术，有着很高的美术素养。刘云芳和安徒生很像，除了是童话家、是诗人外，她还是个画家——她的散文集《陪你变成鱼》中的几十幅插图就都是她自己画的。这些插图线条流畅，干净大胆，颇富旨趣，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在日常生活中，刘云芳一向喜欢绘画，常用柔美精细的曲线勾勒出树木、花瓣、叶子、蚂蚁、鸟儿等。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画作和安徒生的剪纸作品一样，也有着孩童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这种美术素养在刘云芳童话世界里的最直接体现，就是她从不吝惜笔墨去描绘大自然的色彩：“天空顿时下起了金色的雨，像向日葵的花瓣，可是一到地上就碎了。”[19]“通过了一段黑暗的水道，前面的鸟鸣声越来越清晰，接着忽然亮堂了起来，有一座磨盘在不停地转动，世界好像一下子变成黄色调的，金黄色的天空，淡黄色的土地，橙黄色的矮树上站着一只红色的鸟。”[20]她热情而肆意地调动着笔下的颜料，使得颜色不再遵循自然法则，由此呈现出了一个梦幻的超自然的色彩世界：雨滴是蓝色的，蜗牛是红色的，娃娃脸天鹅落下眼泪是蓝色的，天空中的巨型嘴唇彩虹可以传递讯息……显然，这些想象中的颜色要远比现实生活中的颜色饱和度高，更加炽热浓烈，也更加鲜艳明亮，不惟充满了奇幻色彩，还高擎着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和乐观奔放的精神。应该说，这种强烈的色彩意识为刘云芳童话大大提升了辨识度，是其独具个人诗性特质的童话审美追求的重要组成。它与儿童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的审美经验相契合，为小读者发挥色彩想象力提供了引线，有助于他们发掘自我对色彩的独特感受，丰富对世界的认知和体验。

“五四”落下帷幕不久，儿童教育学者戴渭清写了一篇《儿童文学的哲学观》。其中论及儿童文学的“自然化”：“文学最容易动人情感的，莫如自然界的种种现象。儿童对于自然界有无穷的爱好，一草一木，都是他的良朋。所以儿童文学应该要有自然化。多收容关于自然界的材料，使儿童享乐自然，培养他对于自然爱好的真情……”[21]一百年过去了，我国的童话审美依然在不断叩问“自然化”。刘云芳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通过深度参与孩子的成长，用心体悟儿童世界，已成长为一位熟悉儿童身心认知特点、物质与精神需要的儿童研究专家。这样的作家或许并不了解儿童文学的“自然化”理论，但却会在创作中自觉予以践行。刘云芳写到她曾与庭子一起观察黑豆似的小蚂蚁、银杏树上的小麻雀、大雨过后四处爬行的蜗牛，点点滴滴都是生活最本真的样子。在外人看来，这些亲子日常简直是在漫无目的地“糟蹋时间”。的确，像这样的游戏由于本身并无特别的目的性，反而要比“五四”时期所倡导的寓教于乐的游戏更贴近儿童审美规律，也更接近周作人所推崇的“无意思之意思”。我们知道，儿童天生拥有对自由精神的渴求，他们像天才诗人那样能够欣赏“无意思”中的怪诞和意兴。对这一点心领神会的刘云芳在童话创作中力求“自然化”，并有意识地将纯真烂漫的个人气质融入其中，使得作品既具有传统水墨画般的恬淡诗意，又具有重彩油画般热烈奔放的童年精神，呈现出亦动亦静、变化多姿的审美特征。

要之，在童话的审美性上，刘云芳已初步形成独具个人诗性特质的童话美学。她将童年道路上散落的那些渺小星光一一收藏、记录，以洒脱灵动的笔触把它们酿成了一个个暖爱故事，带给读者以温润细腻、余韵悠长的审美体验。这样的作品自然不同于那些天马行空的神奇冒险，却能够让童心重新降落在一片叶、一滴水的小小宇宙里，进而去看到一个更阔大更美好的世界。

三、价值性：儿童自我解放的实现

儿童文学兼具“儿童性”和“文学性”，前者要求它聚焦于儿童生命个体和童年价值，后者则要求它立足现实人生，以人文关怀介入童年，并承担起“文以载道”的传统责任。一如诗歌、小说等其他文学体裁，儿童文学的“道”也与时代语境紧密相连。“五四”时期，以叶圣陶为代表的儿童文学作家们因应时代需要，艰难地做出了让儿童文学承担起揭露与批判的历史责任的决定。进入新时期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飞速进步，儿童文学走向开放，其所承载的“道”已然改弦易辙，从受政治教化的压抑转向于解放儿童天性。而传统的“仁爱”之道也已逐渐被追求精神自由、审美愉悦、人文关怀的现代儿童观所取代。历史地看，儿童文学追求文学主体性的过程，也是“文以载道”传统不断创生的过程[22]。然而，正如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所指出的那样，“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23]中国儿童文学再怎么发展，其与传统价值之间的联系也是无法割断的。“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注重宣扬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 “博爱”“人类之爱”。先驱们把实现和谐理想、重塑美好人性的愿望寄托到儿童读者身上，因而笔下常可见到“五四”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与渗透。与他们不同，刘云芳在其童话中所追寻的“道”则是回归儿童需求本身，襄助儿童自我解放的实现。在这个“道”的观照下，刘云芳童话中的种种元素都被赋予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鼓励儿童自我发现、自我成长，在接纳自己的过程中获得超越自我的力量，从而真正解放童心。

传统童话中的儿童主人公往往是“外向”的，他们调皮捣蛋、古灵精怪，热衷于冒险和竞争。而刘云芳童话中的儿童则呈现出一种敏感、内敛的精神特质。在他们形单影只的外在状态下其实蕴藏着幽微复杂的内心世界，被爱与被关注是他们最为渴求的。在“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的基础上，刘云芳更上层楼，深入探究儿童心理，关注到了幼儿内心深处的心理需求，并给出了自己的文学解决方案。这一点，从童话集《老树洞婆婆的故事》中的多个篇目可以得到印证。如《花生手镯》里的男孩冷冷经常会“自言自语”，有时还会赌气扔掉妈妈给他的礼物。作家在描写了这些行为之后，揭开了其背后的心理动机，指出这些行为实际上潜藏着冷冷对妈妈深深的依恋：“他每剥开一粒花生，就会觉得妈妈的样子从里面跳出来”[24]，“他看起来真伤心，好像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孩子比他更孤单了。”[25]再如《花开的秘密》中对儿童的焦虑心理和行为作了描写：别人问小蚂蚁要去哪儿，它只会支支吾吾地匆忙走开，河里的倒影晃动，也会把它吓一跳，“它睡觉也不香，吃饭也没味。”[26]小蚂蚁还对着太阳许愿，想要回到自己没有收下这个礼物的从前去。“……以保守秘密为条件交换来的盒子，让小蚂蚁觉得无处可藏，常常一个人躲到很远的地方去。”[27]此外，描写儿童心理较为成功的作品，还有《南瓜怪人》《水上漂来梦的房子》等篇什，其描写是以梦境与现实交织的艺术手法来实现的。在《南瓜怪人》里，小猫头鹰梦见它捡到的一粒南瓜子长成了南瓜怪人，醒来后发现种子不见了，非常伤心。[28]《水上漂来梦的房子》则写道：“房子的主人是一个小男孩，他觉得很孤单，他想有一座梦的房子，让一些可爱的人住进来。”[29]这个故事不仅体现了儿童天性中对梦幻精神的向往，同时也对儿童潜意识深处进行了追索：儿童都有着爱与被爱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恰是儿童自我意识觉醒的一种体现。

由于始终密切关注儿童心理成长，刘云芳在童话创作中也尝试回答了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如何面对自身缺陷、克服自卑心理的问题。在《没有伞的蘑菇》里，小蘑菇因为天生没有伞而感到伤心，躲在草丛里哭泣，小动物们轮流前来安慰它，告诉它这个缺陷使它成了“最特别的那个”，还给它找来一片黄色的花瓣来充当伞，“圆形的花瓣在夜色下透着金光，看上去好像草丛里升起了一个小小的月亮。”[30]与小蘑菇相映成趣的，还有《植物演唱会》中天生不会说话的女孩哑哑——“哑哑的妈妈总是忧愁地看着她，觉得自己的孩子太孤单了。”[31]但哑哑却能够倾听到植物的心声。为了保护植物，她勇敢地挺身而出，和树林里的动物们一起抵挡施工队。由此可见，对于儿童如何克服缺陷和自卑，刘云芳给出的答案是依靠爱，具体来说，就是要依靠那种互相回馈、彼此成就的爱。童话中小蘑菇在大家的帮助下找回了自信，变成了能给朋友们遮风挡雨的大蘑菇，“好像那片残缺的花瓣跑到天上去了”[32]；哑哑睡醒来后发现那块林地飞到了她家院子里，植物们要给她开一场演唱会，而她也终于学会了开口说话。此外，《南瓜怪人》里，小猫头鹰的朋友们偷偷地找来南瓜子并种下，最终帮助它实现了给大家带礼物的心愿；《水上漂来梦的房子》中，大家都愿意和小男孩冷冷做朋友，送给他各种有趣的礼物，让他不再孤单。凡此种种，当然都是指向童心的解放的。

到这里，我们已可以总结得出刘云芳童话的创作倾向，即在于直面儿童心中隐秘的角落，备细探究儿童的心灵世界，进而给出“真正的爱是相互的”这一度人金针，以激励儿童读者在阅读中实现自我的童心解放。这种创作倾向的形成，无疑是与刘云芳身为女性、身为母亲所拥有的独特情感体验分不开的。在“五四”以来的“人的解放”历程中，女性与儿童同为“弱者”的边缘处境，让他们具有共通的精神情态和言说情状，从而成为彼此缠绕的两根藤蔓。而“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先驱们大都具有柔美的“女子气”，表现出与童话更相贴合的“想象、幻想、色彩、诗、音乐、温柔、感伤、浪漫”等关乎创造性的文学素养，因而“不但以心理的‘弱化’增强了审美感受力，而且以尚弱用柔实现这情操的升华和对生命价值的重新选择”[33]。可见，童话创作所需要的幻想和灵性，与女性创作中天然质朴、自然率真的情思天然契合。正如刘云芳在《陪你变成鱼》中所说：“我们互相碰撞，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故事。我们在彼此‘假如’的世界里穿梭，时而捧腹大笑，时而相持不下，这一切多像一棵虚拟的树，在语言和想象之间不断编织，循环往复。”[34]这种美好的“互相碰撞”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在儿童文学领域里，有时儿童恰恰就是作家最好的老师，他们往往能在无意中教会作家许多许多。或许儿童文学的价值性就体现在这里：作家通过创作来襄助儿童读者，让他们去实现自我解放，及至他们通过阅读作家的作品而成功实现童心解放后，便同时完成了儿童的自我价值认同和对作家的价值认同，而作家的价值则在被儿童阅读的过程中实现——在这一过程中，作家同时得到了他者认同与自我认同。

结语

综上所述，刘云芳的童话创作在书写人生经验与自我意识的基础上，以其对儿童视角的自如运用、对大自然的深切了解和对儿童心理的深切感知，突破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存在的想象力不足、以政治诉求取代儿童本位、追求寓教于乐导致作品带有规训色彩等多种不足，继承并发扬了作为“五四精神”有机构成的“儿童本位”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汲汲于自然美和诗性美，着力引领儿童实现自我价值认同，从而进一步促成了童心解放。在日常亲子生活中，作为妈妈的刘云芳时时注意将这一家庭角色与自己的作家身份进行交融，不仅从孩子观察世界的独特方式中汲取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更收获了对儿童情感特点的深度认知，从而能在童话创作中更好地襄助儿童去放飞自我、解放天性。这就使得其作品在儿童性与文学性的结合方面几近天衣无缝，在艺术呈现上更趋完美，从而在现代性、审美性和价值性等三个方面实现了新变与超拔。在想象力普遍匮乏的当下，时代呼唤更加贴近大自然、更加符合儿童天性的审美趣味。刘云芳的童话创作中所体现的“复调”“自然”与“解放”精神，相信能为新时代中国童话的创新发展提供一面明光烁亮的镜鉴。

参考文献：

[1] 吴晓东,倪文尖,罗岗.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01):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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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利芳.论发展想象力作为童年文学的主导功能[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7(04):36-41.

[4] 刘慈欣：2018年被授予“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时在颁奖仪式上的获奖辞，https://www.sohu.com/a/294368273_481741

[5] 李利安·H.史密斯：《欢欣岁月》，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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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8][9][11][12][13][18][19][20] 刘云芳：《奔跑的树枝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3页，第57页，第46页，第112页，第23页，第81页，第67页，第14页。

[10] 吴其南.反抗现代化——20世纪儿童文学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形式[J].昆明学院学报,2015,37(05):1-5.

[14][24][25][26][27][28][29][30][31][32] 刘云芳：《老树洞婆婆的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第54页，第54页，第34页，第33页，第18页，第50页，第12页，第65页，第17页。

[21] 转引自王泉根编著《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4页。

[22] 李利芳.中国儿童文学价值论纲要[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62(05):118-131+237.

[23] 曹文轩：《我的儿童文学观念史》，《文艺报》，2017年02月13日，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213/c404072-29077541.html

[33] 刘纳：《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

刘云芳，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主要发表于《北京文学》《天涯》《青年文学》《散文》《散文选刊》等报刊。曾两次获得香港青年文学奖，并获得孙犁散文奖双年奖、孙犁文学奖、河北文艺贡献奖。已出版散文集《木头的信仰》《给树把脉的人》《陪你变成鱼》，童话《奔跑的树枝马》《老树洞婆婆的故事》。

刘耀辉，青岛科技大学传媒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青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

宋玉莹，广西贵港人，青岛科技大学传媒学院广播电视专业2022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意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