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引言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鲁迅作品就已跨越国界，开始了在广阔的世界文学场域的旅行。鲁迅不仅是域外文学资源的容受者，也是世界文学的创造者。因此，学者一方面探究世界文学对鲁迅的影响，同时也开始关注鲁迅作品在世界文学系统中的传播和接受情况，并始终对“世界文学中的鲁迅”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早在1977年，戈宝权先生就发表了题为《鲁迅的世界地位与国际威望》的文章。1981年，他的专著《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出版，该著以翔实的资料，从鲁迅与外国作家的友谊、鲁迅著作的翻译以及外国作家对鲁迅的评价等角度，较为全面地论述了鲁迅的世界文学地位。1994年和2014年，中国鲁迅研究会先后举办了“世界文学中的鲁迅”和“世界视野中的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综合来看，鲁迅文学的世界性、鲁迅作品在域外的传播、海外鲁迅研究等，是被讨论最多的话题。

然而，世界文学选集作为一个考察“世界文学中的鲁迅”的绝好观测点，却还未能得到学界的足够关注，而考虑到选集独有的权威性以及在教学中的重要位置，世界文学选集对鲁迅的呈现方式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兴趣和关注。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世界文学选集绝不仅仅只是民族文学的简单合集，它可以被看作一种特殊的文学史，是作家作品经典化的重要方式。它既是学者案头的参考书，也是学生手中的教科书，其影响十分广泛。因此，考察世界文学选集对鲁迅文学世界的绘制，无疑有着重要意义。鉴此，本文将透过世界文学选集一窥“世界文学中的鲁迅”。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目的不在于为“鲁迅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提供确定的答案，而是希望描述鲁迅在世界文学选集中的面貌。我们所关心的是，鲁迅文学中的哪些质素是他得以入选的原因？世界文学选集建构了怎样的鲁迅形象？鲁迅文学世界的哪个（些）侧面被凸显了，哪个（些）侧面又被遮蔽了？这对于世界读者理解鲁迅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世界文学中的鲁迅”的认识。

在众多的世界文学选集中，我们拟选取二十一世纪之初出版的三部较有代表性的著作进行比较分析：萨拉·拉沃尔（Sarah Lawall）主编的《诺顿世界文学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6 vols．，New York:Norton，2002，下称《诺顿》）、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主编的《朗文世界文学选集》（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6vols．，New York: Longman，2004，下称《朗文》）和保罗·戴维斯（Paul Davis）主编的《贝德福德世界文学选集》（The Bedford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6vols．，Bedford—St．Martin’s，2003，下称《贝选》）。之所以选取这三部选集，一是因为编者均为世界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二是三部文学选集均是英语世界绝大部分高校世界文学课程普遍采用的教材，影响深远。再者，所选三个版本均出版于新世纪，因此吸收了域外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体现着世界对鲁迅的最新认识。

二、选与编：粗线条的鲁迅画像

三部选集中，《诺顿》历史最长，早在1956年，美国诺顿公司就推出了《诺顿世界杰作选》(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但是早期的《诺顿》版却有些名不副实：虽然被冠以“世界”之名，《诺顿世界杰作选》却只收入了西方作品，而东方文学则作为“附庸”单独成册。换言之，当时的“世界”被等同于西方。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边缘”成为被关注的中心，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等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以及多元化呼声的日益高涨，这种西方和他方（The West and the Rest）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的世界文学观越发不合时宜。由此，在新世纪前后，《诺顿》也不得不“打开经典”，收入了大量的非西方作品，鲁迅也正是借此契机首次进入世界文学选集。《朗文》和《贝选》由于是在新世纪才首次推出，而此时，强调民族文学交流互动的新的世界文学观已成为学界共识，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将东西方文学共同纳入叙述。

本文选取的三种选集的第六卷均聚焦20世纪世界文学，《诺顿》和《朗文》选择鲁迅和张爱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贝选》则选择了鲁迅和北岛，鲁迅是唯一一位同时入选三部选集的中国现代作家，且位置靠前，这与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相一致的，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正如邓腾克（Kirk A.Denton）所言：“如果中国现代文学要在真正意义上拓展世界文学经典，而不仅仅是被汇入世界文学，就必须从鲁迅开始。”

三部世界文学选集的编写体例与一般的文学史非常相似，主要以时间为线分时期介绍。在具体介绍作家作品之前，选集首先会对该时期世界文学的概况、主要文学思潮的发生以及传播等问题做一总体梳理。每个作家的介绍由“文本”和“副文本”两部分构成。“文本”即所选作家的代表作品，“副文本”则主要包括作家的生平简介、作家艺术特色的概括以及对所选作品的解读等。选集“副文本”往往体现着选家的阐释框架，而在特定阐释框架支配下所选择的作品，必然会反过来印证这种阐述的合法性。选家正是借助无声的选择和有声的阐释，塑造作家的形象，并绘制出作家的看似“自足”的文学世界。下面，我们从副文本和文本两方面对三部选集呈现鲁迅的方式做对照梳理。

《诺顿》对鲁迅的介绍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开头。在介绍鲁迅个人的生平和文学成就之前，编者首先对中国现代文学做了一个整体判断。编者认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努力将自己从沉重的、令人压抑的过去中解放出来，试图找到一个独立于传统文明的中国文化身份。事实上，这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一直以来的核心关切。”虽然20世纪初西方文学被大量译介到了中国，但在编者看来，西方文学模式在当时的中国文人那里只具有“反传统”的“工具之用”，因为“许多中国作家并没有在西方模式中找到新的艺术的可能，而只是在其中寻求改变其文化或剖析中国文化遗产问题的手段”。这里的论述虽然没有直接指向鲁迅，但却绝非无关紧要，而是为接下来阐释鲁迅定下了基调。首先，可以看出，编者并不是把鲁迅作为一个个体，而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来加以观照的。换句话说，鲁迅被当作中国现代文学的——而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代言人，这即意味着，鲁迅与中国现代作家群所分享的共性会被凸显，而他独有的个性则无法充分呈现。其次，编者将“反传统”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底色，这也就决定了，被选为中国现代文学代表的鲁迅及其作品也必然会被置于“反传统”的框架下来解读。于是，鲁迅的小说被认为“是对一种彻底失败了的文化无情而荒凉的写照”，在鲁迅的笔下，“就连辨别善恶的能力也被这种（文化的）恶给侵蚀了”，从鲁迅的作品中，读者能够感受到“他对传统文化深深的愤怒”。编者虽然提到了鲁迅接受过传统教育这一事实，但却是为了将其作为批评的靶子：“有时候，他会在自己的小说中展露这方面（古学方面）的功底，但总是被他的反讽技巧大大削弱了（undercut）”。而鲁迅转向古典文学研究的原因，在编者看来也只是“为了自保”。因之，不难看出，《诺顿》着意塑造的是一个“反传统斗士”的鲁迅形象。

从鞭挞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解读鲁迅，尽管并不完全错，但问题在于，这种简单化的解读遮蔽了鲁迅对传统继承的一面。鲁迅“反传统”的一面在编者选择的《在酒楼上》和《狂人日记》中是有所反映的，但是在古今杂糅的《故事新编》那里就很难成立了，这恐怕也是《故事新编》无法入选的原因。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非常复杂，但新与旧绝不是鲁迅称颂或批判某一文化现象的标准，鲁迅在批判旧文化和旧文学的同时，也不无对其中有益成分的择取，即所谓“将彼俘来”“自由驱使，绝不介怀”。《诺顿》编者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解读似在突出其与传统的“断裂感”，且颇有些用力过猛，这种简单化的处理必然会导致对鲁迅的片面性认识。

与《诺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朗文》对鲁迅的阐释取的是“个体”的角度。《朗文》的鲁迅介绍部分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是编者没有对所选文本进行解读，而是用较大篇幅交代了对鲁迅文学道路产生过影响的重要事件，比如鲁迅接受的古典教育、家庭的变故、在日本失败的文学活动、幻灯片事件、鲁迅对新文学的贡献等。这种书写方式与编者的编写理念密切相关。主编大卫·达姆罗什表示：“在作家介绍方面，我们的目标是以容易理解的方式为读者提供重要信息。我们既不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跟读者讲述，也不会用大量难以消化的信息让读者无从下手。我们的介绍不追求全面，而是力图为读者提供进入文本的方式以及文本与外部的联系。我们的注释是简明的、信息性的，而不是庞杂的、解读性的。”然而，也许是为了帮助读者找到进入鲁迅文本的“正确方式”，编者在最后还是对鲁迅文学的特质做出了解读性的总结，与《诺顿》一样，这一总结也涉及鲁迅与传统的关系，所不同的是，《朗文》的解读更为辩证。编者认为：“这些作品（《呐喊》和《彷徨》）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总是以志在彻底改变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境和矛盾为中心的。他（鲁迅）虽然意识到中国传统思想和做法的缺陷和恶习，但却既不愿彻底否弃它，同时又对乌托邦式的改良能否真正带来积极的变革深感怀疑。对于写作能否真正掌握并传递真知、知识分子能否真正和普通大众交流这类问题，他也存有疑虑。这些问题终于让他在1926年彻底放弃了小说创作。”可见，《朗文》为读者呈现的是一个“一团矛盾”的鲁迅，编者设定的这一“认识装置”也直接体现在了鲁迅作品的选择上。

《朗文》的选文颇有些出人意料，但若将“一团矛盾”的鲁迅形象和这一形象对选文的规制作用结合起来看的话，编者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朗文》选取的第一篇作品既不是开中国现代文学先声的《狂人日记》，也不是在国外流传最广的《阿Q正传》，而是鲁迅披露心迹的文章：《〈呐喊〉自序》。《自序》开始时呈现给读者的无疑是一个绝望的鲁迅，这种绝望既来自因“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的孤独感，也来自“铁屋”理论所揭示的对启蒙有效性的深深怀疑。《自序》最后，我们又从作者的“不免呐喊几声”中听到了些许希望，虽然对于当时已开始逐渐进入“彷徨”期的鲁迅来说，这希望并非主动发自内心，而只是为了不致“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自序》中在绝望与希望之间摇摆的“我”，无疑十分契合“一团矛盾”的鲁迅形象。《朗文》另外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选择是被成仿吾称为“拙劣的随笔”、但被鲁迅收入小说集《呐喊》的《一件小事》，即使在国内的现代文学史教程中，《一件小事》也从来不是文学史家重点论述的对象，所以，《朗文》编者从鲁迅作品中选择这么一篇相对“小众”的小说，自然不会是出于随意。其实，《一件小事》之所以得以入选，恐怕主要还在于，小说中“我”对车夫的误认能很好地说明编者强调的、鲁迅对“写作能否真正掌握并传递真知、知识分子能否真正和普通大众交流”表示怀疑的一面。

与《诺顿》和《朗文》不同，《贝选》主要不是从鲁迅与传统的关系来解读鲁迅，而是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叙述视角：鲁迅与革命。这从介绍部分的小标题似乎就能说明问题。在开篇简要介绍了鲁迅的出身和弃医从文的经过后，编者分三部分来论述鲁迅的文学活动，每部分的小标题分别为“革命的一生”“政治小说”和“《阿Q正传》”。其中，“革命的一生”部分尤其值得注意。该部分共两段，第一段是对幻灯片事件的讲述和对《狂人日记》的解读。第二段编者笔锋一转，开始介绍鲁迅的革命活动以及和党派的关系，其中有如下一段文字：“尽管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二战后掌握政权之前，鲁迅已经去世了，但他被这位中国共产党领袖封为中国革命的精神导师”，“他组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躲避政治迫害期间以不同笔名写下了600多篇散文”。此外，《贝选》在页面的空白处设置了重点提示。鲁迅部分共有四处重点提示，其中三处涉及鲁迅与党派的关系。第一处是鲁迅1930年9月24日摄于上海的照片，照片下面配有说明文字：“作家鲁迅深受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尊崇。”第二处重点提示转引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即：“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民族英雄。”另一处引文则出自美国著名学者Daniel S.Burt，他说：“鲁迅被当做民族英雄，被中国共产党经典化，被尊为中国革命的智识源泉，为毛泽东培育了意识形态土壤。”以上引文中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暂且不论，这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编者的介绍集中在了政治党派对鲁迅的激赏以及被追加于鲁迅身上的革命意义，但鲁迅自己的立场却始终是缺席的，鲁迅与左联之间的复杂关系也被遮蔽了，这就给读者一种单一的“鲁迅主动配合政治革命”的印象。由此，一个“政治革命化”的鲁迅形象跃然纸上。无独有偶，《贝选》对选文《阿Q正传》的解读，也颇带些革命色彩。编者认为，《阿Q正传》“揭露了青年‘革命党’人的虚伪，他们处决阿Q是为了给人一种他们在维护法制和秩序的假象。中国革命前夕的各种敌对力量都在这里：对所处社会不甚了解的不幸个体；无力自保的旧秩序；将要诞生的、稚嫩的、肤浅的、无法主持公道的新秩序。《阿Q正传》并没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它是对错误的社会革命主张的审视，没有哪个群体能逃脱被讽刺的命运”。

“革命”的确是鲁迅世界的关键词之一，但是，鲁迅所投身的革命并非单纯的政治意义上的革命，鲁迅的革命观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人的解放的观念，是以“立人思想”为主体内容的，这种革命观与以夺取政权为前提、以国家政权的力量为主体的政治革命观有着本质区别，虽然两者在反对专制、反对帝国主义等方面不无一致性。对于鲁迅革命观与政治革命观既部分重合又本质不同的关系，学术界已达成共识，在国内的文学史书写中，“革命的鲁迅”也经历了从最初的“赋魅”到后来的“祛魅”过程。因此，《贝选》对“革命的鲁迅”的呈现失之简单而片面。

概而言之，对于同一个鲁迅，不同的世界文学选集塑造了殊异的鲁迅形象。其实，作家的性格、创作具有多面性，鲁迅更是如此，但三部选集都不同程度地放大并简化了鲁迅的某个主要特征，最终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漫画化的、粗线条的鲁迅形象。而世界文学选集的目标读者对有关鲁迅的知识储备相对不足，因此，选集内文本与副文本共同构成的、具有互证合法性的“话语场”，会有效组织目标读者对鲁迅的认知，最终，选集塑造的漫画化的鲁迅形象会在读者那里产生定型化效应。

三、教与学

除了考察选集对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呈现方式之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选集有关鲁迅部分的教学设计。

《诺顿》为每册选集配备了教师指导用书，其中不仅提供了关于每篇选文的背景知识，还列出了解读文本的多重视角。比如，编者首先提请学生“比较鲁迅为了改良社会所采用的叙事策略和其他受政治动因的作家有何不同，例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普列姆昌德、小岛信夫、纳丁·戈迪默、亚伯拉罕·B·约书亚等”，并让学生思考直接的劝诫、个人回忆录、反讽寓言以及其他策略激起读者道德反应的不同方式。其次，编者还将《狂人日记》和《在酒楼上》与艾略特的《荒原》以及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相比较，认为他们都试图重估过去对现在的影响，让学生比较“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对美好时光的怀旧和鲁迅对一种需要与压抑的过去决裂的文化的描述”。再次，编者提出通过比较《秋夜》中小花的拟人手法和海涅《孤杉立高寒》（Ein Fichtenbaum steht einsam）中对松树的拟人化，辨析德国浪漫派视角和现代中国视角的不同。此外，编者认为“斯威夫特《一个温和的建议》和《狂人日记》中所谴责的“食人主义”的并不完全相同，因为“有关食人的言说存在于中国的民间故事。因此，鲁迅笔下的狂人也许是患了妄想症，但他的恐惧并非毫无根据。相比而言，斯威夫特则是在隐喻的使用”。

《朗文》虽然也编有教师指导用书，但依然坚持尽量“不介入”文本解读的做法，只是引用夏志清的“感时忧国”说以及邓腾克的论文《雪中花：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困境》，简要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背景。《贝选》则设有“联系”（connections）板块，将与选文有关的作品和问题提示于此。编者认为，和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契诃夫《樱桃园》中的贵族们以及阿契贝《瓦解》中的奥贡喀沃一样，阿Q是自己所不能理解的社会力量的牺牲品。编者提出思考角度是：“人物对社会的不解带来了什么结果，是喜剧性的、悲剧性的还是令人同情的？”编者还将阿Q与斯威夫特笔下的格列佛以及伏尔泰笔下的赣第德相比较，认为他们都是天真而轻信的，而“阿Q的天真更凸出了压迫他并最终毁灭他的社会力量的残酷”，但在编者看来，与鲁迅相比，斯威夫特和伏尔泰对他们所讽刺的社会持有更为积极的社会愿景，编者的问题是：“每个讽刺家对他们所批判的社会弊病开出了怎样的药方？”

综观世界文学选集对鲁迅作品的教与学，可以见出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广阔的比较视野。进入世界文学选集，使得鲁迅有了与来自不同文学系统的杰出作家并置阅读的机会，鲁迅作品被置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参照系，编者的视野自然不会囿于中国文学或者东方文学内部，而是拓展到了极为广阔的世界文学场，这为认识鲁迅提供了一个“他山之点”。

第二，重技巧而轻思想。在引导学生进入鲁迅作品时，编者似乎更倾向于提醒学生注意鲁迅作品的形式特征（如叙事策略、讽刺手法等），而对于鲁迅思想对他作品产生的影响关注不足，这一点在上述问题设计中均有明确反映。

第三，重“平行”而轻“影响”。编者们似乎遵循的是以平行研究为主导的世界文学教学观，对于探究作品之间的影响关系并不热衷。将鲁迅与亚伯拉罕·B·约书亚、纳丁·戈迪默、阿契贝等相比较，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体现。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编者更为注重不同的民族文学中所表现出的相似性，以作为某一时期宏观性文学史的一般性，或者说世界文学的普遍性的印证。

四、鲁迅文学的复杂性与世界文学选集的局限性

鲁迅作品被选入世界文学选集无疑意味着对鲁迅经典作家地位的肯认，这对于扩大鲁迅在世界文学场的影响有着积极意义。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文学选集中的鲁迅却多少有些变形，呈现在世界读者面前的是一个个失真的鲁迅形象。可见，世界文学选集并不是万能的，而总是一种妥协的结果，有着自己的局限性。就世界文学选集对鲁迅的呈现来看，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1）翻译使得原作的美学价值无法得以充分展示；（2）编者对文类“正宗”的坚持使得鲁迅杂文无法进入他们的视野；（3）选集特定的叙述逻辑影响着选家对作家作品的选择和阐释。

第一，被翻译的鲁迅文学。

世界文学依赖于翻译，正是借助翻译，民族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和传播才成为可能。同样，任何一部世界文学选集必然是由原作和译作组合而成，选集中那些经过语言转换的作品，其艺术魅力无疑将有所流失，鲁迅的语言个性较强的作品就更是如此了。这里我们以《狂人日记》的序言翻译为例予以说明。《狂人日记》的“小序”是浅近的文言文，而“日记”是白话文。对于中文读者来说，这种语体差异是很容易分辨的。然而，在《朗文》选用的杨宪益和戴乃迭（下称“杨氏”）英译版本中，序言和正文却用的是相同的语体，英语读者显然无法感受到“小序”和“日记”在文辞上的强烈反差。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将从语言到内容极具反叛性的正文置于循规蹈矩的序言之下，必然有着语体之外的更深层次的用意，正如有学者注意到的，“文言与白话矛盾对峙的结构实际上是新文化与旧文化、新道德与旧道德两大不同的文化阵营、两大不同的价值世界尖锐对峙结构的‘代数’”，“序文结构不仅仅是文言与白话两种不同的话语形式的对峙，同时也隐含着依顺传统与反叛传统两种价值立场的根本对立”。但在杨氏译本中，由这种语体反差所带来的张力则无从体现。《诺顿》选用的威廉·莱尔（William Lyle）的译本试图再现原作语言上的层次感，他用高雅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文辞来翻译“小序”，而用大众的日常语翻译“日记”。虽然莱尔的处理并不一定能产生和原作完全相同的美学效果，但这种陌生化的手法必然会引起读者的注意，进而促使其思考形式背后的深层含义。

然而，让人不解的是，莱尔的译文删去了序言的最后一句：“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但这一句又绝非可有可无，相反，它对理解故事中的反讽至关重要。点名书名是狂人愈后所题，表明日记的题名者是回到了“正常”世界的“正常人”，而在此时的“正常人”看来，曾经的自己——也即日记的作者——是处于疯癫状态的，这是“小序”对“日记”的否定，是旧传统的归附者对挑战者的否定。“狂人”被社会接纳是以放弃与旧传统的抗争、接受旧秩序的收编为前提的，这也充分表明了旧文化同化力量之强大以及挑战旧文化任务之艰巨。删掉该句之后，原作的反讽效果难免大打折扣。

第二，被“窄化”的鲁迅文学。

杂文是鲁迅一生倾力最多的写作，如何认识鲁迅杂文，关乎对中国最有成就的现代作家的评价。然而，鲁迅杂文从一开始就命运坎坷。时至今日，虽然没有哪位国内的文学史家再会轻视鲁迅杂文的意义，但在世界文学场，鲁迅杂文依然难以得到认可，世界文学选集中始终没有鲁迅杂文的位置。三部选集在谈到鲁迅的文学成就时，无一例外将目光聚焦在了鲁迅的小说作品，小说之外的文学成就则只是一笔带过。《贝选》认为：“他（鲁迅）的文学声誉主要在于在1918到1935年之间创作的、后来收入《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部选集中的26篇短篇小说。”《诺顿》的表述如出一辙：“他（鲁迅）的名声完全建立在发表于1918到1926年的25篇短篇小说。”《朗文》主编大卫·达姆罗什声称：“我们深知在不同的时代和地方，不同种类的作品被当作文学来看待，所以（在文本选择上）我们采取了包容的态度，即以诗歌、戏剧和小说为主的同时，也会选取一些历史类、宗教类以及哲学类的文本。”但鲁迅显然未能受惠于这种“包容性”：《朗文》选文均出自小说集《呐喊》。

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以指出的是，首先，相比小说，鲁迅的杂文被翻译的较晚，数量也较少，影响力有限。其次，海外学者很少从艺术的角度研究鲁迅杂文，而只是把它看作了解鲁迅的文献。再次，海外文学史家对鲁迅杂文评价不高。比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认为鲁迅转而写杂文是“以此来代替他创作力的衰竭”，“他十五本杂文给人的总印象是搬弄是非、啰啰嗦嗦”。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恐怕在于鲁迅杂文挑战着编者们遵从的固有的文类秩序。这一点从各选集对“杂文”一词的翻译中就可见一斑。《诺顿》和《贝选》将“杂文”译为“political essays”（政治散文），《朗文》则译为“pointed essays”（尖锐的散文）。给essays额外添加定语，说明编者们认识到了“杂文”和《文学概论》中的散文不同，但用political或pointed来界定鲁迅的杂文，则表明在编者看来，鲁迅杂文之不同于一般散文，在于它政治性的内容或尖刻的语言。至于其美学价值，则并没有得到编者们的承认。凡此种种的原因，使得鲁迅杂文依然不入世界文学的楼台，鲁迅的文学世界也就难逃被“窄化”的命运。

第三，被想象的世界文学。

丹麦学者麦兹·罗森达尔·汤普森（Mads Rosendahl Thomsen）指出，“世界文学……从特定的方位看，它将始终是一种世界的文学”，美国学者珍妮特·沃克也认为，对于“什么是世界文学”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是谁在定义世界文学，何时、何地以及为何”。换言之，虽然存在着一个由文本构成的世界文学的真实世界，但我们在谈论世界文学时，其实是在谈论从各自的视点出发所想象的世界文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文学选集的编撰过程是编者对自己想象的世界文学的叙述过程。由于编者们的世界文学经验不尽相同，他们对世界文学的想象必然同中有异，他们叙述世界文学时所遵循的逻辑也必然有重合又有差别，选集对具体作家的呈现亦复如此。就三部选集对鲁迅作品的选择和阐释而言，重合的部分通常是那些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可的作品，《狂人日记》就属此类。选集之间的差别则主要是由于编者预设的叙述逻辑的不同，比如，《诺顿》选择《在酒楼上》有利于凸显鲁迅与传统的“断裂”；《朗文》选择《〈呐喊〉自序》意在呈现一个“一团矛盾”的鲁迅。而那些对选集规整的叙述逻辑构成冲击的文本则无法被纳入叙述。比如，对于旨在展示20世纪“世界各文学传统日益紧密的互联性”的编者来说，地方和历史特性较强的《故事新编》无疑是一个令编者们“感到不安”的存在，也因此在世界文学选集中难觅其踪。可见，编者对作家作品的选择和阐释，受制于他们对世界文学的想象和预设的叙述逻辑。这就意味着，面对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全部复杂性，只有符合编者“议程设置”的部分才能进入编者的视野，因此，世界文学选集中的鲁迅只能是一个似真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