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进一步将“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纳入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意义的框架之中。这一重要论述，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历史创造最深刻的理论概括和最高层次的政治表达，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中展开深入阐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水平、道路、性质：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理解

在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中国道路已经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现实话题。这个话题的特殊意义在于它肩负着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探索提供理论阐释和支持的任务，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该话题在21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始终处于焦点的位置。

邓小平首先从现代化水平的维度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邓小平在开启改革开放大门时对中国现代化目标作出重新审视和设计的成果，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简称，成为阐释中国现代化世纪目标的基本概念，“小康”这一富含中华传统文化意味的话语也由之成为中国现代化世纪目标的形象表达，家喻户晓。

从现代化水平的维度来理解现代化的目标，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普遍看法。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客观实际，提出了尽快缩小与西方国家现代化水平之间差距的任务。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现代化的认识，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把现代化水平的问题作为中心，因为该问题代表着现代化问题的核心，即实现先进的工业国对落后的农业国的替代。第二，基于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的基本国情，中国现代化水平的赶超需要长时期不懈努力。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中，中国的现代化蕴含双重历史必然性。一方面，现代化是人类历史的一种进步，近代以来中国的奋斗目标具有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样具有历史必然性。具体来说，中国现代化之所以被规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革命不仅为中国现代化打开了通道，而且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定向，中国的现代化由此获得了崭新的内涵，承载起超越性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现代化包含两个层次的特殊性：第一个层次是基本国情的赋予，第二个层次是社会主义的赋予，后一个层次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质的规定性。由此，与西方现代化相较，中国的现代化既表现出现代化水平和道路上的差异性，更表现出社会属性的差异性，后者揭示了两种现代化之间的本质区别。基于世界历史的视野理解中国的现代化，它不仅是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更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是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换言之，在它的特殊性中展现出一种新的普遍性。

中国现代化的起步虽然落后于西方，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中国道路的探索始终承载着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想象，始终将社会主义现代化立于价值制高点上，作为坚持不懈的奋斗目标。“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是中国现代化历史叙事绵延不断的主线，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阐发，就是对这一超越性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不过，由于中国现代化挺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习近平已经不再主要从水平和道路的维度强调自身的特殊性，而是更多地关注中国道路社会性质的问题，“中国式”不再只是一种特殊性的说明，而是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超越性的宣示。侧重从社会属性的维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取向，清楚地表达出习近平阐发中国道路概念及其意义的理论动机：一方面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的连续性作出正名。另一方面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加以肯定与颂扬的同时，基于中国问题提出了发展和完善中国道路的任务。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新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之新，就直接表现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基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两者的结合是对直接占有西方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文明成果的一次尝试。第二，两者结合的根本立意，是发挥计划和市场的各自优点，避免两者各自的缺点，这一实践过程就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力量驾驭资本逻辑的过程，通过这一努力，最大程度地缩短和减轻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曾经出现的弊端和苦痛。驾驭绝非如一些人理解的“政府驾驭着市场决定”那样，因为两者有不同的作用空间和目标定位，不能将政府驾驭论与市场决定论对立起来。驾驭的辩证法在于，实践主体必须坚持自我革命以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从而使社会主义原则得以充分的贯彻，否则就可能为资本所俘获。第三，两者的结合有着严格的边界和底线。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具有了列宁尝试过的“迂回过渡”的特征。这不仅表现在对资本和市场活动空间的规定上，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通过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确立起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性根基。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几乎在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大战略决策的同时，就围绕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这一崭新课题给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原则和基本规定，体现出这条新路的探索从一开始就确立起了“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有适应性的一面，又有超越性的一面，正是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从内部和外部的多重规定，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性的生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从交换关系层面实现了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超越。历史唯物主义将人类社会发展史划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塑造出中国现代化新的实践路径的同时，也塑造出一种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共时性存在的新的市场经济形态，成为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时代的特殊历史景观。与之相联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价值目标和历史任务，不是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向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方向转化，而是向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的方向转化。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越来越充分发挥资本和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同时发展和完善一种更多的、特殊的干预，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推动“做蛋糕”和“分蛋糕”历史的辩证的统一，推动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的有效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不断彰显。

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联系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个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中才能得到正确阐释的概念。文明是人们经常使用的概念，有其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它首先是一个超越了文化的范畴。它还与进步相一致，因而与野蛮相比较而存在。马克思经常使用“资产阶级文明”“现代文明”的词汇来指认他所生活的社会形态。正是从这里出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过程实质上就是扬弃与超越资本文明的过程。可以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不仅遵循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而且蕴含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特殊规律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特殊规律，在担负起现代化历史任务的同时又致力于对现代性发展困境的解决，进而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的基础与根据，两者结合的深入程度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展开高度一致。当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客观上承载起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任务时，这就意味着，如果离开两者结合的现实基础，既难以深刻理解中国道路的新意所在，也难以正确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进展。