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看《日暮黄昏时分的流亡》时，我蓦然想起宋代李觏的一句诗：“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落日和天涯，日暮黄昏与流亡，原来从古至今漂泊的人儿心里都有一个相同的意象。日暮黄昏时分，落日映照下的天空氤氲着朦胧微妙的色调，既温馨，又似乎带有一丝惆怅，正如背井离乡的卡斯特罗喜欢的莫兰迪的画，构图与色调性感而神秘。日暮黄昏时分，预示着夜幕的降临和一天的结束，外出觅食的鸟儿要归巢，在外劳累一天的人们也要归家，而此刻散落天涯的游子是无法归家的，便有了“流亡”。

尽管小说文本中并未出现“流亡”一词，但文章一开篇就点明了卡斯特罗的身世背景，他是一个对其原生家庭及生活感到失望和厌倦的墨西哥青年，背井离乡来到中国生活，由此来呼应题目中的“流亡”。“我”是蓝猫酒吧的常客，又是一名英语老师和兼职导游，与在蓝猫酒吧当厨师的卡斯特罗成为了朋友。卡斯特罗接近“我”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在异国他乡的孤独与落寞。当卡斯特罗与“我”聊起世界的混沌和人们对权力的追求，聊起他父母祖辈的移民经历，可以隐约看出卡斯特罗尽管对他的国家感到失望，却依然夹杂着丝丝怀念，他只身一人来到一个远离家乡的新大陆，内心一定充满了举目无亲的孤独和对陌生新环境的疑惑。在蓝猫酒吧倒闭后，卡斯特罗没有回墨西哥，考虑了一天后选择去了泰国。我想，在这一天的思考中，卡斯特罗有没有想过回到墨西哥，回到他的家乡？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卡斯特罗对其国家感到厌倦和失望，以至于这样一个年轻人最后仍然选择流亡于他乡呢？文中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也许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身不由己罢。

有一次卡斯特罗提出让“我”带他去看看我们所在的这座城市，一个宁静的下午及黄昏，“我”带着卡斯特罗去了常熟。卡斯特罗并不习惯虞山脚下蕈油面的清奇口味，对兴福禅寺门口那副“山中藏古寺，门外尽劳人”的对联也未必能辨出真义，但他总是微笑着尝试新鲜事物、认真地听着“我”的讲解，旅途中总会碰到喜欢和不喜欢的事物，卡斯特罗自由、平静而丰盈的表情深深感动了“我”。在旅行中了解这个城市的地理和文化也是卡斯特罗找寻归属感的方式。卡斯特罗说，那天旅途的美景让他想到了莫兰迪的画，他很喜欢莫兰迪的画。莫兰迪画的色调带有浅灰色原色的微妙，并不艳丽但却十分性感。就如卡斯特罗喜欢的中国女孩阿梅一样，气质恬静而神秘。卡斯特罗喜欢上阿梅或许还有另一层原因，江南姑娘细眉圆脸大眼睛的古典长相带有一种“令人无法克制的乡愁与爱怜”。既然已经无法回到故乡，游子也希望能在异国他乡寻找一个自己的归宿，阿梅的出现也许是让卡斯特罗想起了家。遗憾的是卡斯特罗最终只能止于对阿梅的暗恋，无论是他的异域文化背景还是经济实力，种种无可奈何的因素都表明阿梅不太可能爱上他。卡斯特罗陷入了焦虑、迷茫，甚至踩空掉进了小河沟、骑车上坡摔倒去医院缝了二十多针，在危难之时卡斯特罗常常首先想到向“我”求助，这是一位异乡人对“我”的一种无言的信任。放弃这一没有结果的单相思再一次打碎了卡斯特罗对归属感的渴望，这样深深的无能为力感和卡斯特罗当初不得已离开他的故国的情况是多么地相似。好在“我”的陪伴给卡斯特罗带来了安慰，使他不至于太孤单。

落寞的卡斯特罗又一次提出去常熟散心，他说那里的景色如同莫兰迪的画，“勾起他的欲望，又让他克制住它”，这种感觉就好像他喜欢阿梅，由于现实的种种因素两人终究无法走到一起，因而他只能克制住自己的爱意，将其深藏于心；又好比他的心充满着对家和归属感的渴望，但身不由己流亡于他乡，只好克制住怀念。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的，“一个人的一生里，需要接受多少不得不接受的、悲欣交集的事物呵”。在卡斯特罗要离开中国前，“我”去见了他一面，单相思没哭、去医院缝针也没哭的卡斯特罗在这一刻却放声痛哭，离别的惆怅常常带给人失控感和无力感，再舍不得的人也终究要分别。卡斯特罗在离开自己的故国前，是否也曾这样撕心裂肺地恸哭。来自孟买的吧台小哥临走前严肃地对我说“人类社会的命运，不容乐观”，大流行病的肆虐，社会经济的不景气，很多人迫于生存的压力不得已选择“流亡”于异乡，这些都为人类社会蒙上了一层阴霾。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我”与卡斯特罗的萍水相逢展现出了超越种族和血缘的信任、温情、善意，即便在一个远离家乡的陌生国度，依然存有人性的光辉，而我相信这些人性的光辉会普照着终将消逝的黑夜。

小说的结尾写到“我”在一次核酸检测时看到一位女孩很像卡斯特罗爱慕的那位阿梅，阿梅象征着一种情感的寄托。三毛曾说，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失去情感寄托的人就像漂泊无依的浮萍。卡斯特罗是被其原生家庭及生活抛出来的人，他与故乡的情感连接处于一种矛盾复杂的状态，看似薄弱却绵绵不断。如果有合适的时机，卡斯特罗也一定想回自己的故国墨西哥看看。来到中国的卡斯特罗也依然在寻找情感的寄托，无论是和“我”交朋友，还是对阿梅的暗恋，友情与爱情都是建立情感联结的方式。

小说《日暮黄昏时分的流亡》通篇以一种悲情的语调叙事，这不仅因为主人公卡斯特罗是一位寄居中国的离散者，还因为他所遭遇的并不理想的爱情。卡斯特罗一方面充满天涯游子的孤独感，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迷恋，这突出体现在他对虞山风景和江南姑娘阿梅的钟情上，所以他愿意滞留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卡斯特罗不同于《上海宝贝》、《我爱比尔》抑或《私人生活》中的老外形象，也就是说，他不是被90年代所流行的“后殖民”话语所建构出来的形象，他身上少了对中国居高临下的俯视，而倾向于平等互信的文化观念，对感情也十分专一。这应该是新时代语境下一种新的叙事景象，值得研究者关注。

（作者系湖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